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三月，大庆的风还带着寒气。钻机轰鸣声中，李四光和周恩来并肩站在泥泞里。总理问：“油层深吗？”李四光笑着拍了拍胸口：“心里有底。”这句略带湖北口音的话，后来被勘探队员反复提起。谁也没料到，仅仅十一年后，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已是雨中的八宝山。
李四光的名字，早在辛亥年前后就写进了中国人的求索史。1903年，他十四岁，带着一纸录取通知书，只身奔赴武昌高等小学堂。翌年，他官费东渡，是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那时的他，揣着的不是个人前程，而是一句朴素的信念——学成报国。
在日本，他读机械、学造船；到了英国伯明翰，又转去采矿。读了一年，发现“没有铁矿，再大的船都是空谈”，便咬牙改学地质。导师盛情挽留，开出优渥职务，他只回了八个字：“为国求学，岂可久留？”于是不顾战乱，提着简单行李回到北洋乱局中的故土。
北大课堂里，石块与标本堆满走廊，李四光给学生画板图，手里粉笔与地质锤同样生猛。一年里，他跑遍燕山、太行，写下《中国新生界层》；课余，他领着学生扎帐篷、睡山洞。荒山野岭里，“这片地层像一本被撕碎的书”，他常这么形容祖国被列强撕裂后的山河。
抗战爆发，中央研究院嚷着要迁往重庆。李四光却拉着职工南下桂林：“离枪炮近了，耳朵震聋了，脑子还能清醒吗？”一路颠簸，心脏病发，他也只是躺在破藤椅上喘几口气，便重新指点矿区方位。桂林沦陷，又转贵阳，再到山城重庆。蒋介石三请吃饭，他三次推辞，惹来耳目窥伺。友人钱昌照来电示警，他干脆“隐身”乡村，把地质图纸塞进行囊，继续研究。
1948年，伦敦。国际地质学会的大厅里，李四光用英文宣读《新华夏海之起源》，台下掌声像潮水。可他的心早已飞回陆沉待兴的祖国。周恩来的来信更像一盏灯：“新中国需要你。”正当他整理行装，国民党驻英使馆威胁逼其表态“拒绝共党邀职”，否则押往台湾。夜半电话传来警讯，他只说一句：“走。”随即卷起手稿，改道法国，再转瑞士，辗转至香港。那年冬天，护照、笔记本、口袋里的几枚硬币，便是全部行李。
1950年春，北平风沙正盛。住进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恩来推门入内。一握手，尘埃落地。总理眼中微红，却笑着说：“李老，咱们的地质大军缺元帅，大家都等您。”李四光立即投入工作，不眠不休，首提“地壳厚度不均、油气当在大断裂带”观点。三年后，大庆油田喷薄而出，轰鸣声盖过草原风。美方学者原来的“贫油论”像沙堡般塌陷。
除了油田，他又扛起原子能找矿任务，肩挎伽马仪，走遍祁连、秦巴。铀矿点亮实验室，几年后，我国成功突破两弹技术。有人说，李四光是“把地球当课堂”的老师；也有人称他为“给山河把脉的大夫”。无论称呼如何变化，他始终把科学当作最大的战场。
六十年代末，他的身体已频频告急。动脉瘤、心脏病轮番发作，他却执意赶赴地震现场。护士急了：“李部长，再晕倒就危险！”他摆手：“活着就要干，闲不得。”1971年4月30日凌晨，病房灯光惨白，他高烧不退，仍低声嘱咐医师：“再给半年，预报就有眉目。”天亮前，生命的指针停在六十七岁零四个月。
噩耗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沉默许久，只说一句：“走得太早。”5月3日，北京阴云密布。总理撑伞抵达八宝山，雨点顺帽檐滴落，溅湿素花。追悼大厅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悼词，他当场决定，让李林写给他的家书替父发声。中央同志们点头：“就这么办。”
扩音器轻微嘶鸣，周恩来朗声念出信件。字字沉稳，却带着女儿的泪痕：“我父亲未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未能向您汇报，这是莫大遗憾……”念到纸条那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走资本主义的陈腐老路……后代不会宽恕”，周恩来停顿，目光扫过会场，“大家听清了吗？”人群中只剩雨声与抽泣。
仪式结束，他握住许淑彬的手：“节哀。李老交给我们的担子，不能落地。”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映着花圈白绸。那天，北京城的天色阴沉，却挡不住更多年轻地质工作者踏上征程。有的奔向塔里木，有的钻进青藏高原的冰雪裂隙，他们腰间的地质锤，叮当作响，一如当年的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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