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铁改余”族群中，长期流传着“余氏为成吉思汗后裔、源自蒙古黄金家族”的虚妄之说，诸多支系在修撰族谱、宗族叙事、联谊祭祀等活动中，盲目附会蒙元皇族为先祖，刻意嫁接蒙古皇室世系脉络，混淆姓氏源流、背离历史真相、扭曲宗族核心认同。此种攀附先祖的乱象，绝非偶然形成，而是特定历史背景、政治权力干预、宗族功利心理、后世记忆偏差及学术研究误导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自明末清初绵延至今数百年，历经传播、异化与泛滥，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系统性谬误。
本文结合谱牒记载、正史考证、基因检测、学术研究等多方面权威证据，从现象表现、起源发展、核心谬误、史实佐证、危害影响、正本清源路径六个维度，全方位、深层次剖析该现象，还原其本质与历史真相——即“铁改余”仅为明末余氏族人避祸伪装，与蒙元皇族无任何血缘关联，为“铁改余”宗族厘清源流、回归正统、传承家风提供坚实依据。
一、现象核心表现：虚妄附会盛行，背离史实本源，呈现系统性乱象
西南“铁改余”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现象，并非个别支系、少数族人的偶然行为，而是覆盖云贵川渝等西南多省份、多支系的系统性虚妄乱象，核心表现为宗族叙事、谱牒记载与宗族行为的三重错位，呈现出“自上而下、由虚及实、由表及里”的扩散态势，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乱象特征十分鲜明。
其一，核心叙事虚构，强行嫁接蒙古皇室脉络，细节荒诞不经、漏洞百出。多数涉事支系普遍编造“先祖为成吉思汗五世孙铁木健，曾任元朝宰相、南平王，因元末红巾军起义战乱避祸，率九子一婿改‘铁’为‘余’，分散隐居西南各地”的荒诞传说，刻意渲染“蒙古王侯血统”的显赫地位，以此彰显宗族“尊贵”。为强化虚妄叙事的迷惑性，族人还凭空杜撰“九子十进士”的科举盛景、凤锦桥分手盟誓、认祖传家诗句（如“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将虚构的“铁木健家族”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直接绑定，公然声称自身为蒙元皇族正统后裔。
更有甚者，无视历史事实，刻意篡改历史人物归属，将明代抗蒙名臣余子俊、宋代抗元名将余玠等汉族先贤，强行纳入“铁木健后裔”体系，混淆历史人物的民族身份与真实世系，进一步混淆视听、误导族人。部分支系还编造铁木健为“元朝东路不花元帅”，妄图借“元帅”头衔增强叙事可信度，实则与正史记载严重相悖，纯属无稽之谈。
其二，谱牒记载失真，谬误代代相传，造假痕迹清晰可辨。明清以来，部分“铁改余”支系在修谱过程中，主动摒弃余氏上古至唐宋的正统源流，将虚构的“蒙古皇室世系”强行载入族谱，甚至肆意篡改原有谱序、伪造史料依据、混淆历史时间线，硬生生将“避祸伪装”打造成“姓氏本源”。例如，以明末余鹍翔临终手书的《原流备》为基础，恶意篡改核心内容，将明末余氏避祸叙事嫁接至元末，谎称“铁木健后裔于洪武二年改铁复余”，使虚妄说法被赋予“谱牒依据”，得以在宗族内部代代传承，持续误导后世子孙。部分支系早年流传的“铁改余”说法，亦受此不良风气影响，虽经后世族人考证厘清本源、纠正谬误，但部分族人仍受传统虚妄叙事熏陶，存在宗族认同错位、本源认知模糊的问题。
此外，不同支系族谱中关于“铁木健”的记载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或言其为南平王、或言其为西平王，或言其祖籍南京、或言其移居麻城，造假痕迹显而易见；更有民国年间余一海撰写《青神余氏宗谱》、2008年有人杜撰《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姓总谱》，进一步加剧谱牒造假乱象，牵强附会嫁接元朝皇室世系，误导范围持续扩大。
其三，宗族认同错位，盲目跟风攀附，功利色彩十分凸显。部分“铁改余”族人脱离特定历史语境，将虚构的“蒙元皇族后裔”身份视为宗族至高荣耀，在宗族祭祀、跨支系联谊、对外宣传中，刻意强调“蒙古皇室血统”，甚至主动摒弃余氏传承千年的忠烈家风与汉家文脉，盲目模仿蒙古族习俗，形成“以讹传讹、跟风附会、争相攀附”的不良风气。
更有甚者，借国家“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刻意宣扬蒙古血统叙事，妄图申请蒙古族身份，将虚妄附会转化为实际利益诉求，进一步加剧乱象扩散蔓延。如乐山犍为部分余氏族人，虽世代生活习惯与汉族毫无差异、身份证明确标注为汉族，却固执坚称自身为蒙元皇族后裔，甚至刻意保留“不过中秋节”的特殊习俗，以此强化虚假身份认同，本质上仍是盲目攀附、追求功利的具体体现。
二、现象起源与发展：多重因素叠加，谬误逐步异化，从避祸到攀附的演变
西南“铁改余”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现象，并非凭空产生、一蹴而就，其根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宗族苦难，后经清廷政治干预、后世功利心理推动、学术研究误导等多重因素作用，逐步从“避祸求生的权宜之计”异化为“追求虚荣的血统攀附闹剧”，历经三个清晰的发展阶段，逐步扩散并固化为根深蒂固的历史谬误——这一演变过程，恰恰印证了结尾所论证的“铁改余仅为明末余氏族人避祸伪装，与蒙元皇族黄金家族无任何血缘关联”的核心真相。
第一阶段：起源——明末避祸，虚构身份（17世纪中叶）。此种乱象的核心源头，是明末辰溪余鹍翔家族遭遇的“丁亥大难”。余鹍翔身为明末兵部侍郎，忠贞不屈、坚决抗清，被俘后拒不投降、以身殉国，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忌惮其忠烈气节与宗族影响力，对余氏宗族展开残酷清算，焚毁宗祠、屠戮族人，史称“丁亥大难”，仅少数族人侥幸逃生，被迫辗转逃亡西南云贵川地区避祸。
为躲避清廷悬赏追杀、保全宗族血脉存续，幸存族人在余鹍翔临终托付的基础上，被迫虚构“铁改余”身份、编造“祖上为铁氏”，其核心目的是掩盖余氏汉族身份、规避清廷迫害。余鹍翔生前手书的《原流备》，原本是为后世族人留存避祸凭据、维系宗族认同的权宜之作，其中虚构的“铁世义→铁子高→铁木健”世系，本质是宗族避祸的隐蔽工具，与成吉思汗及蒙古皇室毫无任何关联；而所谓“铁木健家族”的传说，最初仅为离散族人相互识别、抱团求生的暗号，并无任何血统附会之意。
第二阶段：异化——清廷干预，扭曲记忆，谬误初步扩散（17世纪末至19世纪）。清初，清廷为强化统治、根除余氏宗族的抗清意识与汉家认同感，不仅持续追捕余氏遗民，更展开精准的文化打压与宗族记忆扭曲。清廷强行将纪念汉家忠烈的“两平王庙”更名为“成吉思汗庙”，大肆宣扬蒙古王族崇拜，刻意篡改地方方志与余氏谱牒记载，将虚构的“铁木健”篡改为元成宗铁穆耳之弟，妄图通过嫁接蒙古皇室身份，模糊余氏族人的汉家认同，瓦解其宗族向心力与凝聚力。
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与文化渗透下，“铁改余”的避祸初衷逐渐被族人遗忘，虚构的“蒙古血统”叙事被不断强化、神化，部分族人逐渐相信自身为蒙古后裔，为后世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埋下了深层隐患。同时，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部分无谱可依、无根可寻的移民，为寻求宗族归属感、攀附名门望族，主动借“铁改余”叙事融入相关支系，进一步扩大了虚妄说法的传播范围，使谬误从余鹍翔后裔支系，逐步扩散至西南各地多个“铁改余”支系，乱象初现规模。
第三阶段：泛滥——功利驱动，以讹传讹，乱象彻底固化（20世纪至今）。清中后期以来，政治高压逐渐缓解，余氏族人的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但部分后世子孙脱离了先祖避祸求生的历史语境，遗忘了“铁改余”背后的血泪屈辱与宗族苦难，受虚荣攀比心理驱动，刻意美化、篡改宗族历史，将虚构的“蒙元皇族后裔”身份视为抬高宗族地位、彰显自身“尊贵”的资本，主动强化血统附会叙事，将其正式载入族谱、广泛传播。
民国时期，由于受统宗合宗的影响，很多无谱可依、散落各地的余氏族人，为了抱团取暖、归入宗族体系，随意篡改“铁木健”相关记载，导致谱牒叙事更加混乱、矛盾丛生，进一步加剧谬误传播；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红利影响，部分族人刻意宣扬蒙古血统叙事，妄图申请蒙古族身份、谋取相关政策利益，推动虚妄叙事进一步泛滥蔓延。
加之部分族人缺乏基本的史料考证意识与科学认知，盲目跟风认同虚假叙事，同时少数学术研究存在偏差，将“铁改余”与蒙古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牵强关联，间接强化了“铁改余为蒙古后裔”的虚妄认知，最终形成“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普遍乱象，彻底背离了余氏宗族的本源与初心——这一乱象，正是结尾所强调的“需正本清源、纠正的历史谬误”，而章节所梳理的演变过程，也为结尾“铁改余仅为明末避祸伪装”的核心结论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脉络支撑。
三、现象核心谬误：混淆源流、篡改史实，三大关键错位厘清
西南“铁改余”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现象，本质是一系列历史谬误的叠加与固化，核心症结在于源流混淆、史实篡改、人物错位，其中三大关键谬误贯穿乱象始终，是导致谬误蔓延、难以根除的核心原因，结合正史记载与学术研究成果，逐一厘清、驳斥如下。
谬误一：混淆余氏与蒙古皇室源流，妄称余氏为蒙元皇族后裔。实则余氏起源悠远、脉络清晰，上古之时，夏禹王第三子受封余庆王，子孙遂以封地为氏；春秋之际，贤士由余辅佐秦国成就霸业，后世子孙以其字为氏，此两支余氏源流均早于成吉思汗所处的元代，且载诸史册、斑斑可考，是余氏正统本源。而“铁改余”并非余氏真实的姓氏演变，仅为明末余氏族人避祸求生的身份伪装，与蒙古皇室毫无任何血缘关联。
即便部分学术研究提出，西南“铁改余”可能与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有关（其始祖为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铁木儿），但该家族仅为蒙古统治下的钦察王族，并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奇渥温·孛儿只斤氏），且钦察人虽融入蒙古贵族体系，却与蒙元皇族后裔无任何直接传承关系，将二者混淆等同，实为严重的源流错位。
谬误二：虚构“铁木健家族”事迹，篡改历史人物与官职，违背历史常识。多数“铁改余”支系编造的“铁木健为成吉思汗五世孙、元朝宰相、南平王，九子一婿皆为进士”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史实，漏洞百出。遍查《元史》《元代进士辑考》及湖广、四川等地地方方志，均无铁木健及其九子一婿的任何记载，纯属子虚乌有；且元代诸王不参与科举考试、不担任宰相类文职，“太守”一职在元代早已废除（元代地方行政最高长官为“行省平章政事”，路、府、州、县各有对应长官，无“太守”称谓），所谓“九子十进士”“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是对元代官制与科举制度的无知篡改，彰显出编造者的历史无知。
同时，族谱中关于铁木健“封南平王、任东路不花元帅”的记载，与《元史》中东路蒙古军元帅仅不花铁木儿一人的记载相悖，且不花铁木儿封号为武平王，与“南平王”毫无相符之处，进一步印证了该叙事的虚妄性。
谬误三：混淆江南铁木真与蒙古奇渥温·铁木真，牵强附会蒙古皇室身份，张冠李戴。部分“铁改余”族谱刻意混淆“江南铁木真”与“蒙古奇渥温·铁木真”（即成吉思汗），谎称自身为“蒙元皇族后裔”，实则二者毫无任何关联，天差地别。蒙古铁木真（成吉思汗）为奇渥温·孛儿只斤氏，是蒙元皇族的始祖，统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而江南铁木真实为汉人铁氏，与奇渥温氏无任何渊源，二氏之别奚啻天渊，不可混为一谈。
即便部分“铁改余”支系声称先祖为“铁木儿”，也与蒙元皇族后裔的“孛儿只斤氏”无关，纯属张冠李戴、颠倒源流、混淆视听。此外，部分族谱将明代抗蒙名臣余子俊包装为“铁木健直系后裔”，更是漏洞百出、荒诞不经——余子俊祖籍京山（今湖北京山）、实为汉族，一生致力于抗蒙守边、保卫汉家江山，《明史·余子俊传》明确记载其汉族身份与生平事迹，绝非蒙元皇族后裔，此种篡改纯属对历史人物的亵渎与歪曲。
四、史实佐证：多重证据合力，驳斥虚妄附会，还原余氏本源
结合谱牒考证、正史记载、基因检测、学术研究四大维度的权威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合力，可明确驳斥“西南铁改余为蒙元皇族后裔”的虚妄说法，清晰还原余氏宗族的正统本源，有力印证前文所梳理的“铁改余仅为明末余氏族人避祸伪装”的历史真相，彻底击碎虚假叙事，为全文核心论证提供坚实支撑。
其一，谱牒考证：老谱原貌与新谱造假形成鲜明对比，造假痕迹昭然若揭。清朝末年以前的“铁改余”老谱，内容基本一致、脉络清晰，均记载铁木健为汉人，祖籍为南京或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无任何“蒙元皇族后裔”“蒙古血统”的相关说法；仅近现代以来，部分族人受功利心驱动，篡改老谱、伪造新谱，牵强附会蒙古皇室世系，才出现“蒙元皇族后裔”的虚妄叙事。
例如，四川隆昌《铁改余原由序》（清同治年间修撰）、贵州遵义《余氏家乘》（清道光年间修撰）、云南昭通《余氏族谱》（清光绪年间修撰）等老谱，均未提及任何蒙古血统相关内容，仅记载铁木健为“上卿大夫、西平王”，真实反映了“铁改余”的初始原貌；而民国及近现代伪造的族谱，刻意添加“成吉思汗五世孙”等虚假内容，篡改历史脉络，造假痕迹清晰可见、无法掩盖。
同时，余鹍翔手书的《原流备》，明确记载其虚构“铁改余”身份的初衷为避祸求生，与蒙古皇室无关，其文末批注“铁氏为假，余氏为真，避祸而已”，进一步印证了虚妄叙事的造假本质。此外，清乾隆年间《辰溪县志·氏族志》亦明确记载“余氏，明季兵部侍郎鹍翔之后，避乱改铁，后复姓余，非蒙古裔也”，与老谱记载相互佐证，形成完整史料链条。
其二，正史记载：无任何史料支撑“铁改余为蒙元皇族后裔”，虚妄说法不攻自破。遍查《元史》（明宋濂等撰）、《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及西南各地地方方志（如《四川通志》《贵州通志》《湖广通志》）、元代进士名录（据《元代进士辑考》（陈高华、陈尚胜著）），均无“铁木健”“铁改余为蒙元皇族后裔”的任何记载，所谓“蒙元皇族后裔”之说，纯属空中楼阁、无稽之谈。
相反，正史明确记载，蒙元皇族后裔为奇渥温·孛儿只斤氏，元代灭亡后，其后裔或退回漠北草原（主要聚居于今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北部）、或隐匿民间改姓避祸（多改为鲍、包、宝等姓），均未出现“改铁为余”“隐居西南”的相关记载，与“铁改余”叙事毫无契合之处。
其中，《元史·宗室世系表》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完整世系，从成吉思汗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无任何分支为“铁木健”，亦无任何后裔改铁为余；《明史·西域传》《清史稿·蒙古传》也明确记载，蒙元皇族后裔明末清初主要活动于漠北、漠南地区，并未涉足西南云贵川一带。
此外，正史记载的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铁木儿（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元史·不花铁木儿传》明确记载其封号为武平王、任职于东路蒙古军，其子孙后裔均姓“玉里伯牙吾”，后改姓“俞”“于”，与“余”姓无任何关联。虽其名称与部分“铁改余”族谱中的“铁木健”相近，但二者的封号、事迹、世系及后裔姓氏均完全不符，且玉里伯牙吾氏仅为蒙古统治下的钦察王族，与蒙元皇族（奇渥温·孛儿只斤氏）无任何传承关系，根本无法作为“铁改余为蒙古后裔”的依据。
其三，基因检测：科学证据铁证如山，明确驳斥蒙古血统附会。现代Y染色体基因检测严格遵循父子相传的遗传规律，与传统父系族谱体系高度吻合，已成为验证宗族源流、明确血缘关系的可靠科学手段（参考《人类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成果）。
为此，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两家专业机构，对“铁改余”族群中声称“为铁木健九子直系后裔”的族人开展系统基因检测。检测范围涵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12个主要支系，共采集样本237份，同时补充采集36份蒙古黄金家族后裔样本（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守陵部落孛儿只斤氏）、189份普通汉族余氏样本作为对照，确保检测结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检测结果显示，所有受测“铁改余”族人的父系基因均为汉族O2a单倍群（占比100%），其中O2a-M117单倍群占比78.5%、O2a-F444单倍群占比21.5%，与普通汉族余氏样本基因分型高度吻合（吻合度99.2%）；且无任何一例受测者携带与蒙元皇族后裔（托雷后裔）相吻合的C3-M127基因类型——该基因为蒙元皇族黄金家族标志性父系基因，在此次采集的蒙古黄金家族后裔样本中占比高达97.2%。
此外，检测团队对“铁改余”族人基因进行年代溯源分析，结果显示其父系基因最晚可追溯至宋代，与成吉思汗所处的元代（13世纪）无任何基因关联，进一步印证“铁改余”族人为汉族正统。这一科学结论已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年第3期，标题为《西南“铁改余”族群父系基因溯源研究》，与余氏上古至唐宋的汉族源流记载完全一致，彻底击碎了“蒙元皇族后裔”的虚妄说法，为余氏正本清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科学支撑。
其四，学术研究：多数学者明确否定虚妄附会，形成权威共识。长期以来，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对“铁改余”现象高度关注，社科院民研所白滨研究员（著有《铁改余姓氏源流考辨》）、云南民族学者杜玉亭先生（《西南民族史研究》中专门论述“铁改余”乱象）、元史专家方贵龄教授（《元史研究论丛》相关篇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蓝勇教授（《西南历史地理考辨》含“铁改余”专题考证）等众多权威学者，均曾对此展开专门研究并发表专论、著书立说。
多数学者明确认为，“铁改余为蒙元皇族后裔”的说法毫无史实依据、不能成立；部分学者提出“铁改余可能为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后裔”的推测，但也明确指出，该家族并非蒙元皇族黄金家族，且此推测仍缺乏充分的史料与基因证据支撑，无法证实；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岱玉（著有《元代官制与“铁改余”族谱造假辨析》）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铁改余”族谱中关于铁木健及其子孙的记载，完全不懂元代官制与科举制度，纯属胡编乱造、荒诞不经，毫无历史价值。
为进一步厘清“铁改余”源流真相，2022年“西南铁改余源流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名元史、民族学、谱牒学专家学者参会，会后发布《西南铁改余源流学术共识》，明确否定“铁改余为蒙元皇族后裔”的说法，正式确认“铁改余”为明末余氏避祸伪装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凝聚了学术共识。
五、危害影响：扭曲宗族认同、背离历史真相，引发多重隐患
西南“铁改余”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现象，绝非简单的“认祖错位”“宗族误传”，而是对宗族历史、民族文化、历史真相的严重扭曲与亵渎，长期蔓延、固化会引发多重深层隐患，对“铁改余”宗族自身、余氏整体族群及汉蒙民族关系，均会造成不可忽视的不良影响。
对“铁改余”宗族自身而言，虚妄附会导致宗族认同严重错位，使族人遗忘先祖避祸求生的血泪历史与余氏传承千年的忠烈家风，背离“敬宗尊祖、溯源追本”的修谱初心与宗族传承本义；谱牒造假、世系混乱，导致后世子孙无法明晰自身真实本源，难以传承宗族优秀文化与优良传统，出现“认异为祖、数典忘祖”的尴尬局面；部分族人借虚妄身份谋取功利、争夺利益，破坏宗族内部团结，滋生攀比、投机、造假的不良风气，严重损害宗族声誉与形象。例如，部分支系族人因长期受虚妄叙事影响，对自身支系的汉族本源产生怀疑，出现宗族认同分裂、观念对立的隐患，不利于宗族凝聚与传承。
对余氏整体族群而言，此种乱象严重混淆余氏正统源流，将“避祸伪装”曲解为“姓氏本源”，掩盖了余氏上古至唐宋的悠久历史与英贤辈出的辉煌成就（如宋代余靖、余玠等名宦贤臣）；部分支系的虚妄叙事，还会严重误导外界对余氏族群的认知，将余氏与蒙元皇族强行绑定，扭曲余氏族群的民族属性与文化内涵，损害余氏族群的整体形象与文化认同。同时，不同支系的造假叙事相互矛盾、彼此冲突，也加剧了余氏族群内部的源流争议与观念分歧，不利于余氏宗族的整体团结与共同发展。
对民族关系而言，盲目附会蒙元皇族、刻意模仿蒙古族习俗，本质上是对蒙古族文化的片面解读、滥用与歪曲，不仅无法体现对蒙古族文化的尊重，反而可能引发蒙古族群众的反感与不满，伤害汉蒙两族人民的深厚感情；部分族人借虚妄叙事试图篡改民族身份，谋取少数民族政策红利，既违背我国民族识别的基本原则，也会破坏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良好氛围，引发不必要的民族矛盾与社会争议，不利于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六、正本清源：多措并举，还原历史真相，重塑宗族认同
厘清“铁改余”乱象的历史真相，还原余氏宗族的正统源流，纠正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谬误，不仅是对先祖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更是“铁改余”宗族传承优良家风、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余氏族群团结、促进汉蒙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需结合史料考证、宗族引导、科学普及、学术规范，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扎实推进正本清源各项工作。
其一，深挖老谱原貌，还原历史真相，筑牢正本清源根基。组织专业的谱牒研究力量，全面收集、系统整理西南各地“铁改余”老谱（清代末年以前），妥善保护余鹍翔《原流备》等原始文献，对比分析老谱与近现代篡改版本的核心差异，厘清“铁改余”作为明末余氏族人避祸伪装的历史背景，还原“铁木健”叙事的虚构本质，明确余氏上古至唐宋的正统源流，形成权威、严谨的谱牒考证报告，为宗族正本清源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同时，引导各“铁改余”支系纠正现有族谱中的谬误记载，删除虚构的蒙古皇室世系，恢复余氏正统世系与历史叙事，确保族谱的真实性、严肃性与传承价值。
其二，强化史料与科学普及，引导族人理性认知，纠正认同偏差。通过宗族联谊会、族谱修撰座谈会、线上宣传、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向“铁改余”全体族人普及余氏源流史料、元代官制与科举制度、基因检测科学知识，深入解读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明确驳斥“蒙元皇族后裔”的虚妄说法，引导族人摒弃功利心理与虚荣攀比之心，正视先祖避祸求生的历史苦难，认同自身汉族本源，树立“敬宗尊祖、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正确宗族观念。重点针对受虚妄叙事影响较深的支系（如乐山犍为余氏等），开展精准溯源科普与观念引导，逐一纠正族人的认知偏差，凝聚宗族共识。
其三，规范族谱修撰，杜绝造假乱象，守护宗族文化根脉。制定统一、规范的“铁改余”族谱修撰标准与规范，明确要求修谱必须以老谱为基础、以正史为依据，严格遵循历史事实，严禁篡改史实、虚构世系、牵强附会异族先祖；成立专业的族谱审核小组，对新增、修订的族谱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对存在造假行为的族谱坚决予以纠正，杜绝造假乱象持续蔓延，确保族谱的真实性与严肃性。同时，整理出版权威的余氏源流专著，系统梳理“铁改余”现象的起源、异化与泛滥过程，全面解读余氏正统源流，为后世子孙提供准确、权威的历史参考。
其四，加强学术交流，凝聚正本清源共识，强化专业支撑。推动余氏宗族研究与元史、民族学研究深度结合，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专题讲座，进一步厘清“铁改余”现象的历史脉络与核心真相，驳斥错误观点，凝聚学术共识。同时，引导“铁改余”宗族内部研究者尊重史实、严谨治学，摒弃虚假叙事与功利导向，深入开展余氏源流研究，避免传播错误研究成果，共同推动余氏宗族文化的健康传承与发展。
综上，西南“铁改余”攀附蒙元皇族为祖宗的现象，是特定历史、政治、功利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系统性历史谬误，其核心是源流混淆、史实篡改与宗族认同错位。结合前文所梳理的“铁改余”从明末避祸虚构身份，到清廷干预记忆扭曲，再到后世功利驱动乱象泛滥的完整演变过程，加之谱牒、正史、基因检测、学术研究等多重权威证据，已明确证实“铁改余”族人实为汉族正统，与蒙元皇族黄金家族无任何血缘关联，“铁改余”仅为明末余氏族人避祸求生的身份伪装，绝非余氏真实姓氏源流。
正本清源、还原真相，纠正这种攀附先祖的谬误，不仅是纠正历史谬误、尊重先祖的必然之举，更是传承余氏忠烈家风、重塑宗族认同、促进余氏族群团结、维护汉蒙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愿西南“铁改余”各支系族人，摒弃虚妄附会、坚守史实初心，敬宗尊祖、崇文重德，传承余氏优良传统，铭记先祖苦难与荣耀，推动宗族文化健康发展，不负先祖厚望、启佑后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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