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北京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凉意。傍晚时分，一位身着深灰长衫、满头华发的老人走下刚抵永定门的专列，步履虽缓，却精神矍铄。车站外的迎接队伍不大，却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领队，足见此人的分量。老人名叫仇鳌，字亦山，七十一岁，这次是应最高领袖之邀北上。消息没有见诸报端，却在京城政界悄悄传开：这位湖南来的“半肺老人”，与主席有着半个世纪的交情。
翻开过去的日历，时针得回拨到一九一六年夏。那天，长沙紫陌花香，杨昌济在家中设茶会。年轻的毛泽东一身长衫，却言辞凌厉，与到场的仇鳌一见如故。十四岁的年龄差并未成为鸿沟。议论到“救亡图存”，毛泽东朗声道：“必破旧立新，使华夏重振。”仇鳌一拍大腿，赞道此言见骨。从此，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此奠基。
追溯更早，仇鳌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汨罗，少年留日，结识孙中山，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民国初年，他淡泊仕途，只在湖南做了短暂公务，却因才识与风骨备受敬重。也正是这份声望，让毛泽东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里屡得援手。
一九一九年，《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囊中羞涩，排版、发行样样犯难。仇鳌二话不说，拉来湖南《国民日报》的编辑室供其观摩，还替他撮合印务。五期小报寄到汨罗，仇鳌捧读良久，对那篇《民众的大联合》击节赞叹。他感慨：“十余年心中郁结，一文尽释。”那几张薄纸，他珍而重之，可惜后在“马日事变”混乱中散佚。
随后的故事一波三折。为了筹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四处奔走，偏偏经费枯竭、场地难寻。关键时刻，仇鳌每月捐款四百大洋，还借来船山书社的空屋。长沙街头的读书声，由此多了一股新风。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仍属“西学异端”，省长赵恒惕掀桌子，书社的老先生们也摇头。仇鳌耐心相劝：“求适于用，本就不拘一格。”终让风波暂息。可到了一九二二年底，赵恒惕施压，他只得远走欧美。
漫长的别离随即拉开。北伐、马日事变、抗战、内战，山河翻覆，师生音讯零落。仇鳌先被通缉，后被笼络，他却始终守着初心。蒋介石授职“勘乱建国委员会”，他一句“病体难支”，婉拒。肺癌切除半个肺，他自嘲“半肺老人”，依旧暗中帮助地下党。
一九四八年冬，解放大势已成，中共中央电令湖南地下党接洽亦山。老人脱口而出：“还是要搞大联合！”他劝说老友程潜弃暗投明，又顶住白崇禧的金条诱惑，一纸退奉，写下“老夫心力殚，拭目瞰神州”八句诗。翌年八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长沙枪炮未响即改旗易帜，湘江两岸百姓烧香放爆竹，史家称此为“惊险而完美的软着陆”。
枪声散去，南北一路绿灯。毛泽东三次电邀，亦山先生终在一九五〇年携眷抵京。几日奔波后，他先游故宫，再访石景山，赞叹“高阁红旗翻晓日”。然而，真正让他动容的，是中南海那场小范围的家宴。
灯下，毛泽东健步迎出：“先生远道辛苦。”仇鳌略带湘音地回敬：“毛主席，老朽给您请安。”话音未落，客厅里一阵轻笑，毛泽东故作惊诧：“咦？您怎把我名字忘了？我还是那个毛润之，可没改名叫毛主席呀！”几十年未见的师生就此放下客套，重新回到当年长沙书斋的亲切氛围。
席间，主席向章士钊、林伯渠等人介绍：早年革命，亦山先生倾囊相助，几千大洋救了急。语气平淡，却句句真诚。对功臣的铭记，正是这位领袖的习惯。酒过三巡，仇鳌抿着茶笑言：“还是叫你润之更顺耳。”众人皆会意。
执政之后的问题，亦山看得通透。一九五一年夏，他递上长信，提醒新生政权警惕“停滞与腐蚀”，劝其常握“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刃。语言平实，却句句入骨。毛泽东批示：“诤友难得，当重若千金。”不久，中央聘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老人仍想推辞，毛泽东说：“挂个名，开会倦了就先走。”一句轻松，化解顾虑，也显出彼此情谊。
时间往前掠。端阳节的病危手术、送去的燕窝与银耳；一九六二年小年夜，毛泽东请亦山、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同席，又请溥仪作客，笑称“他曾是咱们的上司”。众人半生风云，百感杂陈，却在一桌家常菜前握手言欢。那天的辣椒与苦瓜，让昔日皇帝额头冒汗，也让在座老同盟会元老会心而笑。
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亦山先生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二岁。讣告寥寥，却写明“开国诤友”。当年那顿宴席的轻声戏语，如今仍在历史的耳畔回荡：“您怎么忘记我名字了？”它提醒世人：在权力与岁月的长廊里，真情与担当最难得，也最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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