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建国以来伟人文稿》第8册、《张国焘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新华社香港分社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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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香港九龙老街一栋陈旧的老楼里，61岁的张国焘坐在狭小的房间内，面前摊着几张稿纸。
外面细雨霏霏，屋内昏暗潮湿，房租高达6000港元的三室一厅里，挤着一家四口人。
此时距离他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如今却沦落到要向昔日同志求助的境地。
妻子杨子烈因摔断臀骨成了跛子，行动不便，三个儿子还在求学，全家开销全靠大儿子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的微薄薪水维持。
张国焘用化名"凯音"在香港定居已近十年。
朝鲜战争后，他的时政评论文章越来越没有市场，炒黄金又血本无归，经济状况日趋窘迫。
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各种账单，这个曾经统帅八万红军的风云人物，如今却为柴米油盐发愁。
就在这个秋天，张国焘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他要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渠道，向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昔日同志们写信，请求给予生活补助。
这封信将牵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那位伟人的心弦，二十年的恩怨情仇即将迎来一个重要转折。
【一】从建党元老到叛党投敌的历史轨迹
要理解1958年张国焘求助事件的深层意义，必须回溯他与伟人的历史渊源。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家庭。
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
优越的家庭条件让张国焘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比那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小四岁，家境却要优越得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是当时的学生领袖。
他把学生们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在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
正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张国焘第一次见到了那个来自湖南的图书管理员。
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第一次的交谈。
后来那位伟人在多年以后的采访中对这件事印象深刻，表示当时的学生领袖们"看不起我是个乡下的"。
1920年10月，张国焘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代表，张国焘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会后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张国焘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担任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农工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除了维持基本的吃穿，张国焘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给李大钊充作组织经费。
在中共一、二、三大会议中，张国焘都担任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
随着职务提升和权力增长，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开始膨胀。
1931年，他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红四方面军在他领导下发展到8万多人，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红军部队之一。
强大的实力让张国焘自信心极度膨胀。
1935年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近8万人，而中央红军经过前一阶段长征，只剩不足3万人。
实力对比的悬殊让张国焘产生了错误想法，开始质疑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坚持要南下川康建立根据地。
1935年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坚持北上路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分裂。
1935年9月9日，据叶剑英回忆，张国焘发密电要求武力解决，得到消息的那位伟人等不辞而别，仅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北上。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
"第二中央"宣布开除那位伟人、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署名向陕北的中共中央宣称：
"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很快遭遇现实打击。
1935年11月，在川西南的百丈关，红四方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20多万大军围攻，经过7天7夜激战，红军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
走投无路的张国焘被迫在1936年6月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深入批判，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张国焘发现自己在党内影响力日渐式微，越来越被边缘化，心理失衡达到极点。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以祭黄帝陵为名，乘车离开延安，连夜逃往国统区，投靠蒋介石。
据蒋鼎文在回忆录中记载："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4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投靠国民党后，张国焘被授予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等职务。
戴笠专门为他成立"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国焘任主任，利用他在中共内部的关系进行策反活动。
张国焘向戴笠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人才，每个学员都由张国焘亲自考核。
随着时间推移，国民党对张国焘的热情逐渐冷却，他们发现这个叛徒的价值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1948年，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
同年11月，他匆忙前往台湾，可是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不仅没有给他安排工作，连他租住的房子都被强行征收。
【二】香港岁月：从风云人物到落魄文人
1949年冬天，无奈的张国焘带着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香港定居。
他给自己起了化名"凯音"，在九龙老街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开始了流亡生涯。
香港的生活远比张国焘想象的艰难。
6000港元的房租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香港寸土寸金，房价高得惊人，原因之一就是从内地来了一批出手阔绰而又无处可去的寓公。
一家四口的日常开销更让他头疼不已。张国焘只能靠给小报写评论文章赚取微薄稿费维持生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国焘看到了"商机"。
他每天订阅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前景，有时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
随着战争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张国焘认为战争会推高金价，于是用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本金，在金融市场上炒起黄金。
一开始，张国焘的判断还算准确，黄金价格确实上涨。
可是好景不长，黄金价格突然暴跌，等张国焘反应过来时，已经亏得血本无归，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祸不单行的是，妻子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摔断臀骨，好不容易四处借钱保住了性命，但留下病根成了跛子，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一筹莫展。
张家从此内外交困、贫病交加。
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
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医疗费、学费和生活费。
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账单，张国焘坐困愁城。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交换意见，决定组织定期座谈会。
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文章。
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成立。
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
离开《中国之声》杂志后，张国焘又因炒黄金蚀了本，妻子杨子烈又摔坏了臀骨，经济拮据和高昂治疗费用让张国焘一筹莫展。
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焦虑不已。
张国焘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境地。
在香港的国民党人对他始终保持距离，毕竟连自己的党都能背叛的人，谁敢真正信任。
从大陆来的其他人，听说他的身份后也都避而远之。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风云人物，如今却成了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人们对他写的时政评论兴趣大减，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求稿。
当时在香港各大报刊上相互争论的主要文章，不是站在共产党方面，就是站在国民党方面，或者是站在第三势力方面。
张国焘写政论文章，既不倾向于共产党，也不倾向于国民党，又不同于第三种势力，别人不太注意他的文章，声音显得很微弱。
香港的报刊喜欢刊登热闹的文章，这使得张国焘的文章倍受冷落，稿费收入大幅降低。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际，美国人嗅到了他的踪迹。
1953年初夏，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
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
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那位伟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
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
作为回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三】第一次回归尝试：1953年的试探与拒绝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收集了香港的许多报刊，认真阅读了上面有关中共八大召开的情况。
他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那位伟人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国共产党方面至少会养活他。
于是，张国焘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以便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
但是，张国焘仍然脚踩两只船，他也通过一些关系，与美国人联系，试探能否与美国人合作。
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表示，美方愿意帮助他，并给了他一些生活补助。
这样，张国焘一方面寻找能够联系共产党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人接触。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电话。
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焘说："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港，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陈先生称张国焘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
张国焘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
陈先生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
"好，好。"张国焘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那位伟人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几天后，陈先生电话约请金尧如到一间咖啡室见面，转达了张国焘的要求。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
"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
金尧如思忖了一会儿，回答说："张国焘先生愿意回归党和人民，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请示分社领导的意见，再听中央的回音。不过，光是我口头反映，恐怕凭证不够。"
陈先生马上补充道："张国焘伯伯告诉我，他准备写封信给那位伟人。你回去与分社领导商量一下，如果同意反映给中央就来个电话，我把信送去。"
金尧如将这一动态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汇报。
黄作梅认为可以将张国焘的信件上报中央。
金尧如打电话通知陈先生。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请陈先生交到金尧如手上。
张国焘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收信人姓名，下署"张国焘拜上"。
正文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
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速度派专人把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他必须首先认真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诚意。
凡是曾经给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人物，回党之前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宣布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此类问题的惯例。
这种要求，并不是专门针对张国焘一人的。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
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张国焘得知情况后，借口自己身体不好，说是暂时放下这件事情，以后再谈。
显然他无诚意，而只是想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
正好这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悄悄汇来资金索取书稿，为了美金，他开始写书稿《我的回忆》。
中央的善意没有感化张国焘，他在思考一夜后拒绝了这个条件。
内在的本性未变，同样的故事版本就再轮回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达成目的。
【四】生活困境加剧与美国人的青睐
经过一年多，到了1958年，张国焘的处境更加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高额学费让他一筹莫展。
朝鲜战争进入打持久战阶段后，人们的关注点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于朝鲜战场，再加上双方都动用空军力量参战，而张国焘不太了解空军参战情况下的战局，他后期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往往流于发空议论。
这样，他的文章读者群就缩小了，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求稿。
张国焘写政论文章，既不倾向于共产党，也不倾向于国民党，又不同于第三势力，别人不太注意他的文章，声音显得很微弱。
香港的报刊喜欢刊登热闹的文章，这使得张国焘的文章倍受冷落，稿费收入大幅降低。
就在这时，张国焘终于同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联系上了。
1958年10月，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接触中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
张国焘的这个意思，很快就传到了大陆，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将张国焘表达的意思印成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报送到那位伟人那里。
伟人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知道张国焘生活困难的处境。
当简报传到伟人那里时，他根据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意见，提笔在简报上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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