参考来源：《中国空军史》、百度百科-王宝玉词条、央视网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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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5日中午，黑龙江某航空兵团的飞行值班室陷入一片紧张。
编号305的歼-6战斗机在训练中突然失去联系，地面指挥中心的呼叫声响彻整个指挥大厅，可无线电里始终没有回应。
28岁的飞行员王宝玉和他驾驶的战机就这样消失在辽阔的天际。
当天傍晚，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这条消息震惊了中苏两国，也揭开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的序幕。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年轻飞行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从青岛少年到空军飞行员的成长之路
1962年12月，王宝玉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普通家庭。这座海滨城市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王宝玉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与大多数山东人豪爽直率的性格不同，王宝玉显得格外内向，不爱说话，更喜欢独处。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本中度过的，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天。
这种性格让他在学校里显得有些孤僻，但也培养了他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从小学到中学，王宝玉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他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尤其喜欢阅读各种书籍，从历史到文学，从科学到哲学，涉猎广泛。这些阅读经历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
1980年7月，18岁的王宝玉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那一年，空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飞选拔，王宝玉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优异的文化成绩通过了层层筛选，成功考入空军飞行学院。
在那个年代，能够成为飞行员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
招飞的标准极其严格，不仅要求身体条件过硬，视力、听力、心肺功能等各项指标都要达到极高的标准，文化成绩也必须十分优秀。
能够从成千上万的报考者中脱颖而出，王宝玉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进入飞行学院后，王宝玉开始接受系统而严格的飞行训练。
飞行学院的生活与他之前的求学经历完全不同，这里有着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天从早到晚都排满了各种训练课程。
理论学习包括航空理论、气象学、导航学、飞行原理等诸多学科，实践训练则包括体能训练、模拟飞行、实际操作等环节。
王宝玉在学院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理论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列，对各种飞行理论知识掌握得相当扎实。
他善于钻研，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反复琢磨，直到完全理解为止。
在飞行技术方面，他的进步也很明显，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在同期学员中属于中上水平。教员们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勤奋、有潜力。
在飞行学院的四年时光里，王宝玉逐渐掌握了驾驶战斗机的各项技能。
从最初在教练机上的简单起降，到后来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飞行动作，他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1984年，由于表现突出，王宝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也意味着组织对他的认可和信任。
1984年毕业时，王宝玉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担任飞行员。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也是他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对于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来说，能够进入作战部队服役，意味着他将真正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重任。
王宝玉带着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离开了生活四年的飞行学院，奔赴东北的部队驻地。
然而，王宝玉没有想到，从学院到部队的转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作战部队的环境与飞行学院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学院里，大家都是学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评判标准相对单一。
可到了作战部队，这里汇集的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精英飞行员，每个人都有着过硬的飞行技术和丰富的训练经验。
王宝玉很快发现，在这个精英云集的集体中，自己不再是那个特别突出的人。曾经在学院里建立起来的优越感，在这里受到了冲击。
身边的战友们个个身手不凡，有的人飞行技术比他更娴熟，有的人理论知识比他更扎实，还有的人在某些特殊科目上有着独特的天赋。这种落差让王宝玉感到了一丝不适。
更让他感到困扰的是人际关系问题。作战部队是一个讲究团队协作的集体，飞行员之间需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可王宝玉从小养成的内向性格，让他很难快速融入这个新环境。
战友们大多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闲暇时爱聚在一起聊天、下棋、打球。可王宝玉却总是独来独往，很少参与这些集体活动。
他不是不想融入，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在他看来，那些喜欢打打闹闹的战友似乎有些幼稚，那些热衷于开玩笑的人缺乏深度。
他更愿意一个人待着看书，思考一些他认为更有意义的问题。这种心态让他与战友们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
战友们主动跟他交流，他的回应总是寥寥数语；有人邀请他一起活动，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部队领导很快注意到了王宝玉的这个问题。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团结协作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一个不能很好融入集体的飞行员，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发展，也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战斗力。领导找王宝玉谈了几次话，希望他能够打开心扉，多和战友们交流。
战友们也没有因为他的冷淡而疏远他，反而更加主动地关心他，帮助他适应部队生活。
在这样的氛围中，王宝玉表面上开始有所改变。他参加了一些集体活动，也会和战友们一起吃饭聊天。
领导和战友们都觉得他在进步，正在逐渐融入集体。可实际上，王宝玉心里的那堵墙并没有真正拆除。
他只是在应付，在表演，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距离。这种表里不一的状态，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飞行训练方面，王宝玉的表现还算不错。他驾驶的是歼-6战斗机，这是一种轻型歼击机，虽然性能比较老旧，但操控灵活，是训练飞行员基本技能的良好平台。
王宝玉对飞行技术的钻研很认真，训练中也很刻苦。他的飞行技术稳步提升，在一些考核中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领导和教员对他的飞行能力给予了肯定，认为他是个有潜力的飞行员。
然而，在部队的这几年里，王宝玉的性格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他依然内向、多疑、自尊心极强。
这些性格特点在平时可能不会有太大问题，可一旦遇到挫折，就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而生活，总是会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考验。
【2】职务晋升与家庭矛盾带来的心理困境
时间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王宝玉在部队已经服役了几年。
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像他这样资历的飞行员，如果表现优秀，应该有机会得到晋升，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可现实却让王宝玉一次次失望。
空军部队对飞行员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不仅要看飞行技术，还要看政治素质、组织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多个方面。
王宝玉的飞行技术虽然不错，但在综合素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他不善于与人沟通，组织协调能力较弱，团队意识也不够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他在晋升竞争中处于劣势。
与王宝玉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中，有几个人综合素质发展得特别快。
他们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而且善于团结战友，组织能力强。这些人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被提拔到中队长、大队长等领导岗位。
每当晋升名单公布时，王宝玉都会仔细查看，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可一次又一次，名单上都没有他。
这种落差让王宝玉感到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的飞行技术并不比那些被提拔的人差，为什么偏偏没有自己？
他开始怀疑是不是领导对他有偏见，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是不是晋升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的因素。这些想法在他心里生根发芽，逐渐演变成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
王宝玉曾经向领导提出过自己的困惑，询问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到晋升。
领导耐心地向他解释，晋升是综合考量的结果，不仅要看业务能力，还要看政治素质、群众基础、组织协调能力等多个方面。
领导也指出了王宝玉存在的问题，希望他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可王宝玉并没有真正听进去这些话，他觉得这些都是借口，是领导在敷衍他。
除了职务晋升的问题，家庭方面的矛盾也给王宝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88年，26岁的王宝玉结婚了。
他的妻子性格外向，善于交际，活泼开朗，跟王宝玉内向沉闷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按理说，性格互补的两个人在一起会更加和谐，可在王宝玉和妻子的婚姻中，这种互补反而成了矛盾的源头。
结婚后不久，王宝玉就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在部队，干部家属随军是一项重要的福利政策，既能让夫妻团聚，也能解决家属的工作和生活问题。
可问题在于，198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时期，地方上很多单位开始打破大锅饭体制，精简机构，压缩人员。在这种大背景下，部队干部家属的工作安置变得越来越困难。
王宝玉妻子的工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开始，妻子还能理解，认为这是政策调整期间的正常现象，只要耐心等待，问题总会解决。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工作安置的事情始终没有着落。妻子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殆尽，她开始抱怨王宝玉无能，说他连自己妻子的工作都安排不好，还谈什么前途。
这些抱怨像利刃一样刺痛着王宝玉的自尊心。作为一个男人，他当然希望能够为妻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
可工作安置的问题不是他个人能够决定的，这涉及到地方政策、编制限额等诸多因素。
王宝玉为此找过领导，也托过关系，可始终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妻子的抱怨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力和挫败。
工作问题没解决，夫妻俩还面临着两地分居的困扰。按照部队的规定，家属工作安置之前，只能暂时住在招待所或者临时住房，不能随军队生活。
这意味着王宝玉和妻子虽然结了婚，却不能天天在一起，只能在休假时才能见面。这种状况对任何一对新婚夫妻来说都是煎熬。
妻子的性格外向，喜欢社交活动，在等待工作安置的这段时间里，她认识了很多朋友，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可王宝玉生性多疑，总是担心妻子在外面会出什么问题。他经常打电话查岗，问妻子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在做什么。
这种过度的猜疑让妻子感到很不舒服，觉得王宝玉不信任她。两个人经常因为这类事情发生争吵，夫妻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1989年初，在组织的努力下，王宝玉妻子的工作问题终于有了着落。
师部驻地的一家单位同意接收她，虽然待遇一般，但总算有了一份正式工作。王宝玉本以为这下问题解决了，夫妻关系也能缓和。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妻子的工作单位在师部驻地，而王宝玉所在的飞行团驻扎在另一个地方，两地之间有一段距离。这意味着他们依然要分居两地，只是比之前的情况稍好一些。
妻子对这个安排并不满意，她希望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宝玉也希望能和妻子在一起，他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在师部驻地工作生活。
于是，王宝玉萌生了调动工作的想法。他想调到师部驻地的飞行团工作，这样就能和妻子在一起了。
王宝玉的原团长当时已经调任师里担任领导职务，王宝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去找老领导帮忙。他本以为老领导会照顾他这个老部下，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位老领导治军严格，一向公正无私。他听了王宝玉的请求后，不仅没有答应，反而严肃地批评了王宝玉。
老领导指出，作为一名军人，应该以服从组织安排为重，不能总是考虑个人问题。工作调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必须从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不能因为个人的家庭问题就随意调动。
老领导还提醒王宝玉，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飞行技术，完成训练任务，而不是整天想着调动工作。
这次谈话让王宝玉感到非常委屈和愤怒。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只是希望能和妻子在一起，这是人之常情。
可老领导却这样批评他，让他觉得很没面子。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不久之后，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可这份名单里依然没有王宝玉。
王宝玉开始怀疑是老领导在从中作梗。他觉得自己因为提出调动要求得罪了老领导，老领导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他，故意不让他晋升。
这种想法在王宝玉心里越来越强烈，他觉得自己在部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所有的努力都得不到认可，所有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
与此妻子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工作虽然安排了，可待遇并不理想，工作内容也不是她喜欢的。
更重要的是，她和王宝玉依然分居两地，婚姻生活远不如她想象的美好。妻子开始频繁地向王宝玉抱怨，说他没本事，连最基本的家庭问题都解决不好。
她有时候还会拿别人家的丈夫跟王宝玉作比较，说某某的丈夫已经当上了中队长，某某的家属工作安排得很好，两口子生活在一起幸福美满。
这些话深深刺痛了王宝玉。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无法忍受妻子对他的贬低和嘲讽。可他又确实无力改变现状，这种无力感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夫妻俩的关系越来越差，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每次争吵过后，王宝玉都感到身心俱疲，觉得生活毫无希望。
1989年2月，由于王宝玉在家属工作安置问题上反应强烈，加上他与领导的关系紧张，团政治处决定将他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这个决定让王宝玉感到更加屈辱。在他看来，自己只是正常地争取应有的权益，却被当成了思想有问题的人，这是对他极大的侮辱。
成为思想工作重点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组织会对他进行重点关注和帮助，定期找他谈心，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可在王宝玉看来，这不是关心，而是监视。他觉得组织不信任他，把他当成了危险分子。这种感觉让他更加压抑和痛苦。
在这段时间里，王宝玉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对部队产生怨恨，觉得这里不公平，不适合他。
他怀念在飞行学院的日子，那时候虽然训练辛苦，但至少单纯快乐，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现实问题。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当初选择当飞行员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这种消极情绪的支配下，王宝玉开始关注外界的信息。19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
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关于西方世界的各种信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国内。一些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资料开始流传，描绘着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西方世界。
王宝玉接触到了这些资料。在他当时的心态下，这些描绘西方美好生活的内容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他开始想象，如果能去西方国家生活，是不是就能摆脱现在的困境？是不是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用再面对这些烦心的事？这些想法在他心里萌芽，并逐渐生长。
【3】叛逃念头的产生与周密准备
1989年对于王宝玉来说是煎熬的一年。工作上不顺心，家庭里不和睦，再加上被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的身份，让他感到处处受限，处处不如意。
这一年里，他的心态越来越消极，对部队的怨恨越来越深，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心态下，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念头开始在王宝玉脑海中浮现：叛逃。
这个念头一开始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可很快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个可能性，分析各种可行的方案。
王宝玉很清楚，以他的身份和条件，直接出国是不可能的。作为现役军人，尤其是掌握军事机密的飞行员，出国审批极其严格，他根本没有合法出境的途径。
可他手中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他是飞行员，他会驾驶战斗机。如果驾驶战斗机逃离，就有可能成功。
这个想法让王宝玉既兴奋又恐惧。兴奋的是，这似乎真的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恐惧的是，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动，稍有不慎就可能机毁人亡，即使成功了，也意味着背叛祖国，背叛军队，成为一个叛徒。可在当时的王宝玉看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不如冒险一搏，去追求他想象中的自由生活。
王宝玉开始为叛逃做准备。他必须考虑清楚往哪里逃，如何逃，以及逃走之后该怎么办。经过反复思考和分析，他把目标锁定在了美国。
在他看来，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代表，是自由和富裕的象征。如果能去美国，他就能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可问题在于，从东北到美国，距离太远了，歼-6战斗机的航程根本飞不到。王宝玉需要找一个中转站。经过仔细研究，他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虽然中苏关系在1989年已经开始正常化，但在王宝玉看来，苏联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他可以先飞到苏联，然后通过苏联的帮助转去美国。
这个计划听起来可行，可实际操作起来充满了变数。王宝玉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在训练飞行中找到机会脱离编队；第二，飞往苏联的具体航线如何规划；第三，在苏联的哪个机场降落；第四，降落后如何与苏联方面沟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宝玉开始暗中收集各种资料。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的地理位置、气象条件、机场分布等信息。
他翻阅各种航空地图和气象资料，把苏联远东地区几个主要军用机场的位置、跑道长度、导航频率等数据都记在脑子里。
在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王宝玉表现得非常谨慎。他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到他的真实意图，否则计划就会功亏一篑。
可问题在于，他作为思想工作重点人，本身就处在组织的重点关注之下。如果继续表现出消极情绪，肯定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限制，这对他的计划不利。
于是，王宝玉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伪装。他要让组织觉得他的思想已经转变了，他已经想通了，不再是问题人员了。
只有这样，组织才会放松对他的监视，他才有机会实施叛逃计划。
1989年下半年开始，王宝玉的表现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牢骚满腹，不再频繁地抱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如意。
他开始主动参加集体活动，跟战友们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在工作上，他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训练刻苦认真，完成任务质量也有所提高。
这些变化让领导和战友们感到很欣慰。大家都觉得王宝玉终于想通了，思想转变过来了。
政治处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了解他的思想状况，王宝玉都表现得很配合，说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认识到了之前的错误，决心以后要好好工作，服从组织安排，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家庭方面，王宝玉也做出了努力。他减少了对妻子的猜疑和指责，尽量满足妻子的需求，夫妻关系有所缓和。
妻子看到丈夫的变化，也觉得婚姻生活有了一些希望，对王宝玉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990年5月，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考核，团领导认为王宝玉确实有了很大进步，思想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在一次党委会上，组织决定撤销王宝玉思想工作重点人的身份，恢复他的正常管理。这个决定对王宝玉来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他终于摆脱了重点监控，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可领导和战友们不知道的是，王宝玉的这些表现全都是伪装出来的。在表面积极向上的背后，他的叛逃计划从未停止。
相反，随着监控的放松，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了。他可以更自由地接触各种资料，可以更从容地规划逃跑路线，可以更仔细地思考每一个细节。
王宝玉把整个叛逃过程在脑海中反复推演了无数遍。他设想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思考了相应的应对方案。
他计算飞行距离和油量消耗，研究最佳的飞行高度和速度，规划躲避雷达探测的方法。他甚至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和俄语短句，以便降落后能够与苏联军方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王宝玉也产生过犹豫和动摇。毕竟，叛逃意味着背叛祖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罪行。
一旦实施，就没有回头路了。他想过自己的父母，想过自己的战友，想过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
可每当这些念头浮现时，他就会想起自己在部队受到的种种委屈，想起妻子对他的嘲讽，想起那些被提拔的同期战友，想起自己看不到希望的前途。
这些负面情绪会很快压倒良知和理智，让他坚定了叛逃的决心。
1990年夏天，王宝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的思想工作重点人身份已经被撤销，部队对他的监管已经恢复正常，没有人会特别关注他的行动。
他对苏联远东地区机场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对飞行路线也规划得很清楚。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可以让他实施叛逃计划的飞行任务。
8月的东北，天气开始转凉，秋高气爽，正是进行飞行训练的好时节。部队安排了密集的训练计划，飞行任务一个接一个。
王宝玉知道，机会很快就会来临。他暗暗做好了准备，等待着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时刻到来。
1990年8月25日，这一天注定会成为王宝玉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悔的一天。
清晨，部队照例召开飞行准备会，宣布了当天的训练计划。王宝玉被安排执行一个低空特技飞行训练任务，起飞时间是中午12时09分。
当听到这个安排时，王宝玉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知道，他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低空飞行训练，这个科目给了他最好的掩护。
按照训练要求，他需要在低空进行各种机动动作，这正好可以为他的超低空逃离提供合理的解释。
王宝玉表面上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安排,内心却在盘算着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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