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16日，东方的曙光刚刚撩起帷幕，北京西郊的罗道庄被鸡鸣声叫醒。一辆挂着校旗的解放牌卡车在村口停下，跳下来的二十九位女高中生里，有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姑娘——她叫李敏，刚回国不到一年。她一落地就抬头看看天，又低头蹭蹭鞋，显得既兴奋又好奇。
卡车开走后，学生们被领到村小学的教室。几张课桌拼成“床”，稻草铺在上头当褥子。有人嘀咕“这也能睡？”李敏笑着摆手：“到战时医院去看看，就知道这算舒服啦。”同学愣了下，没再抱怨。李敏这句轻描淡写的回应，带着浓厚的苏联口音，却毫无炫耀意味。
凌晨四点半，锣声当闹钟。第一天除草，烈日直晒。两个时辰后，李敏蹲起再直身子，腿肚子硬得像灌铅。队长老刘招呼：“歇一口气，不急。”她摇头，坚持镰刀不停：“跟上节奏，不给咱们北京娃丢人。”汗水顺着鼻尖滴在黑土上，她突然想起父亲常念的那首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字句的重量在这一刻落到肩头。
午饭是老乡家的小米饭和酱茄子。李敏掏出随身带的钱包，想给做饭的张婶塞几个崭新的壹元券。张婶笑着把手往身后一背：“闺女，咱老乡不收钱，把你当自家娃！”嘴上说着不要，临走又偷偷在李敏荷包里塞了两个黄瓜。李敏又想起父亲的告诫：“农民厚道，你要记着。”
傍晚收工，夕阳映红田野。李敏拿起队长的旧毛巾往脸上一抹，灰汗相杂，一张小脸成了大花猫。她突然被旁边的村姑拽住：“姑娘，拿我这条干净的围巾。”那条洗得发白的细布巾带着碱地的肥皂味，却让李敏鼻子一酸。她轻声说了句：“大姐，谢谢您。”这句“谢谢”，是她回国后第一次用纯北京腔说出口。
五天的劳动像被太阳烤得发干的玉米叶，嚓一声就过去了。临别时，老刘把自留地里的西红柿塞满卡车角落：“自己种的，比城里好吃。”学生们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李敏在末排，悄悄抹去泪花。返程途中，她摊开日记本写下：农民的热情，比黑土地更厚，比盛夏的阳光更暖。
对很多同学来说，这趟下乡是一次普通的社会实践；对李敏，却是与祖国首次亲密接触的仪式。回想此前十几年的颠沛，这五天的苦累反倒像是一种庆祝——庆祝自己终于回到父亲口中的“生养咱们的黄土地”。
1936年，李敏出生在陕北保安，一声啼哭惊醒了简陋窑洞的夜。那年冬天，窑洞外的黄土崖像冻土豆一样裂开缝，但屋里连炉火都烧不起。父亲给她取乳名“娇娇”，其实更像一句对命运的打趣。两年后，母亲贺子珍随大部队奔赴延安前线，弹片封喉的旧伤未愈，只得远赴苏联治疗。为了让妻子安心，毛泽东把三岁的女儿托人送往莫斯科。那段长途跋涉，伴着战争的阴影，也伴着异国的雪声。
苏德战云密布时，莫斯科的防空警报夜夜回荡。儿童院的地下室又冷又暗，孩子们缩成一团。缺粮日子里，李敏常把黑面包掰成两半，硬塞给比她还瘦的毛岸青哥哥。她记不清挨冻的夜晚有多少次，只记得母亲靠在病床边，轻抚她的额头，说：“活下去，等胜利那天回家。”这句话后来成了支撑李敏的信念。
1946年夏末，苏联方面同意送部分中国少年回国。蒸汽机车轰鸣着驶向满洲里，车厢里是少年们稚嫩却坚定的歌声。哈蜜瓜的甜味、遥远故土的传说、车窗外倒退的白桦林，一起在记忆里打了结。到哈尔滨那会儿，李敏已经懂得用俄语背普希金，却连“一二三”都数不利索。贺子珍给她请了私塾老先生，从《百家姓》教起。两个冬天过去，李敏才敢去书摊买《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念得磕磕巴巴，却拦不住她的好奇心。
1949年3月，北平解放的春风吹散寒意。毛泽东派专机把女儿迎到西山香山。第一次进门，李敏怯怯地站在门槛，警卫员轻声提醒：“喊爸爸。”她脑子“嗡”的一声，还是冲过去抱住那位在照片上见过无数次的高大身影。毛泽东揽着女儿，低声说：“家里终于热闹了。”那晚，他把周恩来等几位老战友叫来，指着李敏打趣：“洋娃娃回来了，还会跳苏式舞呢！”
父女相聚不止是温情。毛泽东给她开列阅读清单：《三国演义》《水浒传》《鲁迅杂文》，合上一本，再写三百字心得。写完交给父亲，换来一句评语：“字丑了点，意思到位。”李敏不服气，一遍遍练楷书，直到手指磨破。
再说到下乡劳动。那年北京市中学推广“体力锻炼周”，毛泽东点头同意女儿报名：“跟庄稼人吃苦，才懂得什么叫国家根基。”李敏出发前只问了父亲一句：“需要带什么？”父亲摆摆手：“带上尊重，带上诚心，其他到了地头自会有。”
罗道庄的五天让李敏见识到什么叫一年忙到头：天亮拔草，正午挑水，傍晚赶着牲口回圈。她把镰刀磨快，把豆角装筐，却拒绝享受特殊照顾。村支书悄悄给她递苞米面火烧，她半块都没吃下，全分给身旁的同学。夜里，脚底像在火上烤，第二天依旧蹚着朝露下地。老刘叹气：“闺女，歇歇吧。”李敏直起腰，拍掉拖拉裤上的泥，“不碍事，还能干。”
返京那天，她一身黢黑，指缝全是茄子刺留下的印子。通往中南海的石板路上，毛泽东远远迎出来，眯眼打量：“好嘛，真晒成了黑娃娃。”李敏递上记满心得的小本子，只有一句话跳进父亲眼里——“农民善，土地阔，汗水最有分量。”毛泽东把本子合上，拍拍女儿肩膀：“记住今天，比背十篇古文都管用。”
随后的日子，李敏仍旧埋头学业。她的中文渐渐流利，俄语没拉下，英文也能交谈。课余，时常去石景山钢铁厂参观，或到农村看老乡。有人问她怎么想起学医、参军，她笑着回答：“爸爸说，人民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这句质朴的信条，陪伴她一生，无论在延庆密云的山头，还是在军营的救护棚里。
多年以后，李敏偶尔提起那五天劳作。她说，真正的乡土气息，是汗水掺着泥土的味道，也是那位农妇递来毛巾时的眼神。那种不言而喻的善意，让她确信父亲当年的判断——中国最坚实的力量，在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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