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晚十点，东京首相官邸灯火通明。广播里传出消息：基辛格秘密抵京，与周恩来会面。日本政坛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懂，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华盛顿已经抢先一步，东京若再犹豫，恐将失去同中国对话的先机。

不久，执政党内部的“田中风”呼啸而起。出身新潟平民家庭的田中角荣以擅长把握民意著称，他敏锐地捕捉到时局变化，反复对身边人说：“再拖下去就是历史罪人。”同年七月，他出任首相，上任声明只有一句被反复引用：“必须尽快解决中日之间的异常状态。”

这股急迫感外界只见其表，却少有人知道背后的伏笔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埋下。自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约》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周恩来便不止一次公开宣布“此约非法无效”。他一句“愿与日本人民友好相处”的表态，为民间接触打开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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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签字的硝烟尚未散去，周恩来就指示南汉宸致信日本经济界，邀请对方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高良富等人冒着被本国政府处罚的风险仍踏上了旅程，结果是一九五二年春的第一份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后双方每年续签，丝线般的商路在冷战迷雾里一点点织就。

岸信介上台后“政经分离”政策令通路停摆，气氛一度降到冰点。周恩来却没有放手，他对部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小企业饿肚子时，友谊最能说明价值。”在他的准许下，小批量的定点贸易权不断放出，既养活了日方的地方商社，也让东北和华东的轻工产品找到了销路。

与此同时，北京还悄悄搭起一座“政界后门”。浅沼稻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知华派”先后访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被视为朋友，而在东京却常要面对右翼的指指点点。浅沼在演讲台上那句“帝国主义是中日共同的敌人”后来让他付出了生命，但也让北京确信：日本国内的和平声音从未熄灭。

进入七十年代，国际格局风云激荡。美国准备从越南脱身，需要中国牵制苏联；中国则要打破外交孤岛。尼克松提前把牌摊开，日本如坐针毡。田中角荣很清楚，只有抢在对手之前完成“正常化”，才可能在亚洲保住自身话语权。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抵达北京。他带来田中的口信：“无论国内外压力多大，此事必须做。”周恩来当即回赠两句话：“欢迎来谈。待遇比照尼克松。”佐佐木回国报告时，用了“坦率而温暖”形容这位中国总理。

紧接着，公明党竹入义胜受托二次来华。三轮深夜会谈后，竹入惊叹地告诉田中：“周恩来对日本史、对汉语词义的琐细之处都一清二楚，谁也糊弄不了他。”谈判的核心之一，正是日本该用“承认中国的合法政府”还是“正统政府”。周恩来翻出《明史》《清实录》阐释“正统”与“偏安”的不同，逼得日方最终接受“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

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自民党先遣团，特地点了九一八这天。他平静却有力地说：“四十一年前的炮声曾让两国陷入血雨腥风，今日你们来到北京，是新的起点。”会场随即响起长久掌声。

一周后，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角荣下舷梯时，秋雨刚停。周恩来亲自迎上前，两人执手寒暄。当天夜里，外交部紧急通知：毛泽东准备会见。八点半，中南海菊香书屋灯火通明。田中刚坐下，毛泽东哈哈一笑：“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田中愣了下，随即回礼：“基本解决了。”气氛就这样松弛下来。

席间，毛泽东谈到两国两千年交往，又转而说起“迷惑”一词：“年轻人道歉只说添了麻烦，还不够味。”田中承诺立即更改措辞。两人相互递烟，毛泽东甚至用英语说了声“Thank you”，惹得满屋轻笑。

夜深时分，主席起身，从书架抽出一册线装《楚辞集注》递给田中。田中双手接过。毛泽东语气平静：“书里有一句话，‘中瞀乱兮迷惑’，或可参考。”这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汉语示范，也是提醒：历史迷雾要靠真诚与担当去拨开。

两天后，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二十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十二条款，短短两页纸，却写进甲午以来半个世纪的风云。会后田中随周恩来南下上海，他在黄浦江夜色中举杯：“若此行能换来百年和平，即便长眠此地，也值。”

十月一日清晨，专机滑出跑道。舷窗后，田中向送行的周恩来深鞠一躬。机轮离地时，正是北京国庆前的早霞，淡红色铺满天际。两国关系由此翻篇，新篇章的字里行间，有周恩来二十年的铺垫，也有毛泽东一句笑谈里的分寸，更有那本《楚辞集注》折射出的文化回音。

人们常记得签字仪式的镁光灯，却容易忽视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那些无人知晓的夜谈，是一句“我们愿与日本人民友好”，也是一本古籍里对“迷惑”二字的严格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