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要来慰问的消息，是老朱告诉我的。
我没什么兴趣。
直到董娟把节目单递过来，让我看看。
我的目光停在了一个名字上。
曹玉兰。
她现在是区老年书画协会的副会长。
慰问名单里有她。
我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了很久。
纸边有些卷了。
老朱还在旁边说着什么，我没听清。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又黄了几片。
那天的活动，我本可以不去的。
但我还是换上了那件半新的夹克。
镜子里的老人，眼皮耷拉着，嘴角下垂。
我深吸了一口气。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一如既往的浓。
礼堂的喧闹声远远传来。
我挑了个最靠边的位置坐下。
手心有点出汗。
她走进来的时候，身边围着几个人。
穿着素色的开衫，头发挽得整齐，灰白但顺帖。
她笑着和相熟的人打招呼，声音不高，温温和和的。
有人引她到前排。
她转身时，目光扫过全场。
有那么一瞬间，我确信她看见了我。
她的视线没有停留。
就像掠过一把空椅子，一棵盆栽。
活动按部就班地进行。
领导讲话，学生表演节目，赠送慰问品。
她上台代表协会发言，介绍他们的书画活动。
言辞得体，笑容恰到好处。
我一直看着她的侧影。
记忆里那个总是系着围裙、眉间带着疲倦的女人。
和台上这个从容镇定的人，怎么也对不上。
活动终于散了。
人群喧嚷着往外走。
我起身慢，故意落在最后。
走到礼堂门口时，她还是等在了那里。
旁边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叶四海。”她叫了我的全名。
声音很平静，没有起伏。
我站住，点了点头，喉咙发紧。
“你……你也来了。”我说。
“嗯，活动要求。”她简单地说。
然后问：“在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还行，就那样。”我避开她的眼睛，看着地面。
“身体还好？”
“老样子，没什么大毛病。”
她“哦”了一声。
短暂的沉默，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堵在我们之间。
远处传来老朱喊我的声音。
“那我先走了。”她说。
她转过身，走下礼堂门口的台阶。
就在那一刻，她忽然又回了一下头。
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在我脸上。
不是看，是扫。
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水面下却沉着太多东西。
有审视，有疏离，还有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近似悲悯的冷。
就那么一刹那。
然后她便汇入了门外的人群，消失了。
我僵在原地。
老朱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老叶，发什么愣？”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那个眼神钉在了我脑子里。
晚上，我躺在床上。
公寓的夜晚很静，能听到隔壁老朱隐约的鼾声。
还有走廊尽头，某个老人压抑的咳嗽。
我闭着眼，那个眼神就在黑暗里浮出来。
清晰得刺眼。
它不像恨，恨是灼热的，能烧起来。
它更不像念，念是绵软的，带着温度。
那是一种彻底的平静。
平静之下，是空的。
空的下面，又好像压着一条结了冰的河。
冰层太厚，看不到底下是否还有水流。
但你知道，那冰是硬的，冷的，踩上去会让人心底发寒。
我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响了一声。
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
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站在家门口。
曹玉兰就站在我面前，没哭没闹。
她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是破裂的光，还有不敢置信的痛。
那时我以为，那痛会随着时间淡去。
要么化为乌有，要么烧成灰烬。
可我从未想过，它会凝固成今天这样的眼神。
像一把钝了的旧刀，不砍不劈。
只是静静地搁在那里，提醒你它曾经锋利过。
提醒你，有些伤口，永远不会真正愈合。
只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冷的痂。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月光投下的模糊光影。
直到窗外泛起灰白。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一夜没合眼。
01
晨曦是灰白的，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挤进来。
我盯着那道慢慢变亮的光，看了很久。
耳朵里是老年公寓惯常的声响。
远处厨房飘来熬粥的淡淡气味，混着走廊消毒水顽固的味道。
隔壁老朱的鼾声停了，传来窸窸窣窣的起床动静。
我撑着床沿坐起来，骨头缝里渗出酸涩。
一夜未眠的后遗症，像潮水漫过沙滩，缓慢而沉重地淹没上来。
头有些发沉。
董娟敲门进来送早餐时，我正对着窗外出神。
“叶伯伯，昨晚没睡好？”她把餐盘放在小桌上。
小米粥，馒头，一点酱菜。
热气腾腾的，带着生活该有的暖意。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她利索地帮我拉开半边窗帘，阳光猛地扑进来，有些刺眼。
“今天天气不错，下午有手工活动，去串串珠子？”她一边整理床头柜，一边说。
我摇摇头，“算了，坐不住。”
“那也得出门转转，老闷着不好。”董娟语气温和，带着职业性的劝慰。
她瞥见我床头那本翻了几页就再没动过的旧杂志。
“要不，我帮您去图书室换两本新的？”
“不用麻烦。”我说。
她没再劝，端起昨天的空水杯出去了。
门轻轻带上，房间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满屋子安静的、无处安放的晨光。
餐盘里的粥慢慢没了热气。
我拿起馒头，咬了一口，干涩地嚼着。
味同嚼蜡。
那个眼神又来了。
它不肯随着天亮散去，反而在光天化日下更加清晰。
像一张曝了光的旧底片，顽固地显影在脑海深处。
我放下馒头，推开餐盘。
走到那个老式五斗柜前。
最下面那个抽屉，很久没打开了。
锁早就坏了，用一根细铁丝勉强别着。
我蹲下身，手指有些抖，弄了好几下才把铁丝抽开。
抽屉发出滞涩的声响，缓缓拉开。
里面东西不多，几件旧衣服压在底下。
上面是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边角都磨毛了。
我把它拿出来，拍了拍并不存在的灰尘。
很轻。
坐到床边，我解开缠绕的棉线。
里面没有文件。
只有几张叠起来的信纸，纸页泛黄变脆。
还有一张小小的、方方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年轻，烫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卷发。
笑容明亮，眼睛弯弯的，看着镜头。
沈玉宁。
我把照片翻过去，背面用蓝色钢笔水写着一个小字：“宁”。
字迹娟秀，如今也已褪色。
信纸一共三张。
都没有信封，也没有抬头和落款。
是我写的。
笔迹潦草，力透纸背，是当年激动心绪的残骸。
“……玉兰，我们之间早就没有话说了，你知道吗？”
“……日子像一潭死水，我快憋死了。”
“……玉宁懂我，和她在一起，我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放过我吧，也放过你自己。”
没有一封写完。
更没有一封寄出。
当年那些在深夜书房里，被痛苦和自以为是的激情烧灼出来的字句。
最终都被我揉成一团，或是撕成碎片。
这几张，大约是残存下来的漏网之鱼。
为什么留着？
我自己也说不清。
或许是在某个犹豫的瞬间，或许是心底深处那一点点未曾完全泯灭的、对过往的留恋。
我捏着那几张薄薄的纸。
纸的边缘割着指腹，微微的疼。
窗外传来老人们活动的声音，有人在楼下空地上缓慢地打着太极。
音乐舒缓，却衬得屋里更加寂静。
我把信纸重新叠好，和照片一起放回文件袋。
没有再看一眼。
抽屉推回去，铁丝勉强别上。
做完这一切，我靠在床头上，喘了口气。
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动作，也让我感到疲惫。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
“咔哒”一声。
像是松了，又像是更紧了。
老朱的大嗓门在走廊里响起，他在招呼人去活动室下棋。
我应了一声，说就来。
起身时，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扫过那个抽屉。
那里锁着的，不止是几张旧纸片。
是半生的荒唐，和后半生全部孤独的源头。
我拉开房门。
走廊的光涌进来，暂时驱散了屋里的沉闷。
也暂时，让我避开了那个眼神的追逐。
02
活动室的日光灯白晃晃的，照着几张旧桌子。
老朱已经摆好了棋盘，对面坐着新来的老李。
周围稀稀拉拉围着几个观战的。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老朱斜后方。
心思却不在那楚河汉界上。
棋子落在木棋盘上，“啪”、“啪”的响声，清脆又单调。
“将军！”老朱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带着得意。
老李挠了挠半秃的头，叹了口气。
观战的人发出零碎的笑声和议论。
“老朱你这步马后炮藏得深啊。”
“老李，不行了吧？”
空气里飘着劣质茶叶和陈旧家具混合的气味。
我盯着棋盘上散落的棋子。
红色的“帅”被逼到了角落，黑色的“车”虎视眈眈。
像极了某种处境。
“老叶，发什么呆？来来，杀一盘？”老朱赢了一局，兴致很高，转头招呼我。
我摆摆手，“你们来，我看着就行。”
老朱也不勉强，开始重新摆棋。
他一边摆，一边絮叨：“下午社区还有人来看，听说带表演的。老叶，你昨天不也去了？怎么样，热闹吧？”
“就那样。”我说。
“听说曹老师也来了？”老朱捏着一枚“卒”，好像随口一问。
我的手指蜷了一下。
“嗯。”
“曹老师现在可是名人，书画好，文章也写得好。”老李插话，“我老伴以前跟她一个学校的，说她人特别要强。当年那事……唉，不容易。”
那事。
轻飘飘的两个字，像一根细针，扎进早已麻木的皮肉里。
隐隐的，锐利的疼。
老朱瞪了老李一眼，打着哈哈：“下棋下棋，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啥。”
老李讪讪地闭了嘴。
棋子再次落下，声音却好像比刚才更响了。
震得我耳膜嗡嗡的。
不容易。
是啊，她不容易。
那我呢？
我容易吗？
这个念头冒出来，自己都觉得可耻。像阴沟里泛起的泡沫，见不得光。
我站起身，说屋里有点闷，出去透口气。
老朱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走廊尽头有个小阳台，堆着些杂物，平时少有人去。
我靠在锈迹斑斑的铁栏杆上。
初冬的风吹过来，带着干冷的寒意。
楼下院子里的银杏树，叶子快掉光了。
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我摸出皱巴巴的烟盒，抖出一根点上。
辛辣的烟雾吸进肺里，咳了几声，却带来一种真实的、近乎自虐的慰藉。
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躲在单位的楼梯间抽烟。
那时烦的是家里的琐碎，孩子的哭闹，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
觉得那种日子一眼能看到头，沉闷得让人发疯。
沈玉宁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像一束过分亮眼的光，猛地照进我灰扑扑的生活。
她活泼，热烈，会说俏皮话，眼睛里总是闪着光。
她听我抱怨，陪我“聊艺术”，“聊人生”，说我怀才不遇，说我的灵魂被婚姻困住了。
我们偷偷去看电影，在公园没人的角落长谈。
每一次见面，都像是从死水里探出头，贪婪地呼吸。
我觉得我找到了真爱。
觉得为了这“真爱”，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
包括那个安稳却乏味的家。
包括那个眼里只有柴米油盐的妻子。
包括那个刚上小学，懵懂地看着我的儿子。
烟烧到了手指，烫得一哆嗦。
我扔下烟头，用脚碾灭。
真蠢啊。
那时候怎么会觉得，那种眩晕般的激情，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怎么会觉得，抛下责任和道义，就是勇敢和浪漫？
阳台的门吱呀响了一声。
董娟抱着一床晒好的被子走进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叶伯伯，怎么在这儿吹风？小心感冒。”
“没事，抽根烟。”我说。
她麻利地拍打着被子，阳光的味道蓬松开来。
“您啊，少抽点。回头咳嗽又该难受了。”她语气里带着熟稔的关切。
我看着她忙活的背影。
忽然想起，曹玉兰以前也总这样说我。
不是在阳台，是在家里狭小的厨房或者客厅。
她手里忙着洗菜或者缝补衣服，头也不抬地说：“少抽点，屋里都是味儿，对孩子不好。”
语气是平淡的，甚至有点不耐烦。
我那时只觉得她管得多，琐碎，不解风情。
从没听出那平淡底下，藏着日复一日的、实实在在的关心。
现在，连这点琐碎的管束，也没有了。
只有护工职业性的、保持距离的提醒。
风更冷了。
我缩了缩脖子，走回室内。
温暖的、带着浑浊气息的空气包裹上来。
我却觉得，比站在寒风里，更冷了。
03
下午的慰问演出，我还是去了。
说不清为什么。
也许只是想再看看。
看看那个活在别人谈论里的曹玉兰，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礼堂比昨天更热闹些。
来的除了社区工作人员，还有附近小学的孩子。
叽叽喳喳的，充满鲜活的吵闹。
老人们大多喜欢孩子，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我被安排坐在中排靠过道的位置。
老朱在我旁边，不停地和前后左右的人打招呼。
“来了啊？”
“吃了没？”
“今儿天气还行。”
他的热闹，衬得我的安静有些突兀。
曹玉兰是跟着一群协会的人一起进来的。
今天她穿了件深灰色的羊绒衫，外面是浅烟灰的长开衫。
依旧素净，得体。
她被让到前排预留的位置坐下，侧身和旁边一位白发老太太低声说话。
嘴角带着很浅的笑意。
孩子们开始表演节目。
合唱，诗朗诵，稚嫩的舞蹈。
掌声一阵接一阵。
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前排那个挺直的背影。
她看节目看得很认真。
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笑的时候，也会微微笑起来。
和周围那些老伙伴没什么两样。
但又好像，完全不同。
她的安静里，有一种经过沉淀的东西。
像河床底下的石头，被水流打磨了多年，圆润，坚硬，沉默。
节目间隙，有社区干部提议，请曹老师现场写几个字，给孩子们看看。
大家纷纷附和。
她没有推辞，落落大方地站起来，走到早已准备好的长桌前。
有人铺开宣纸，磨好墨。
她拿起毛笔，蘸墨，悬腕。
礼堂里安静下来，大家都看着。
她略微沉吟，笔尖落下。
手腕移动平稳，不急不缓。
“春华秋实”。
四个行楷大字，筋骨分明，秀润里透着力道。
最后一笔提起，她轻轻搁下笔。
周围响起一片赞叹声。
“好字！”
“曹老师功底深啊！”
“这幅字可得留着，裱起来！”
她微微笑着，说了句“献丑了”，用纸巾擦了擦手。
那笑容恰到好处，谦虚，又不失风度。
和我记忆中那个因为儿子算术题做错而着急上火。
因为菜价涨了几毛钱而嘀咕半天。
因为我不回家吃饭摔了盘子的女人。
重叠不到一起。
那个真实的、有血有肉、会哭会怒的曹玉兰。
好像被岁月，也被她自己，彻底地包裹起来了。
包裹在这层温润、得体、无懈可击的壳里。
演出结束，大家开始自由活动。
孩子们像小鸟一样散开，给老人们送自己做的贺卡。
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跑到曹玉兰面前，仰着头递上一张卡片。
曹玉兰弯下腰，接过卡片，很认真地看。
然后摸了摸小女孩的头，说了句什么。
小女孩开心地跑开了。
她直起身，目光随意地扫过会场。
又一次，掠过我所坐的方向。
这一次，她似乎停顿了零点几秒。
眼神里依旧没什么情绪。
像看一件摆设，看一团空气。
可就是那近乎于无的停顿。
让我心里那根弦，“嗡”地一声，剧烈震颤起来。
我几乎是仓促地移开视线，盯着自己膝盖上磨损的裤缝。
手心又开始冒汗。
活动临近尾声，人群开始松动。
我起身，想趁乱先离开。
刚走到礼堂侧门边，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不是她的声音。
是社区那个姓王的年轻姑娘，负责这次活动的。
“叶伯伯，您等等。”
我站住。
王姑娘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个环保袋。
“这是给您的慰问品，刚才忘了给您。”她笑着把袋子递过来。
我接过，道了声谢。
“对了，”王姑娘像是忽然想起，“曹老师那边，好像也有东西要带给您？刚才看她手里拿着个袋子。”
我一怔。
“她……人呢？”
“好像去洗手间了，应该就出来。”王姑娘指了个方向。
我站在原地，拎着袋子，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律地跳动着。
侧门边人来人往。
终于，我看见她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手里确实拿着一个不大的纸袋。
她看到我，脚步似乎滞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如常。
径直走到我面前。
距离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类似檀香皂的气息。
很干净的味道。
“这个，”她把纸袋递过来，语气平常，像在交代一件公务，“建国之前托我带给你的。一些常用药，还有两盒燕麦片。他说你血糖高，吃这个好。”
建国。
我儿子的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这么自然。
又这么疏远。
我接过纸袋，有点沉。
“谢谢。”我说，声音干巴巴的。
“不用。”她说。
然后，又是那种短暂的沉默。
她似乎看了我一眼。
目光很淡，从我花白的头发，扫过皱纹深刻的脸，最后落在我手里那个纸袋上。
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极快地闪过。
太快了，我抓不住。
像是评估，像是确认。
又像只是，看看东西是否送到了该送的人手里。
“我走了。”她说。
“好。”
她转身，沿着走廊向礼堂正门走去。
背影挺直，步伐稳定。
一次也没有回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拐角。
手里两个袋子，一轻一重。
轻的是社区的慰问，一点水果和糕点。
重的是儿子“托带”的药和燕麦片。
通过她的手，转交到我手里。
像完成一道必须履行、却又毫无温度的程序。
走廊里的穿堂风吹过，冷飕飕的。
我紧了紧衣领，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
那一眼。
那最后平静无波的一眼。
比昨天更甚。
它不再让我失眠。
它让我感到一种更深、更无望的冷。
冷到骨髓里。
04
药瓶和燕麦片被我放在五斗柜最显眼的位置。
每天看见，心里就拧一下。
儿子托带的。
他为什么不自己来？
甚至，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这些问题，我不敢深想。
一想，心口那块地方就闷得难受，像压了块湿透的旧棉絮。
董娟来收拾屋子时，拿起药瓶看了看。
“叶伯伯，这进口药可不便宜。您儿子真有心。”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有心吗？
或许吧。
或许这只是他履行某种义务的方式。
用物质，代替无法到场的情感。
用隔着一层人的转交，避免直接面对我的尴尬。
老朱串门时也看到了。
他咂咂嘴：“老叶，还是你有福气。儿子惦记着。”
福气？
我扯了扯嘴角，笑不出来。
那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提醒。
提醒我，我们之间隔着多远的距离。
提醒我，有些裂痕，不是东西能填满的。
日子又回到了之前的轨道。
吃饭，睡觉，在活动室看人下棋，在阳台抽烟发呆。
那个眼神带来的惊涛骇浪，似乎渐渐平息了。
沉到了心底最深处，变成一块坚硬的、沉默的礁石。
只有我自己知道，它还在那里。
偶尔一个走神，一个相似的场景，就能撞上去。
生疼。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周围。
观察那些和我一样住在老年公寓里的人。
老朱爱热闹，怕孤独，总想拉人说话。
老李下棋输不起，输了就闷半天。
三楼那个老太太，每天傍晚准时守在电话机旁。
等女儿的电话，等不到就默默流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执念，自己无法排遣的孤寂。
我们像一群搁浅在沙滩上的老船。
外表斑驳，内里被岁月蚀空。
只能互相挨着，借一点虚假的热闹，抵挡无边无际的冷清。
相比之下，曹玉兰的世界，似乎截然不同。
她有她的书画协会，有她的“事业”，有围绕着她、尊敬她的人群。
她看起来，充实，体面，不需要任何人怜悯。
可那天，她转身时的背影。
挺直，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单薄。
像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树，在冬天里沉默地站立。
再繁盛的枝干，也掩不住形单影只的事实。
这个念头冒出来，让我怔了很久。
我有什么资格，去揣测她的孤独？
造成她孤独的，不就是我吗？
现在却在这里，假惺惺地生出些近乎同病相怜的情绪。
真是讽刺。
又过了几天，天气彻底冷下来。
暖气还没来，屋里阴阴的。
我着了凉，咳嗽起来，断断续续不好。
董娟建议我去社区医院看看，开点药。
我嫌麻烦，说扛扛就过去了。
一天下午，咳嗽得厉害，胸闷。
老朱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社区医院走。
“咳出肺炎你就知道厉害了！走走走，我陪你去。”
社区医院不大，人却不少。
排队，挂号，等待。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各种疾病混杂的气味。
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听着周围孩子的哭闹，老人的呻吟。
更觉得人生晚景，不过如此。
狼狈，无力，充满病痛和药水味的无奈。
快轮到我的时候，门口一阵小小的骚动。
几个人簇拥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进来。
我随意瞥了一眼，目光定住了。
推着轮椅的，是曹玉兰。
轮椅上是一位更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裹着厚厚的毯子。
曹玉兰低着头，正轻声和老人说着什么。
神情专注，带着一种惯常的耐心。
她没看到我。
或者说，她的注意力全在轮椅上的老人身上。
她们挂了号，被导医引到里面的诊室去了。
自始至终，曹玉兰没有向候诊区这边看一眼。
我盯着那扇关上的诊室门，心里五味杂陈。
“认识？”老朱碰碰我胳膊。
“嗯。”我收回目光。
“那是曹老师她妈吧？好像老年痴呆了，离不开人。”老朱压低了声音，“曹老师可真不容易，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还得伺候更老的。听说平时都是她一个人扛着，没请保姆，说别人照顾不放心。”
我喉咙发紧，咳嗽又涌上来，憋得脸通红。
“哟，到你了，快进去。”老朱拍我的背。
我踉跄着走进诊室。
医生问了情况，听了听肺音，说是支气管炎。
开了药，嘱咐多喝水，注意保暖。
我拿着处方出来，脑子还是木的。
老朱接过单子去帮我拿药。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隔壁诊室紧闭的门。
曹玉兰一个人。
伺候着老年痴呆的母亲。
她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在我为了“真爱”远走高飞，在我后来落魄潦倒的时候。
她守着破碎的家，养大儿子。
如今儿子成家立业，她还要独自面对风烛残年的母亲。
而我，住在这里。
为了一次眼神的交汇，心神不宁。
为自己的孤独，自怨自艾。
和她承受的一切相比，我的那点“痛苦”，算什么？
矫情，而且廉价。
药拿好了。
老朱扶着我往回走。
走到医院门口，又碰到了她们。
曹玉兰正费力地把母亲从轮椅上抱起来，想挪到门口的出租车上。
司机在车里，没有下来帮忙的意思。
她身形不算高大，抱着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很吃力。
脚步有些趔趄。
我几乎要下意识地上前。
老朱比我快了一步。
“曹老师，我来搭把手。”老朱走过去，稳稳地托住老太太的另一边。
曹玉兰抬起头，看到老朱，又看到了后面的我。
她额角有细密的汗，气息微喘。
“谢谢朱师傅。”她朝老朱点点头。
目光掠过我时，依旧没什么表情。
只是极轻微地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
然后，她和老朱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安顿进出租车后座。
她自己坐进去，关上车门。
出租车开走了。
汇入街上的车流，很快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拎着药袋。
刚才那一瞬间，她看我那一眼。
疲惫，匆忙，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甚至没有之前那种平静的审视。
只有纯粹的，因眼前麻烦事而生的短暂一瞥。
像看一个恰好路过的，无关紧要的熟人。
比冰冷的审视，更让我心头发空。
老朱走回来，叹了口气。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曹老师这么能干要强的人，也难。”
是啊。
难。
这个字，从别人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
落在当事人身上，就是日复一日具体而微的磨。
磨掉脾气，磨掉眼泪，最后磨出一副沉默坚硬的壳。
回到公寓，吃了药，我躺在床上。
咳嗽暂时被药压下去，胸口还是闷。
不是病的闷。
是那种透不过气的，沉重的闷。
我忽然很想给儿子打个电话。
不为别的。
就想听听他的声音。
哪怕，只是几句生硬的问候。
我摸索着找到那个旧手机。
通讯录里，“建国”的名字排在很后面。
我点开，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很久。
最终还是按了下去。
听筒里传来漫长的“嘟——嘟——”声。
每一声，都敲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响了七八声，没人接。
自动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自己模糊苍老的脸。
他没有接。
是不想接，还是没听到？
我不知道。
也没勇气再打第二遍。
窗外，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黑夜，又要来了。
05
那通未接电话，像石沉大海。
之后几天，手机安静得出奇。
没有回拨，没有短信。
什么都没有。
我时而盯着手机屏幕，期待它忽然亮起。
时而又希望它永远别响，免得证实某种我不愿面对的答案。
这种反复撕扯的感觉，比明确的拒绝更磨人。
咳嗽渐渐好了。
但心里那个窟窿，好像更大了。
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我翻箱倒柜，找出那件最厚的旧棉袄裹上，还是觉得冷。
冷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老朱提议去附近公园逛逛，晒晒太阳。
我没什么兴致，但架不住他再三拉扯，还是跟着去了。
公园不远，步行十几分钟。
秋末冬初的景致，有些萧索。
常青树还绿着，但蒙着一层灰扑扑的尘土。
落叶乔木都光秃秃的，枝桠划破铅灰色的天空。
湖水泛着沉沉的绿，没什么波澜。
只有一些不怕冷的老人，在空地上锻炼，或者慢悠悠地散步。
阳光是有的，淡淡的，没什么温度。
照在身上，像一层凉薄的纱。
我和老朱沿着湖边的石子路慢慢走。
他话多，指着这里那里，说以前如何如何。
我大多只是“嗯”、“哦”地应着。
走到一处临湖的长廊，有几个老人在里面拉二胡，唱戏。
咿咿呀呀的声音，在空旷的湖边传得很远。
调子苍凉。
我们站住听了一会儿。
老朱跟着轻轻哼，手指在腿上打着拍子。
我靠在廊柱上，看着湖对面。
忽然，视线定住了。
湖对岸的亭子边，有几个人。
其中那个穿着浅褐色外套，系着丝巾的背影。
太熟悉了。
她和另外两三个年纪相仿的男女在一起。
面前支着画架，手里拿着画笔，正在写生。
距离有点远，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能看见她偶尔侧头和同伴交流，动作从容。
阳光淡淡地洒在她身上，勾勒出一个沉静的轮廓。
和那天在医院里仓促疲惫的样子，判若两人。
“哟，曹老师他们在这儿写生呢。”老朱也看见了，小声说。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
她抬起手，用笔比划了一下远处的树，又低下头，在画纸上涂抹。
神情专注，好像整个世界都浓缩在眼前那一方画纸上。
风吹动她额前的几缕白发，她也毫不在意。
那一刻，她身上有一种光。
不是太阳照出来的。
是从内里透出来的，安宁的，属于她自己的光。
我忽然意识到，离开我之后的人生。
对她而言，或许并非全然是不幸和苦难。
痛苦是真实的。
但挣扎着从废墟里站起来，重建自己的生活。
找到自己的寄托和价值。
那种过程，本身也赋予了她力量。
她现在拥有的这份从容和充实，是在漫长的岁月里。
一砖一瓦，自己垒起来的。
与我无关。
甚至，可能恰恰是因为我的离开。
她才被迫，或者终于有机会，成为了这样的人。
这个认知，让我心头猛地一刺。
比怨恨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对方过得很好。
而且，那种“好”，建立在与你彻底割裂的基础之上。
你没有参与，没有贡献。
你只是那段需要被剔除的、不光彩的过去的一部分。
“画得真不错。”老朱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赞叹道。
我收回目光，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下磨损的鞋尖。
“走吧。”我说。
“不看了？说不定能过去打个招呼。”老朱说。
“不了。”我转身，沿着来路往回走。
脚步有些急。
好像走慢了，就会被那画面刺痛眼睛。
老朱跟上来，有些不解地看了我两眼，没再多问。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了许多。
公园里的喧嚣渐渐落在身后。
回到公寓那条熟悉的街道，嘈杂市井的声音包裹上来。
才觉得回到了属于我的，真实的世界。
一个灰扑扑的，缺乏色彩的世界。
晚上，董娟来送热水。
顺口提起，说下午在菜市场好像看见曹老师了。
“拎着不少菜，还有一条活鱼，看着挺沉的。”
我正捧着杯子暖手，闻言动作顿了一下。
“她一个人？”
“好像就她一个。”董娟说，“不过曹老师看着精神挺好，走路风风火火的。”
我“哦”了一声。
想象着她拎着沉重的购物袋，穿过喧闹菜市场的样子。
和下午湖边那个安静写生的身影。
重叠在一起。
这才是完整的生活吧。
有艺术，有远方。
也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
她都得自己扛着。
而我，在这里。
连自己的晚餐需要操心什么都无需过问。
餐盘会准时送来，热水会准时送到。
我被照顾得很好。
像一个标准化管理的，等待最终处理的物品。
这种“好”，让人空虚得发慌。
临睡前，我又看了一眼手机。
屏幕漆黑，安静得像一块冰冷的砖。
我把它塞到枕头底下。
闭上眼。
黑暗中，两个曹玉兰交替出现。
一个在湖边写生，宁静发光。
一个在菜市场拎着沉重的袋子，步履匆匆。
一个在医院吃力地抱着母亲，额头沁汗。
一个在礼堂台上从容写字，温婉得体。
最后，都化成了那个眼神。
平静的，空的，结了冰的眼神。
它让我看清了自己。
看清了自己这孤零零的、毫无分量的晚年。
像湖面上的一片枯叶。
打着旋，沉不下去，也靠不了岸。
就这么漂着。
等待最后的腐朽，或者，被一阵微不足道的风，吹到无人知晓的角落。
06
枕头下的手机，在凌晨突兀地振动起来。
沉闷的“嗡嗡”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惊心。
我睡得浅，几乎是瞬间惊醒。
心脏在黑暗中怦怦狂跳，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摸出手机，屏幕刺眼的光让我眯起眼睛。
是一个陌生号码。
本地。
手指有些僵，划了好几下才接通。
“喂？”我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和紧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然后，一个低沉的中年男声传了过来。
“是我。”
两个字。
像两块冰雹，砸在我耳膜上。
是建国。
我儿子。
我的呼吸一下子窒住了，握紧了手机，指节发白。
喉咙发干，一时间竟发不出声音。
“爸。”
他又叫了一声。
语气很平，没有什么情绪。
却让我眼眶猛地一热。
有多少年，没听到他这么叫我了？
“建……建国？”我声音抖得厉害，“你怎么……”
“妈把你的号码给我了。”他打断我，语气依旧没什么波澜，“说你前几天打过电话。我那时在开会。”
原来如此。
是曹玉兰给他的号码。
她甚至没有告诉我一声。
就这么，平静地完成了信息的传递。
像完成一件日常琐事。
“哦，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一片空白，“你……你好吗？工作忙不忙？”
“老样子。”他回答得很简短。
然后是让人难堪的沉默。
电话里只有细微的电流声，和我们彼此压抑的呼吸。
我拼命搜刮着话题，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联系。
“孩子……孩子上学了吧？几年级了？”
“初三了，明年中考。”他说。
“这么快啊……”我喃喃道，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涩，“学习……压力大吧？”
又是沉默。
比刚才更沉重。
我意识到，我们之间，除了这些干巴巴的、浮于表面的询问。
已经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二十多年的空白，像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隔开了血脉相连的两个人。
“你……”我鼓起勇气，声音更低了，“你妈妈……她还好吗？”
电话那头，呼吸似乎停顿了一下。
然后，我听到他极轻地、几乎不易察觉地吸了一口气。
“她挺好。”他说。
语气里，多了一丝难以形容的东西。
像是戒备，又像是别的什么。
“你打电话给我，”他问，终于切入了正题，“是有什么事吗？”
事？
我有什么事？
我想说，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想说，爸爸老了，一个人很孤单。
想说，我对不起你们。
可这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在漫长的隔阂之后，这些突如其来的情感倾诉。
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虚伪。
“没……没什么事。”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就是……问问。你好久没……”
我没说下去。
“我工作忙。”他很快地说，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阻断我后面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我连忙说，“你忙你的，注意身体。”
我感觉到，这次通话快要走到尽头了。
就像一根细弱的蛛丝，勉强连接着，随时都会断裂。
“爸。”他又开口了。
“哎。”
“你……”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你在那边，自己多保重。缺什么，可以跟护工说，或者……跟妈说。”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急急地说，“这里挺好，真的。”
“那就好。”
然后，我们都沉默了。
这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电话线上。
也压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我该说再见了。
可又舍不得。
仿佛挂断这个电话，那根脆弱的线就真的断了。
“那……”他终于说，“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还有文件要看。”
“好，好，你忙，你忙。”我连声说，“别太累着。”
“再见。”
电话挂断了。
干脆利落。
“嘟——嘟——”的忙音传来。
我举着手机，在黑暗里坐了许久。
耳边还回响着他那句“爸”。
还有那平静的，疏远的，没有温度的对话。
他说“妈把你的号码给我了”。
他说“她挺好”。
他说“缺什么可以跟妈说”。
每一句，都把我推得更远。
推回到那个“老年公寓的住户”的位置上。
一个需要被例行问候，被间接关照的，陌生的亲人。
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
滚过脸上松弛的皮肤，流进嘴角，咸涩不堪。
我这才发现，自己脸上早已湿了一片。
我没有开灯。
在黑暗里，蜷缩着身体，像一只受伤的老兽。
回忆却不受控制地汹涌而来。
不是关于曹玉兰。
是关于建国。
他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看灯会，小手紧紧抓着我的头发。
他第一次学骑车，我在后面扶着车座，他紧张得大叫。
他考试得了第一名，兴奋地把成绩单塞到我手里。
我摸着他的头，说“我儿子真棒”。
那些画面，鲜活生动，带着旧日阳光的温度。
可后来呢？
后来我眼里只剩下沈玉宁的笑容，只剩下对“自由”和“真爱”的渴望。
我觉得家庭是束缚，儿子是责任，是拖累。
我离开那天，他躲在曹玉兰身后，只露出半张脸。
大眼睛里全是惊恐和不解。
他没有哭闹，只是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
好像那样，就能抓住一点即将崩塌的安全感。
我当时心里只有决绝的快意。
觉得终于挣脱了。
却从没想过，我那一下挣脱，扯断的是什么。
是孩子心里那根叫“父亲”的支柱。
从此，他的世界缺了一角。
再多的努力，也填不满。
电话里，他平静的语气下。
是不是也藏着那个惊恐的，紧紧抓住母亲衣角的小男孩？
我无从知晓。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岁月。
还有我亲手砸碎的，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
窗外，天色渐渐泛出灰白。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对我来说，却只是旧的一天，重复的孤寂。
我慢慢躺回去，用被子蒙住头。
仿佛这样，就能躲开那无孔不入的悔恨。
和那冰水般漫过全身的，迟来了二十多年的钝痛。
07
那通电话之后，我病了一场。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浑身没力气，低烧，咳嗽卷土重来。
整个人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不愿动弹。
董娟每天按时送药送饭，老朱也常来床边坐坐，说些闲话。
但我大多时候只是听着，没什么反应。
像是精神气被那通电话抽走了大半。
心里空落落的，又沉甸甸的。
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病中时光模糊，白天黑夜界限不清。
有时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移动的光影，会恍惚觉得。
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只是意识还在这个旧躯壳里飘荡。
直到董娟的声音，或者走廊的嘈杂把我拉回来。
确认自己还活着。
以一种并不怎么舒服的方式。
病快好时，一天下午，董娟进来送水果。
她放下果盘，没有立刻离开，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叶伯伯，”她语气有些犹豫，“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靠在床头，看着她。
“你说。”
“前两天，曹老师……就是您前妻，她来电话到服务台了。”董娟小心地观察着我的脸色。
我心里一紧。
“她说什么？”
“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就是问问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董娟说，“听我说您病了，她好像……停顿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她就说，知道了，麻烦我们多照应。别的没多说，就挂了。”
我沉默着。
她知道我病了。
是通过儿子知道的？还是仅仅从上次医院碰面时我的咳嗽判断的？
她没有打我的手机。
而是把电话打到服务台，用最正式、最保持距离的方式。
询问，交代，然后结束。
合乎情理，无懈可击。
也冰冷彻骨。
“哦。”我应了一声，声音没什么起伏。
董娟似乎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说出来。
她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房间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那盘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
红艳艳的，泛着虚假的光泽。
我拿起一个，冰凉坚硬。
咬了一口，汁水是甜的，但咽下去时，喉咙发哽。
她知道了。
知道了，也仅此而已。
一个打到服务台的、程式化的询问。
这就是我们之间，仅剩的联系。
或者，连联系都算不上。
只是她出于某种残留的、或许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责任感。
履行的一道手续。
就像当年，法院判决书下来后，她按时把儿子的生活费打到我留下的那个账户上。
一分不少，一天不晚。
直到儿子成年。
那时我觉得她刻板，不讲情面。
现在才明白，那不是刻板。
那是一种划清界限的决绝。
用最清晰的方式告诉你：钱债两清，情分已断。
如今，连钱债也不需要了。
只剩下这通打到服务台的电话。
像一份最后的通知。
通知我，我的生老病死，与她有关的。
大概，也就到这个程度了。
病好后，我变得有些恹恹的。
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连老朱拉我去看新来的老人打门球，我也只是摇摇头。
更多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把旧藤椅上。
看着窗外那棵叶子掉光的树。
一看就是半天。
脑子有时是空的，有时又会闪过很多杂乱的画面。
年轻的曹玉兰在厨房炒菜，油烟弥漫。
建国趴在小饭桌上写作业，铅笔头秃了。
沈玉宁在电影院昏暗的光线里，对我嫣然一笑。
单位领导把离婚申请摔在桌上，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提着行李离开家，背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还有曹玉兰最后那个眼神。
平静的，结了冰的眼神。
这些画面碎片一样飞舞，拼凑不出完整的意义。
只是反复提醒我，这一生，过得多么支离破碎。
一天傍晚，老朱神神秘秘地推门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老叶，给你看个好东西。”
他把平板支在我面前，点开一个视频。
是本地电视台的一个文化类节目片段。
镜头里，曹玉兰正在接受采访。
背景像是一个展览厅，挂着不少书画作品。
她穿着件米白色的中式上衣，头发挽着，化了淡妆。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气质沉静。
主持人问她关于退休后学习书画的体会。
她微笑着，回答得有条不紊。
谈到笔墨如何让她心静，谈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声音不高，但清晰从容。
镜头切换，展示她的几幅作品。
山水写意，花鸟小品，还有书法。
我不懂这些，但看着那些疏朗有致的线条，沉稳的墨色。
也能感觉到其中的功夫和静气。
那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曹玉兰。
一个在公众面前，自信、优雅、富有学识的女性。
节目最后，主持人问了个略带私人意味的问题。
“曹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一路走来，还能在艺术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镜头特写她的脸。
她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但眼神依旧平和。
沉默了几秒钟。
她缓缓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沉一些。
“怎么说呢……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些沟沟坎坎。掉进去了，趴下了，很容易。难的是，自己再爬起来。”
她顿了一下，目光似乎看向远方。
“趴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天都是黑的。可你得想着，不能总趴着。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指着你、依赖你的人。总得找点事做，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找个地方安放。”
“对我来说，笔墨纸砚，就是那个地方。”
“写着，画着，日子也就一天天过来了。回头看看，那些坎，好像也就没那么高了。”
她说得很朴实，没有煽情。
但屏幕前的我，胸口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为了那些指着你、依赖你的人。
儿子，母亲。
她把心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安放在笔墨里。
我把心里对激情的渴望，安放在了另一个女人身上。
把对家庭的责任，安放在了“追求自由”的借口下。
结果呢？
激情烧完了，只剩灰烬。
自由得到了，却是无边无际的空虚。
而她，在废墟里，找到了支撑。
找到了让自己重新站直，甚至活得更好的东西。
视频结束了。
老朱啧啧赞叹：“曹老师真是这个！”
他竖起大拇指。
“你看人家这话说的，多通透。难怪能把日子过成这样。”
我把平板还给他，没说话。
喉咙里堵得难受。
老朱又聊了几句，见我兴致不高，便拿着平板走了。
房间里暗下来。
我没开灯，坐在渐渐浓重的暮色里。
她的话，像一把细密的梳子。
把我心里那些缠绕不清的悔恨、自怜、委屈，一点点梳开。
梳到最后，露出最底层的真相：是我自己，把一副还算不错的牌，打得稀烂。
别人在沟坎里挣扎着站起来，走出一条路。
我却在自以为的“真爱”迷宫里，走丢了。
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夜色完全笼罩下来。
窗外，远处楼房的灯火次第亮起。
温暖，却与我无关。
我摸索着找到烟盒，抖出最后一根烟。
点上。
火光在黑暗里明灭。
像我这辈子，短暂燃烧过。
然后，就是漫长无尽的，灰暗的残喘。
08
天气越来越冷。
暖气终于来了，管道发出嗡嗡的响声，房间里渐渐有了暖意。
但这暖意是干燥的，浮在表面，驱不散骨头缝里的寒气。
我的咳嗽时好时坏，成了顽疾。
董娟说，是老了，抵抗力不行，让我多穿点。
我裹着厚厚的棉衣，还是觉得冷。
行动似乎也比以前更迟缓了些。
走路慢了，上下楼梯要抓着扶手歇两次。
老朱笑我，“老叶，你这身子骨，可得加把劲啊，别落我后头。”
我知道他是好意，想激我多动动。
可我心里那点劲儿，好像真的快用完了。
像一盏油快耗尽的灯，火苗越来越微弱。
只是勉强亮着。
一天下午，我独自去社区医院开咳嗽药。
回来时，在公寓大门外的公交站旁，远远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叶建国。
我的儿子。
他刚从一辆黑色的轿车里下来，手里提着几个精致的礼品袋。
穿着深色的夹克，身形比记忆中壮实了些，也有了中年人的沉稳。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又抬眼望向公寓大楼。
眉头微微蹙着，像是在权衡什么。
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往旁边的报刊亭后面挪了挪。
心跳得很快，手心又开始冒汗。
我想走出去，叫他的名字。
像很多年前那样。
可脚像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我看到他站在那儿，犹豫了大概一两分钟。
最终，他没有走向公寓大门。
而是转身，拉开了轿车的后备箱，把礼品袋放了进去。
然后他坐回驾驶座，车子在原地停留了片刻。
缓缓开走了。
汇入车流，消失不见。
他就这样来了。
在我的视线可及之处。
停留，犹豫，然后离开。
没有进来。
甚至可能，并不知道我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他。
像一个躲在暗处的，卑怯的偷窥者。
我靠在冰凉的报刊亭铁皮上，很久没有动。
冬日的风吹在脸上，刀割一样。
我却感觉不到疼。
手里的药袋，沉甸甸地坠着。
刚才那一幕，比之前那通电话更直接，更残酷地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地理上的。
是心里那道迈不过去的坎。
是他不愿，或者不知该如何面对的，那个叫做“父亲”的存在。
而我，连走出去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像看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在眼前明灭一下，然后彻底熄灭。
我慢慢走回公寓。
脚步比出来时更沉重，更蹒跚。
走廊里遇见董娟，她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说没事，就是累了。
回到房间，我把药扔在桌上，重重地坐在藤椅里。
疲惫像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我淹没。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建国还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出差回来，给他带了一个当时很稀奇的电动玩具小汽车。
他高兴坏了，抱着我的腿不撒手，一个劲地问：“爸爸，你下次什么时候走？走了什么时候回来？”
那时我心里只有不耐烦，觉得孩子黏人。
现在才明白，那种毫无保留的依恋和盼望，是多么珍贵。
而我，亲手把它摔碎了。
再也拼不回来。
晚上，我勉强吃了几口饭。
老朱过来找我下棋，我推说头疼。
他看我神色恹恹，叹了口气，没再多说，轻轻带上门走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
只有暖气管道规律的嗡嗡声。
我躺到床上，睁着眼，看着黑暗。
建国在车站旁犹豫的样子，反复在眼前闪现。
他当时在想什么？
是想起不愉快的童年？
是顾忌母亲的心情？
还是单纯地，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苍老陌生的父亲？
或许都有吧。
而我，甚至连让他为难的资格，都快没有了。
时间会带走一切。
带走怨恨，带走痛苦。
也会带走最后一点残存的情分和牵连。
等到连“为难”都觉得多余的时候。
大概，就是真正的陌路了。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种灭顶般的恐惧。
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是在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被至亲的人，从心里彻底地抹去。
像沙滩上的字迹，被潮水一遍遍冲刷。
最后，什么也不剩下。
我蜷缩起身体，紧紧抱住自己。
像个无助的孩子。
可再也没有那样一双臂膀，会来拥抱我，告诉我别怕。
寒冷从心底弥漫开来。
比窗外的冬夜，更深，更刺骨。
09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在夜里悄无声息地来了。
早上醒来，窗外已是一个薄薄的、洁白的世界。
雪不大，勉强盖住地面和枯草的梢头。
却让灰蒙蒙的天地，有了一瞬间鲜亮的错觉。
老人们都很高兴，像孩子一样聚在玻璃窗前看。
议论着雪，议论着年轻时的冬天。
气氛难得地活跃。
我披着衣服，也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
雪光映进眼里，有些刺目。
心里那片荒芜，并未被这洁白触动分毫。
早饭后，董娟提醒我，地面滑，尽量别出门。
我点点头。
但上午十点多，常用的那支降压药膏用完了。
药膏不在常备药里，需要去社区医院开。
我想着路不远，慢慢走应该没事。
穿上最防滑的旧棉鞋，拄着那根很久没用过的拐杖。
我出了门。
雪停了，但气温低，融雪的地方结了薄冰。
路面确实很滑。
我走得很慢，很小心。
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短短一段路，走得后背微微出汗。
开完药，拿在手里。
我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外面湿滑的路面。
心里有些发怵。
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慢慢挪回去。
下台阶时，格外谨慎。
眼看最后两级台阶就要下去，拐杖头忽然在冰面上滑了一下。
我重心一歪，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旁边倒去。
手在空中徒劳地抓了一下，什么也没抓住。
右边身体重重地磕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台阶边缘。
剧痛瞬间袭来。
尤其是右边髋部，像是骨头碎裂般的疼。
我眼前发黑，闷哼一声，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
药袋摔出去老远。
周围瞬间有人围了过来。
嘈杂的声音涌入耳朵。
“哎呀，摔了！”
“老爷子，没事吧？”
“快，快扶一下！”
“别动别动！好像摔得不轻！”
有人跑去叫医生。
我躺在地上，刺骨的寒冷和剧痛交织。
意识却异常清醒。
清晰地看着头顶灰白色的天空。
看着周围模糊晃动的人脸。
听着那些遥远而嘈杂的关切。
心里涌起的，不是害怕。
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认命。
看，到底还是出事了。
这副不中用的老骨头。
最后，大概就要以这样狼狈的方式收场。
护士和护工很快推着平车出来。
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把我挪到车上。
我疼得冷汗直冒，咬紧了牙关。
被推进急诊室，检查，拍片子。
医生说是右股骨粗隆间骨折，需要住院手术。
他们问我家属联系方式。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最后，还是社区医院的人联系了老年公寓。
董娟很快赶了过来，焦急地问着情况。
医生跟她交代病情和手术风险。
我躺在病床上，听着那些陌生的医学术语。
心里空茫茫的。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董娟为难地看着我。
我闭上眼，沉默了很久。
然后，报出了曹玉兰的手机号码。
那是很多年前，我还记得的，唯一属于她的号码。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用。
只能试一试。
电话是董娟出去打的。
我躺在病床上，听着门外隐约的说话声。
听不清内容。
只能等待。
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徒。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董娟回来了。
她脸色有些复杂。
“叶伯伯，联系上曹老师了。”她说，“她说……她知道了。”
知道了。
然后呢？
“那……签字……”我声音沙哑地问。
“曹老师说，她会通知建国。让建国过来处理。”董娟低声说。
我心里那点微弱的希冀，像风里的烛火，晃了一下。
通知建国。
让他来处理。
这很合理。
她与我，早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
儿子才是。
只是，建国会来吗？
那个在车站旁犹豫良久，最终掉头离开的儿子。
会为了我这个摔倒在雪地里的父亲，走进医院吗？
疼痛一阵阵袭来。
麻药的效力似乎快要过去了。
我昏昏沉沉地想着。
或许，他来了，也只是履行一道手续。
签个字，问几句病情。
然后离开。
像完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那样也好。
至少，还能再见一面。
哪怕，是在这样不堪的情形下。
我被推进病房暂时安顿，等待手术安排。
单人病房，很安静。
只有监测仪器规律的滴答声。
窗外，又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
我看着那些雪花，一片片，悄无声息地落在玻璃上。
然后化掉，留下一道道短暂的水痕。
像眼泪。
不知过了多久，病房门被轻轻推开。
我转过头。
叶建国站在门口。
他穿着黑色的羽绒服，肩上落着未化的雪粒。
脸上没什么表情，眉头习惯性地微微蹙着。
他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
然后走进来，关上门。
走到病床边。
我们四目相对。
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空气凝固了，只有仪器枯燥的声响。
他看起来比上次公交站旁远远一瞥时，更疲惫一些。
眼底下有淡淡的青色。
“爸。”他终于开口，叫了一声。
声音干涩，没什么温度。
“你来了。”我说，想撑起身体，右腿的剧痛让我闷哼一声，又倒了回去。
“别动。”他说，语气里带上一丝急促，但很快又平复下去。
他拉过床边的椅子坐下。
“医生怎么说？”他问，目光扫过我打着临时固定的右腿。
“骨折，要手术。”我简短地回答。
“嗯。”他点点头，像是已经了解了。
然后又是沉默。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无意识地相互搓着。
“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
“我知道。”
“手术……有风险吗？”他问，依旧没看我。
“医生说，年纪大了，总是有风险的。”我如实说，“但不算大手术。”
“哦。”
他抬起头，目光终于落在我脸上。
那眼神很复杂。
有关切，但被一层厚厚的疏离包裹着。
有审视，像是在评估眼前这个老人的状况。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为难。
“医药费的事，你不用操心。”他忽然说，“我会处理。”
“我……我自己有点积蓄。”我连忙说。
“不用。”他打断我，语气很坚决，“我来。”
我没再争辩。
知道这是他的方式。
一种保持距离的，承担责任的，儿子的方式。
“你……”我看着他，喉咙发紧，“你工作忙，不用老在这里守着。有护工……”
“我知道。”他说，“手术的时候，我会在。”
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工作日程。
然后，他站起身。
“我先去医生那里，了解下具体情况，签个字。”
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
停住了。
背对着我，站了几秒钟。
“爸。”他又叫了一声。
他的声音很低，有些发沉。
“妈这些年……很不容易。”
他顿了顿，像是在压抑什么。
“你……好好养病。好了以后……也别再去打扰她了。”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轻轻合上。
把我，和那句话，关在了寂静的病房里。
“别再去打扰她了。”
七个字。
像七根冰锥，钉进了我心里。
原来，在他眼里。
我那些暗自的思念，那些无声的愧疚。
那些想要靠近一点点的渴望。
都只是“打扰”。
是给她平静生活带来的，不必要的涟漪。
而我，甚至没有辩驳的资格。
他说得对。
我除了打扰，还能给她什么呢？
痛苦？难堪？还是对不堪往事的反复提醒？
我只有这副衰老多病的身体，和满心无处安放的悔恨。
窗外，雪似乎下得大了一些。
天色更暗了。
病房里的暖气很足。
我却感到一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冷。
冷得我浑身发抖。
10
手术还算顺利。
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
建国来过几次。
大多是询问病情，和医生沟通，处理一些手续。
每次停留的时间都不长。
话也不多。
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父子关系。
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看得见彼此，但声音和温度都传不过来。
只有一次，他下午过来，我睡着了。
醒来时，看见他坐在床边椅子上，低着头看手机。
侧脸在午后斜阳里，显出清晰的轮廓。
那轮廓里，依稀还有小时候的模样。
我静静地看着，没出声。
他忽然抬起头，对上我的目光。
愣了一下，有些不自然地移开视线。
“醒了？喝水吗？”他问，站起身去倒水。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问问他。
问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问问他，是不是还在怨我。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怕听到答案。
更怕，连答案都得不到，只有更深的沉默。
出院那天，是建国开车来接的我。
他把我送回老年公寓，扶到房间。
董娟早已收拾好，暖气开得很足。
“有事给护工说，或者……打电话。”他把我的东西放好，站在门口说。
“知道了，你回去吧。”我说，“路上开车小心。”
他点点头，转身要走。
“建国。”我叫住他。
他回过头。
“谢谢你。”我说。
他看着我，眼神动了动，最终还是归于平静。
“应该的。”他说。
然后，他走了。
走廊里响起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坚定，利落。
没有回头。
我坐在熟悉的藤椅里，看着这个住了好几年的房间。
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
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腿里的钢板让我行动不便，需要借助助行器。
这提醒着我，身体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
也提醒着我，那个雪天，那场摔倒。
和儿子那句“别再去打扰她了”。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甚至比以前更加沉寂。
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房间里。
看书，看窗外，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
老朱常来陪我说话，怕我闷出病来。
我也只是听着，回应得很少。
好像心里那点活气，随着那场手术，也被抽走了不少。
冬天最深的时候，一天下午，公寓前台说有我的包裹。
寄件人信息是空的，只写了地址。
一个不大的纸箱，不重。
我有些疑惑，让董娟帮我搬回房间。
用剪刀拆开纸箱，里面是几层旧报纸。
报纸下面，是一本书。
浅灰色的封面，设计得很素雅。
书名是《墨痕时光》。
作者：曹玉兰。
我捧着那本书，手有些抖。
翻开扉页，没有题字，没有签名。
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新书。
是她出版的作品集。
我慢慢翻看着。
里面收录了她这些年来写的散文，还有一些书画作品的插页。
文字清新质朴，记录的大多是退休后的生活。
学画的趣事，与友人的交往，照顾母亲的点滴。
还有对四季变换的感悟，对往昔教学生涯的回忆。
笔调平和，偶尔带着淡淡的幽默。
看不出多少怨怼和悲苦。
像一个活得通透从容的人，在灯下娓娓道来。
我逐篇看着，看得很慢。
仿佛通过这些文字，能触摸到她这些年的脉搏。
看到她在怎样的心境下，一笔一划，写下这些句子。
翻到后面，有一篇的标题，让我停住了目光。
《渡》。
只有一个字。
篇幅不长。
我屏住呼吸，看了下去。
“人生如渡。年少时，总觉得对岸风光无限，拼了命想挣脱脚下的船。”
“中年时，风雨骤来，船身颠簸，方知掌舵不易，更怕身后人落水。”
“待到老来，风平浪静，回头望去，来路已渺，对岸亦远。才发现，自己渡了一辈子，其实从未真正靠岸。”
“所谓的岸，或许从来不在远方。”
“而在每一次，你咬牙握紧的桨。”
“在每一次，你为身后人抵挡的风浪。”
“在那些漆黑的夜里，自己给自己点起的那盏，微弱的，却不曾熄灭的灯。”
“有人中途弃船，以为游向另一片海。”
“后来才知道，海都是咸的，浪都是一样打来。”
“而那条被弃下的旧船，载着剩下的人。”
“摇摇晃晃，竟然也驶过了漫长的岁月。”
“船上的人，不再望向那个跳海的人的方向。”
“他们学会了看云，看鸟，看两岸慢慢后退的风景。”
“学会了在船舱漏雨时，安静地修补。”
“在粮尽水乏时，互相分一口干粮。”
“渡，从此不再是奔向某个目的地。”
“渡，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至于那个跳海的人……”
“或许，他最终会找到一块浮木。”
“独自漂在无边的海上。”
“望着永远无法再接近的，那条旧船的影子。”
“那也是他的渡。”
文章到此戛然而止。
没有怨恨的控诉，没有悲伤的抒情。
只有平静的叙述，和一种深水般的了悟。
我捧着书，呆呆地坐着。
冬日下午稀薄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
照在书页上，照在我枯槁的手上。
暖意微弱。
我仿佛看到那条在风雨中摇晃的旧船。
看到船上那个单薄却挺直的身影。
在漏雨时修补，在粮尽时分享。
独自掌着舵，载着幼子和老母。
沉默地，坚韧地，驶过漫长的岁月。
而我，就是那个跳海的人。
自以为游向了更广阔的自由。
最终，只抓住一块浮木。
漂在无边无际的、名为悔恨的海上。
望着那条再也回不去的船。
望着船上那个，早已不再望向我的身影。
这就是我的渡。
孤独的，荒芜的，一眼能看到尽头的渡。
书上那些工整的字迹，渐渐模糊。
我抬手抹了一把脸。
手心一片湿凉。
窗外的光，慢慢移动，终于越过了我的膝盖。
滑落到地板上。
房间暗了下来。
我把那本书，轻轻合上。
放在膝盖上。
手，很久没有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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