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黄昏，停战协定的签字声刚刚在板门店落定，距离前线一百多公里的巨济岛监舍里，一台锈迹斑斑的扩音器正反复播放新闻。“战争暂停了。”有人低声嘀咕。铁丝网后的俘虏纷纷向外张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否也会随之改变。人群里，有一名头发短到露出头皮的女孩，胸前挂着“203789”号牌，却仍习惯性地把手背在身后，姿势与卫生员发药时别无二致。她叫杨玉华，十八岁，此刻仍是志愿军里唯一的女俘。
提起杨玉华，很多档案只用一行字概括：四川内江，志愿军60军180师卫生员，被俘时间1951年5月29日。干巴巴的数字难掩故事的曲折。要解释“唯一”这个词，需要先从志愿军的建制说起。志愿军编制中，女兵多在后方医院或北方留守处，大部分随卫生列车停在鸭绿江北岸。只有极少数随师随团进入作战地带，杨玉华便是其中之一。她为什么会在第一线？得从家乡说起。
四川内江1948年的集市上，经常能看到一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小姑娘挑水卖豆腐。她六岁丧母，父亲在外贩运盐巴，日子紧得像瓶口。一场大旱后，外婆告诉她：“要想不挨饿，就得找条出路。”三年后，朝鲜半岛的战火点燃，征兵告示贴上县府大门。杨玉华瞅见“卫生员学徒”的字样，一咬牙报了名。那一年，她虚岁16，个头一米五五，却背得动满满一包医用纱布。
1950年11月，60军180师跨过鸭绿江。行军夜色深重，木桥被寒风吹得咯吱作响。对岸炮火连闪，杨玉华第一次真切地听到弹片从耳边掠过的尖啸。医训开课时，教员强调胸外按压和肢体包扎，她却暗自揣摩怎样把煮开的山泉水冷却得更快——战场上，时间就是命。等到第一次战斗结束，师医院里挤满了带血的棉花，她才明白自己“卫生员”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与死亡赛跑。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进展迅猛，第二阶段却由于美军机动作战和补给受阻形势急转直下。5月22日，彭德怀急令部队转入机动防御。此刻的180师正位于北汉江南岸，和敌人僵持。为了给兵团主力断尾，师部要求再“顶”五日。五日，听上去不长，但计算距离就能感到压力——美七师装甲日行三十多公里，而我师必须每日向北二十公里才能脱险。换言之，180师几乎注定深陷孤围。
战役进入血肉磨坊。部队没粮，树皮和野菜成了主食。杨玉华把最后一包炒面交给了重伤员，自己只好拔马兰根充饥。没想到马兰根汁液含毒，夜里她高烧不止，四肢抽搐。师医政股股长看她嘴唇发紫，命担架队把她抬走。雨夜的北汉江水位暴涨，桥梁全毁。担架队转而寻觅铁路线，打算借废弃隧洞暂避炮火，却被敌机目测锁定。轰炸结束时，洞口只剩横七竖八的焦黑木梁，活下来的只有五个担架员与伤员。
第二天，南朝鲜军搜索分队冲进隧洞。几把刺刀把稀泥翻了个遍，他们拖走能动弹的人，扔下断肢和燃尽的纱带。由于全身脏污、头发又短，杨玉华暂时被当成少年俘虏。半个月后，美军女军医体检才确认她的性别。“She is a Chinese girl！”对方惊讶之余，立即把她与朝鲜女战俘编在一起，运往巨济岛。
巨济岛集中营用铁丝网分隔数十片营区，女俘最多的区号A-6，约七百人，大多是朝鲜四野部队改编师。当听到“杨玉华来自中国”，姐妹们蜂拥而至，用夹杂着土话的中文关切询问。有人递上半截手帕，有人塞来破棉裤。几天后，朝鲜光复节临近，女俘们策划绝食抗议。看守以为中国姑娘不会参与，送来单独一碗白米。杨玉华沉默片刻，旋即将碗砸翻，米粒四散。看守抡起皮鞭，皮鞭甩下，“啪”的声在闷热的棚顶反弹。一位年长朝鲜女兵攥紧她的肩膀，小声用断断续续的中文说：“谢谢，中国同志。”
在营里，杨玉华学会了几句朝鲜语，朝鲜姐妹则学会唱《东方红》。夜深灯暗时，大家压低嗓子合唱，“红太阳照山河”。歌声若隐若现，像在铁丝网外漂浮。偶尔，美军巡逻灯扫过，歌声戛然而止，只剩浪声拍礁。
时间推至1953年夏。停战后，联合国军开始整理战俘名单。杨玉华被编入“中共女战俘”序列——只有她一人。8月初，474名朝鲜和中国籍女俘从釜山装上列车北运。行前，美军为每人发了两片面包、一罐罐头，试图安抚。列车驶出隧道群，车厢内忽然唱起《凯旋歌》。守卫慌忙投掷催泪弹。白烟翻滚，车厢顿成蒸笼，许多人捂脸呛咳。杨玉华冲到车门，用急救毯裹住手，抓起燃烧的催泪罐抛出窗外，掌心被灼得血肉翻起。硝烟散尽，“203789”号牌上沾满黑灰，却仍可辨认。
抵达板门店换俘区，杨玉华在防线间奔跑。零点整，交换通道放行。迎接人员中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杜平。他一眼认出这位伤临时包扎得像木乃伊的小姑娘，走上前轻声说道：“孩子，回家了。”杨玉华早已泣不成声，只紧握他的手。此刻，她终于摘下怀中暗藏两年的那面手缝五星红旗，小心抖开，红布已被汗水浸成暗褐，却依稀闪光。
回到安东（今丹东）后，中央军委审查归俘流程严格，层层面谈不少于三个月。杨玉华详细记录被俘经过，没有隐瞒，最终得到“组织清白”结论。1954年春，她脱下军装，返乡复员，分配到内江郊区一所小学当教师。教室四壁爬满藤蔓，学生把“杨老师”三个字写成龙飞凤舞的粉笔字，高悬于讲台侧。她的嗓音不高，却喜欢给孩子们讲“担架队的故事”，叮嘱他们别忘记医药盒中的止血粉有多珍贵。
1956年，她与在战俘营相识的复员军人刘英虎结婚。那段婚姻并不算顺遂，刘英虎转业安置不稳，情绪起伏极大，两人常因琐事争吵。十几年后，两人协议离婚，原因写得含糊：性格不合。杨玉华那年不过三十七岁，却仿佛老去很多。后来，她遇到第二任丈夫，对方在糖厂任会计，性情温吞。婚后她生下一子，取名“卫华”，意为“保卫中华”，字里行间仍是当年的影子。
1986年，杨玉华退休，正式离开讲台。次年丈夫病逝，她带着孩子搬到成都市郊区。邻居只知道这位朴素老太太伤痕累累的手指缝里夹不住针线，却能在地震应急演练时迅速给受伤少年包扎。她几乎不提自己曾穿军装的岁月，只在生日那天把那面补丁重叠的五星红旗铺在桌上端详数分钟，然后再叠成八折，锁进暗红木匣。
为什么七十万志愿军里只有她一名女战俘？一来志愿军前方女兵本就凤毛麟角；二来战时后勤调度把大部分女医护留在北岸；三来朝鲜战场机动作战，迷失与失散可以迅速补位，而身负伤的杨玉华不幸与担架队同陷隧洞，才成孤例。历史常常因偶然环环相扣：一株马兰根、一段被炸毁的隧道、一名细心的女军医，共同把她推成“唯一”。
关于她的档案，军委在1954年6月画上了句号，注释只有一句话：“表现坚决，立场坚定。”几十年后，地方志为她补了一行小字：“退休教师，享受副团级待遇。”有人感叹评功授奖太轻，可仔细想想，她当年最想获得的也许只是那一天跨过中朝边境时的呼吸——自由、久违、带着江风的气味。如今世上再看不到那张囚号“203789”的铝牌，它早在安东河滩的一堆篝火里化成银色的液滴，而那双被烧伤的手却仍能给学生写下端正的粉笔字：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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