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春的凌晨，北京中南海东暖阁气氛凝重。毛泽东刚会见完外宾，随手一指，示意身旁的工作人员叫来章含之。等人进屋，他只说了一句：“你不听我的话。”灯光微黄，却挡不住那句责备的分量。章含之的心一点点往下沉，这一刻，她知道火苗是如何点燃的——一年多前，她婉拒了去加拿大出任大使的任命，只为了守在乔冠华身边。
时间拨回1970年6月14日。那天，正在外语学院上课的章含之接到内线电话：毛主席要见她。六年前，毛泽东让这位年轻女教师“多经风雨，见世面”。如今再见，毛主席仍笑称她“章老师”。闲聊几句后，话锋一转，主席提出让她负责外语教学改革。临别时，又补上一句似信手拈来的嘱托：“把事办完，再到外交部去闯闯。”
半年后，教学改革方案初具雏形，外语学院重新招生。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走进外交部大楼，从此挂上了“亚洲司四处巴基斯坦组译员”的牌子。剪报、贴条、装订，一天两本《参考资料》，枯燥得让人怀疑梦想。偶尔的翻译差点因生疏出错，她才体会到“外事无小事”的分量。
同年七月，中共中央决定迎接基辛格的秘密来访。外交部成立接待组，乔冠华挂帅。那是章含之第一次和乔冠华并肩工作。会议室里，“乔的笑”响亮，策略、节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年轻翻译们暗暗服气。基辛格行程结束，中美关系松动；九月，联合国席位归还中国；十月，乔冠华领衔赴纽约，章含之随团翻译。
1971年11月15日凌晨，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的掌声还在耳边回荡。章含之在饭店走廊遇到乔冠华，他一边擦拭镜片一边轻声说：“以后外事场合多练胆。”那句话像是随口，却被她记下。
任务完成，代表团返京。12月22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召见乔冠华等人，章含之列席。主席谈兴正浓，突然望向她：“章老师，这些年见世面不少了吧？”一句调侃，引来哄笑，也让她感到莫名温暖。
进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启动。9月29日深夜，毛泽东听完谈判汇报，屋内气氛轻松，他却忽然语锋一转：“你的男人另有生活，你为啥不离婚？做人要解放自己。”章含之被点名，先是一愣，继而低声应道：“主席批评得对，我会处理。”乔冠华在旁，未插一句，却静静记住了这幕。
离婚手续办妥的那天，北京飘小雪。电话那端乔冠华沉默片刻，突然问：“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短短十二字，让她紧握听筒。两人相差十七岁，一个是风头正盛的外长人选，一个是副司长；流言、年龄、家庭，统统压在两人肩头。可最终，他们还是携手。
1973年夏，周恩来向章含之口头转达主席指示：中央拟派她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当时女大使在共和国尚属空白，以副司长身份外放七大工业国之一，被业内视为“直升机式”提拔。消息传开，很多同事眼中都是羡慕。章含之听完，却只说：“我不能走。”理由很简单——乔冠华常年透支身体，胃病、支气管炎反复，她要在身边。
汇报时，章含之坦承心迹。毛泽东沉吟良久，没有立刻表态，只让她先回去。但他记下了这件事。
于是便有了1974年那天清晨的“你不听我的话”。章含之低头站在窗前，应声道：“主席，这责任在我。”毛泽东并未再追问，只摆手示意她离开。此后，加拿大首任女大使的空位又推迟了几年才补上。
未能外放并未耽误章含之的仕途，却让她与乔冠华的情感愈发牢固。1974年底到1976年，毛泽东多次召见外事口骨干，两人常同席。主席偶尔仍调侃她“章老师”，可再没提起驻加一事。
1976年10月，乔冠华在唐山震后通宵处理国际慰问电，旧病复发。章含之彻夜陪护，守着输液瓶打盹。有人悄声问她是否遗憾错过大使履历，她笑笑：“人各有志，我心安。”
乔冠华1983年病逝，章含之整理遗物时，在丈夫常用的文件夹里发现那份1973年的外放报告，上面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两道朱笔“同意”，再无任何审批痕迹。几行字，像是一次命运的预演，却被爱情的执拗打断。
回望这段历程，章含之后来私下对友人说过一句：“若让我重来，还是会那样选。”字句平实，没有豪言，却透着笃定。她也不掩对毛泽东的敬重：“他教会我敢闯，也允许我做自己。”
1970至1974年之间，章含之一面是学生、老师、翻译、外交官；另一面是女儿、母亲、爱人。几重身份交错，她有过犹豫，也有过懊恼，但终究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那句叮嘱——经风雨，见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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