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北京西郊的一间会议室灯光通明，一份写着“辞去军事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文件被递到中央军委桌前。坐在靠窗位置的宋时轮微微欠身，低声说：“组织需要换新人，我该下来了。”一句话不重，却让不少与会者沉默良久。
那一年，军队机构精简和干部年轻化正在提速。有人担心熟悉条令又精于作战的老上将离开后，科研方向会不会断档。宋时轮淡淡一笑：“接力棒总要交，方向不会变，只会跑得更快。”事后，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正式退出领导岗位。
把时间往前拨十年，1975年他调任军事科学院时已六十出头。那时国防科研百废待兴，资料散落、方法陈旧，他带着参谋习惯的严谨作风，一口气建起十多个专业研究室，还拉起翻译小组盯住外军新战例。有人打趣：“老司令当了院长，比打仗还拼。”宋时轮摆手：“打的是另一种仗，不过同样要赢。”
更早的画面则要追溯到1929年的湘赣边界。年轻的宋际尧（彼时尚未改名）在山林里拉起百余人的队伍，对付土豪团丁。几个月后，他护着伤病满身的战士奔向井冈山，终于和黄公略的红六军会合。毛泽东见他时揶揄一句：“你这支队，也算半边天的小诸侯啦。”众人笑声里，宋际尧改名“时轮”，取“顺应时势、驱动风雷”之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716团转战华北，三年击破百余次合围。雁门关北侧那个冰封的夜里，他低声嘱咐警卫员：“鬼子一旦拉照明弹，别慌，趴下就地射击。”战后统计，团里伤亡不到预想一半，经验被师部定为范例。
解放战争阶段，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孟良崮布下铁壁。国民党军炮火猛烈，一连三天都没撬开缺口，前线来电急切：“救援部队到多久？”宋时轮只回两个字：“守住。”第四天拂晓，十纵反击成功，前后防线几乎没移动过。参谋记录里写道：“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临行前，毛主席叮嘱：“东线要紧，江界不可失。”宋时轮答：“若有闪失，唯我是问。”入朝后，零下三十多度，第九兵团穿着单衣埋伏长津湖。1950年11月27日晚，他发起方位突击，把美陆战一师硬生生切成几段。胜利代价惨烈，首批回国的某团只余三成编制。宋时轮夜不能寐，写给中央的检讨长达数千字：“谋略有得，后勤不足，罪在主将。”中央复电肯定战略成效，同意他回国养病整训。
1955年授衔时，他列上将序列，却对身边人说：“勋章光鲜，不抵一个班的生命。”1957年进军事科学院，他把“打仗思维”挪进科研。资料室旧纸堆占据过道，他干脆让警卫班搬出老办公桌，再用作简易书架，笑称“野战工事原地转成学术阵地”。
进入八十年代，高层决心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邓小平多次强调“新老更替是场革命”，宋时轮听完会议主动请辞。军委初未允，他索性提前启动交接：将各部室工作流程汇成厚厚几册，附带十三年院务得失分析，连人事梯次表都附了更新建议。最后一次班子会上，他语速仍快：“接替的同志该有独立主张，不必总翻旧账。”年轻研究员记下这句话多年不忘。
批复下达那天，他脱下常服大衣交给警卫，转身向大门外的雪景望了几秒：“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此言传开，被视作对改革的最好注脚。虽已退休，他仍主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1990年一次病中，他突然睁眼问：“词条更新到第几卷？”护士答完，他笑着点头又沉沉睡去。
1991年7月11日，宋时轮因病离世，享年86岁。床头一张折痕斑驳的便签写着两句话：长津湖畔兄弟犹在；后浪滚滚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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