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指那十国|五代十国|后唐|后梁|契丹|石敬瑭|郭威

五代十国（907—960）：乱世中的王朝更迭与历史回响

公元907年，一个延续近三百年的大一统王朝——大唐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崩塌。朱温废黜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后梁，正式宣告唐朝的终结。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动荡、政权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五代十国。尽管这段历史仅持续了短短五十余年，却以其剧烈的政治更迭、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谓“五代”，指的是在中原地区相继更替的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十国”则是指同时期在南方及山西等地割据自立的十个主要政权，包括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楚国、南汉、荆南（南平）以及北汉。这一时期虽以分裂混乱著称，但其政治格局、军事制度乃至文化走向，却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与制度建设埋下了伏笔。

首先登场的是后梁（907—923）。其建立者朱温原为黄巢起义军将领，后投降唐朝，因镇压义军有功被封为宣武节度使，逐渐掌控中原大权。他弑君篡位，虽建立了新朝，却未能真正统一全国。后梁统治期间，内部争斗不断，外部强敌环伺，尤其与盘踞河东的李克用父子长期对峙。李克用是沙陀族人，曾被唐朝赐姓李，封为晋王。其子李存勖继承父志，励精图治，于923年攻灭后梁，建立后唐。

五代十国

后唐（923—936）是五代中疆域最广、国力最强的政权。李存勖不仅恢复了部分唐朝旧制，还一度收复幽州，击败契丹南侵。然而，他后期沉溺声色，宠信伶人，导致政局动荡。最终，其部将石敬瑭发动叛乱。石敬瑭为求外援，不惜向北方新兴的契丹政权称臣，并割让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936年，石敬瑭在契丹扶持下建立后晋（936—947），成为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儿皇帝”。

后晋的建立虽借助外力，却也埋下了亡国之祸。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试图摆脱契丹控制，结果招致契丹大军南下。947年，契丹攻陷汴京，后晋灭亡。不过，契丹难以久居中原，不久便北撤。此时，原后晋大将刘知远抓住时机，在太原称帝，旋即南下占据汴梁，建立后汉（947—948）。然而，后汉仅存续一年，便因内部权力斗争而迅速瓦解。刘知远之子刘承祐猜忌功臣，诛杀大将郭威家属，逼反郭威。郭威起兵攻入开封，后汉覆灭。

951年，郭威自立为帝，建立后周（951—960）。他吸取前代教训，整顿吏治，减轻赋税，恢复生产，使中原地区初现安定局面。郭威去世后，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锐意改革，推行“均田”政策，整饬军队，南征北战，先后击败后蜀、南唐，收复秦、凤、阶、成四州，并北伐契丹，夺回瀛、莫二州，几乎收复燕云十六州南部。可惜天不假年，柴荣英年早逝，其幼子继位。960年，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五代至此终结。

在五代更迭的同时，南方及山西地区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史称“十国”。这些政权多由地方节度使或豪强建立，虽互有攻伐，但总体上注重发展经济、兴修水利、鼓励商贸。例如，吴越国钱镠保境安民，修筑海塘，发展海外贸易；南唐李昪、李璟父子重视文教，聚集文士，使金陵成为文化重镇；前蜀、后蜀在四川盆地休养生息，成都一度成为西南文化中心；闽国在福建开垦山地，拓展海上交通；南汉则凭借岭南地理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甚至铸造铅钱流通。

五代十国政治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十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十个政权，而是对这一时期主要割据势力的统称。其间还有如岐国、燕国等短暂存在的小政权，但影响力有限。此外，北汉作为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政权，依附契丹，长期与后周、北宋对抗，直至979年才被宋太宗所灭。

五代十国虽为乱世，却并非历史的断层。恰恰相反，它是中国从中古向近世转型的关键阶段。在政治制度上，节度使权力被逐步削弱，中央集权趋势重新抬头；在军事上，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职业军人集团崛起，为宋代“重文轻武”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在经济上，南方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重心南移趋势日益明显；在文化上，尽管战乱频仍，但文人南迁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词、绘画、印刷术等均有显著进步。

尤为关键的是，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促使后来的宋朝统治者深刻反思。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将领兵权，设立转运使掌控地方财政，强化科举取士以削弱门阀影响，种种举措皆源于对五代武人专权、藩镇割据教训的汲取。可以说，没有五代十国的惨痛经验，就没有宋代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刀光剑影与王朝兴替，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破碎中寻找秩序、在混乱中孕育新生的过程。五代十国虽短，却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忠诚、背叛与重建的复杂人性，也为中国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制度启示。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代十国正是“分”之极致，而其终结，则预示着“合”的新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