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香港皇岗口岸的候船大厅里，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攥着一张“台胞返乡探亲证”。海风呼呼地灌进门，他用力按住帽檐，低声自语：“再晚一步，就八十了。”没人知道，这位名叫谢汉光的老者，此刻离开宝岛台湾，正是为了兑现四十多年前一句“我会回来”的承诺。
再往前推到1917年初秋，广东丰顺采芝楼村迎来一个哭声嘹亮的男婴。谢家取名“汉光”，寓意“以光明照江山”。时局却并不光明——北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村里老人常感叹“世道难”，这几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少年的心里，让他早早养成关心国家的执拗脾气。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岭南乡镇，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八岁的谢汉光拉着母亲衣角问：“妈，为什么外国兵能随便打咱们？”母亲含泪摇头，他却记住了那年夏天的耻辱。从此，报纸社论与时事传单，比《三字经》更能抓住他的注意力。
1938年，中学毕业的他考入国立广西大学森林系。那是一所战时名校，教授云集。陈望道在课堂上提到《共产党宣言》时谈到“自由与必然”，台下学生鸦雀无声，他却激动得抄了一夜笔记。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活跃，把这位热血青年一步步引向更深的抗日、救国道路。
1942年夏天，日军南下势如破竹。谢汉光完成学业，被分到桂林兵工厂管理实验林场。婚礼仅过去九天，他便背起行囊告别怀孕的妻子曾秀萍。临走前，他捏着妻子的手喃喃道：“若久无音讯，莫苦等。”一句话说得轻，可他自己却没想过退路。
1946年9月，组织需要一位精通林业且能说日语的人去台湾掩护新生的地下交通线。谢汉光的姓名被钉在调令第一行。他化名“叶依奎”，随导师登陆基隆，转赴台中莲花池林业试验所。白天培植试验树种，晚上抄写暗号、布置接头。圈内同行眼里的他，是才华横溢的林学骨干；只有极少数同志知道，那副犁出的林业成果背后，藏着一张革命联络网。
1947年二月的“二·二八事件”让全岛陷入恐慌。枪声刚停，《光明报》悄然问世，专挑夜深人静时分在工寮、渔港、车站散发。那一年，谢汉光把“林木生长年轮”的概念用来设计密写暗号——不同的年轮宽度对应不同的字母，特务看不出端倪，同志一目了然。报纸因此得以在白色恐怖阴影下扩散，最多时同时维系九百多名骨干。
风声还是来了。1949年春，《光明报》登出“打倒蒋介石”特刊后，不到五天，核心线路被连根挖掉。谢汉光深夜销毁档案，只带走一枚镌着“汉光”二字的小小印章。从台中一路北躲，他翻过若干山岭，最后埋名在苗栗山区，顶替战乱中失踪的青年“叶依奎”。从此，他成了“外乡来投靠的憨后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山区日子艰苦，却挡不住他那股做事劲儿。他用测量知识改良梯田，教村民在冷凉高地试种高山茶，第一年就让大伙儿多收了三分之一。村人逐渐对这位寡言却手脚勤快的“叶哥”竖起了大拇指。媒婆上门说亲，他总推托：“兵荒马乱，我身子骨还想多干活，成家拖累人。”真正的原因只有他清楚——丰顺老家的炊烟和那位新婚九天的妻子，从未离开过脑海。
沿海的风终究把铁幕吹开。1987年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专机专船探亲申请骤增。谢汉光并不在第一批名单里，他既要掩盖虚假身份，又要证明自己“叶依奎”在大陆有亲。几番辗转，才弄到一纸来回通行证。1988年12月，他带着一把老茧和那枚印章踏上归途。
家门口的那场对视，村里人后来谈及仍觉心酸。老妇人眼中布满血丝，声音微颤：“我守着这屋没搬，怕你回不认识。”他只回一句：“我认得你的背影。”短短对话，道尽四十二载漂泊与守候。家里除了白发的妻子，还有已经成家的儿子、儿媳，连坐会走路的孙辈都排成一串。他惊愕，更多的是惭愧——自己错过了做丈夫、做父亲、做祖父的无数瞬间。
归乡的第一个冬天，他在祠堂里给列祖列宗上了三炷香。外人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事已如此，问心无愧。”接下来的日子，他推辞了县里安排的城里住房，坚持留在祖宅，说这是给自己“补一课乡愁”。每天拄着竹杖到田间转悠，偶尔蹲在土坎上和邻居聊天：“芋头别种太密，根要呼吸。”口吻还是那股林学老把式。
有意思的是，1994年，汕头大学主办一场林业科技座谈会，老同学陈仲豪听说“丰顺有个台归老人搞高山茶”，立刻派人接洽。两位白发人相见，一个劲儿捶肩撞怀，眼眶泛红却都憋着没落泪。谢汉光把印章递给陈仲豪：“若哪天我走了，你替我证明我没白活。”此事随后上报，组织部门反复核实，于1995年为他补办离休手续。文件只有短短几行，却让他“心里落了石头”。
1996年盛夏，谢汉光病逝。葬礼没有哀乐喧天，只在村口杨梅树下打了三响纸炮。几位曾经在台湾地下党并肩的老友赶来，排成一列鞠躬。村民这才知道，那个天天帮人修水渠、教娃识草木的“叶叔”，原来是一名潜伏者。
他的故事没有写进中学课本，也鲜少被媒体提及，却在乡间口口相传。人们说，当年采芝楼的深夜，常能看到一盏昏黄油灯，灯下有位老人握着空白稿纸发呆——那是谢汉光对过往的默默纪念。信念不需要喧哗，守得住寂寞才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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