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秀才李鸿远把他十年寒窗写成的一卷《平寇策》，当作自己的命。
他觉得，安庆大营里的曾国藩只要看一眼，就该把自己引为当世的卧龙凤雏。
可他没想到，文章被一个看门的小吏随手扔进了纸堆里，而他自己，在见到那位传说中的曾帅后，只被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老家祠堂，怎么盖起来的？
这个问题，让他差点当场死在帅帐里...
李鸿远到安庆的时候，天正下着一种腻歪的雨，不大，但能钻进你的骨头缝里。
江风把雨丝吹得斜过来，像一排排生了锈的针，扎在人脸上。
安庆城外，湘军的大营连成一片，黑黢黢的，像趴在泥地里的一头巨兽。
兽嘴里呼出的气，是人的汗味、马的骚味、伙房的油烟味，还有一股子血放久了发酵的腥气。
李鸿远不喜欢这个味道。
他是个秀才，来自湘南一个叫白马渡的村子。他们村只有一口井，井水是甜的。他习惯了那种味道。
他紧了紧身上那件洗得泛出青白色的儒衫，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风一吹，那点可怜的布料就像一片枯叶，贴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
他怀里揣着一卷东西，用油纸包了三层，那是他的《平寇策》，他的心，他的肝，他后半辈子的指望。
大营门口，人挤着人，像一群等着分食的野狗。有挎着刀的江湖客，有穿着绸衫的商人，更多的是像他一样，一脸菜色、眼神里却烧着火的读书人。
火是功名的火，是野心的火。
李鸿远排了半个时辰的队，终于挤到了前面。一个负责登记文书的小吏坐在一张破桌子后面，头也不抬，只顾着拿指甲剔牙缝里的肉丝。
“有事？”那小吏的眼皮懒洋洋地掀了一下。
李鸿源躬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那卷油纸包，双手递过去。
“这位官爷，学生李鸿远，有平寇之策，献与曾帅。”
他的声音因为紧张，有点发颤。
小吏连油纸包都懒得拆，拿在手里掂了掂，轻飘飘的。他嘴角撇出一丝笑，那笑意像安庆的雨，又冷又腻。
“策？什么策？平寇策、安民策、剿匪策……每天没有一百卷，也有八十卷。”
他随手一扬，李鸿远的心肝宝贝，就划出一道弧线，落进旁边一个大筐里。那筐里已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卷宗，像一堆没人要的垃圾。
“行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吏挥挥手，像赶一只苍蝇。
李鸿远愣在原地，他想说点什么。想说我这策不一样，是我熬了三个月的心血，里面有图，有数据，有对长毛各路贼首的分析。
可他看着小吏那张油腻的脸，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看见小吏从筐里随手抽出一卷，打开瞥了一眼，然后揉成一团，扔到脚边，拿来垫他那条沾满泥的靴子。
一股寒气从李鸿远的脚底板，一路窜到天灵盖。
他在安庆一待就是半个月。
带来的盘缠一天比一天少，从客栈搬到了城隍庙，最后只能在一家龙蛇混杂的小茶馆里，花几个铜板买一壶最便宜的粗茶，再要一碗白水，就这么坐上一天。
晚上，就和那些脚夫、乞丐一起，缩在茶馆的屋檐下。
茶馆是个听消息的好地方。
“听说了吗？北边来的那个王麻子，懂水利，被赵大人看中了，派去修沿江的炮台，一个月给十两银子的安家费！”
“那算什么？有个姓钱的账房先生，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把后营那堆烂账给理顺了，现在是军需处的红人，出入都有小马弁跟着。”
“还是得有真本事。光会念几句‘子曰诗云’，顶个屁用。曾帅要的是能下地干活的，不是供起来的菩萨。”
这些话像一把把小刀子，一刀一刀割在李鸿远心上。
他会什么？
他会背《论语》，会背《孟子》，会写八股文，会做策论。他能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本朝的得失。
可这些，在这里，好像真的顶个屁用。
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李鸿远缩在屋檐下，怀里那卷《平寇策》的副本被他捂得滚烫。
他饿得头晕眼花，听着茶馆里的人划拳猜枚，闻着里面飘出的肉包子香气，胃里像有只猫在挠。
一个跛脚的老兵，喝多了，被茶馆伙计推了出来，一屁股坐在李鸿远身边。
老兵满嘴酒气，冲着他嘿嘿笑。
“读书的？”
李鸿远点点头。
“想见曾帅？”
李鸿远又点点头，眼睛里燃起一丝希望。
“别想了。”老兵打了个酒嗝，“曾帅那儿，门槛高着呢。你看看你这身板，风一吹就倒，能上阵杀贼吗？你看看你这双手，细皮嫩肉的，能修墙挖沟吗？”
老兵捏了捏李鸿远的手腕，像捏一根干枯的树枝。
“咱们这儿，认的是力气，是算盘，是能换成粮食、换成刀枪的本事。你那些文章，写得再好，能让长毛的脑袋自个儿掉下来？”
老兵说完，摇摇晃晃地走了，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家乡小曲。
李鸿远坐在冰冷的石阶上，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打湿了他的肩膀。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读了十几年书，到底读了个什么玩意儿。
就在他快要绝望，准备卷起铺盖滚回白马渡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转机来自一批木头。
湘军后勤部从乡下征了一批木料，用来搭建营房和工事。可麻烦来了。
乡民们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估算方法，比如“几抱几握”；军中的文书却要按标准的“尺、寸、分”来记账。
两边谁也说不服谁。乡民们觉得军爷们在坑他们，克扣了尺寸；军需官觉得这帮泥腿子在漫天要价，胡搅蛮缠。
事情闹了好几天，几百根木头堆在空地上，日晒雨淋。几个账房先生拿着算盘扒拉了三天，脑门上的汗都把头发浸湿了，还是算不出一本让双方都点头的账。
李鸿远那天正好路过，饿着肚子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招抄书的杂役。他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吵吵嚷嚷。
他挤进去一听，就明白了。
这种事，他在老家见多了。
白马渡那地方穷，宗族大，屁大点事都能吵翻天。有一年村里修桥，也是为了算木料石料的工分，几房人差点打起来。
他站在人群外，看了一会儿。
一个管事模样的军官急得满头大汗，嗓子都喊哑了。
李鸿远深吸一口气，走了上去。
“这位军爷，这事，或许我有法子。”
那军官斜了他一眼，看他一副穷酸秀才的模样，眼里全是怀疑。
“你？你会算账？”
“账，我不一定会算得比几位先生快。”李鸿远不卑不亢，“但或许，我知道怎么让这账算得下去。”
军官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没好气地一摆手：“那你试试！要是弄不好，仔细你的皮！”
李鸿远没理会他的威胁。他走到那群吵嚷的乡民面前，没说官话，而是用了一口地道的湘南土话。
“各位乡亲，我是白马渡的李鸿远，也是个读书人。”
乡民们看他穿着儒衫，又说着家乡话，吵嚷声小了点。
李鸿远没跟他们谈什么“尺”和“寸”。他让军士们把木头按粗细，大概分成几堆。最粗的，叫“梁木”；中等的，叫“柱木”；细的，叫“椽木”。
然后，他找来一根长麻绳，在上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打上一个结。
“各位乡兄，咱们不按官尺算，就按咱们乡下的法子。这绳子上的一个结，就算一‘托’。这根梁木，从头到尾，量出来是八托，就算八个工分。那根椽木，量出来是三托，就算三个工分。不管粗细，咱们按长短给个基础分。怎么样，公不公平？”
乡民们交头接耳，这个法子他们听得懂。
“那粗细咋算？”一个黑瘦的汉子喊道，“我这根梁木，能顶他那根三根粗！”
李鸿远笑了。
“这位大哥说得对。所以啊，分完长短，咱们再看粗细。能一个人抱过来的，工分不变。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工分翻一倍。要三个人合抱的，翻两倍！这样算，大伙儿觉得亏不亏？”
这个算法简单粗暴，但合乎乡间的情理。一个壮汉的力气，和木头的价值，被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挂上了钩。
乡民们不吵了，脸上有了笑意。
接着，李鸿鸿又对军需官说：“军爷，您这边记账，也不用那么麻烦。您就记，今日收‘梁木’多少根，合多少工分；‘柱木’多少根，合多少工分。最后，咱们定下一个工分值多少钱。账目一清二楚，也好上报。”
他又找来几个识字的乡民和军中书吏，一起拿着绳子量，一起记账，相互监督。
半天功夫，那堆积如山的木头，就被分得清清楚楚，账目也做得明明白白。乡民们拿到了比预期还多一点的钱，高高兴兴地走了。军需官也松了一大口气，看着李鸿远，眼神都变了。
整件事，从头到尾，都被一个站在不远处、穿着普通长衫的中年人看在眼里。
这人是赵烈文，曾国藩身边最信任的幕僚之一。
他本来是出来随便走走，却意外看到了这一幕。
他没看上李鸿远那个用绳子打结的“土办法”，他看上的是李鸿远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在混乱中，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不是“算术”，而是“人心”和“规矩”。他没有搬出圣贤书里的大道理，而是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建立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新规矩。
先安抚人心，再解决问题。有条不紊，不慌不乱。
赵烈文走到那军需官面前，问了几句。军需官对李鸿远赞不绝口。
赵烈文又问：“那年轻人叫什么？”
“他说他叫李鸿远，白马渡的。”
赵烈文点点头，转身回了中军大帐。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走到那个堆放文书的角落，让小吏把那个大筐搬过来。
他在那堆发霉的纸张里翻了很久，终于翻出了那卷用油纸包着的《平寇策》。
拆开油纸，展开卷轴。字迹清秀，但透着一股子劲。文章里的观点有些地方还很稚嫩，充满了书生的想当然。
但整个策论的结构，从情报分析、兵力部署、后勤保障到战后安抚，分门别类，逻辑清晰，如同一座精心搭建的房子，梁柱分明。
一个能把文章写得如此有条理，又能把乱麻一样的俗事理得如此清楚的人。
赵烈文拿着那卷《平寇策》，去找了曾国藩。
李鸿远是在三天后被传唤的。
当那个传令的亲兵找到蜷缩在茶馆屋檐下的他时，他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他被带去洗了个澡，换上了一身干净但依旧不合身的旧衣服。跟着亲兵穿过层层守卫的营区，每走一步，他的心跳就快一分。
传说中的曾帅，会是什么样子？三头六臂，还是青面獠牙？
帅帐很大，但里面很空。
一张巨大的军事沙盘和地图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桐油味和墨水味。
几名穿着幕僚服饰的人分立两侧，面无表情，像庙里的泥塑。
正中央的书案后，坐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身普通的深色棉袍，不算高大，甚至有些清瘦。他正低着头，用一支朱笔在地图上圈点着什么，神情专注，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和他手里的那张图。
他没有抬头，帐内的气氛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曾国藩。
李鸿远站在帐篷中央，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他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关于他的《平寇策》，关于天下大势，关于仁义王道。
可现在，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喉咙像被一团干草堵住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炷香，也许只是一瞬间。
曾国藩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朱笔。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简报，那是赵烈文写的，关于李鸿远如何解决木材纠纷的报告。他又拿起那卷《平寇策》，随意翻了翻，眼神里看不出喜怒。
他终于抬起了头，目光落在李鸿远身上。
那目光并不锐利，却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能把你的魂都吸进去。
李鸿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旁边的人把那些文书都收走。他的声音很平缓，带着一点沙哑，在安静的帅帐里显得格外清晰。
“你的学问，和这篇策论，我们先不谈。”
一句话，像一盆冰水，从李鸿远头顶浇下。
完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整个人都凉了半截。先不谈，意思就是没看上。自己终究还是和那个被揉成一团垫靴子的倒霉蛋一样。
帐内的其他幕僚，脸上也露出了然的神色。一个靠着小聪明解决了点后勤麻烦的穷秀才，也敢妄谈天下大事？终究是上不了台面。
李鸿远感觉自己的膝盖有点发软，几乎要站不住。
就在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客气”地请出去时，曾国藩身体微微向前倾了倾。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整个帐篷的气氛都为之一紧。
他的目光像两把锥子，钉在李鸿远脸上。
“我只问你一件事——”
曾国藩顿了顿，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家乡的祠堂，是如何修建起来的？”
祠堂？
李鸿远整个人都懵了。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一个准备去考状元的考生，背熟了四书五经，结果主考官问他，你家后院那棵歪脖子树上有几个鸟窝。
这是什么问题？
修祠堂？那不是族长、管事、木匠、石匠们的事吗？跟他一个读圣贤书的秀才有何相干？
他准备了满腹的经纶，关于“民心向背”，关于“兵法诡道”，关于“漕运盐铁”，此刻却像一堆无用的砖瓦，全堵在胸口，倒不出来。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舌头僵硬，发不出一点声音。
帅帐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外面风吹动帐篷的呼呼声，和油灯里灯芯偶尔爆出的“噼啪”声。
李鸿远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轻蔑，有失望。他能感觉到额头上的冷汗，正一颗一颗地冒出来，顺着脸颊滑下，滴在他的破旧儒衫上。
他完了。他这辈子都完了。在曾国藩面前，被一个如此“乡土”的问题问倒，他将成为整个安庆大营最大的笑话。一个只会说空话的书呆子。
他甚至能想象到，明天茶馆里那些人会如何添油加醋地议论他。
他的脸涨得通红，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
可曾国藩的脸上，没有半点不耐烦。他甚至都没去看旁边那些幕僚们交换的眼色。
他的背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就那么安安静地看着窘迫到几乎要钻进地缝里的李鸿远。
他的眼神，不是在审问，更像是在观察。
他似乎在看这个年轻人是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从一片空白的脑海里，重新打捞、整理、构建那些被他视作“无用”的记忆碎片。
这片刻的死寂，在旁人看来是尴尬的审判，可在曾国藩的眼里，却比任何滔滔不绝的宏论都更有看头。
帐内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滑稽的面试即将收场，赵烈文甚至已经准备好上前打个圆场，将这个可怜的秀才请出去。
就在这时，一直僵立着的李鸿远，忽然长长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抬起了头，那双原本充满慌乱和迷茫的眼睛，不知何时，已经变得清澈而明亮，仿佛拨开了重重迷雾，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他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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