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夜的瑞金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火把在营地里跳动。参谋长粟裕招呼队员整装时，一位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的中央代表却躲在角落，脸上写满惶恐。没人想到，十五年后，他会在江西万安以一名中学教师的身份自投罗网。此人便是曾洪易。
曾洪易1905年出生在江西万安，家境优渥，读过洋学堂。1923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成为共产党员。那时的南昌青年学生圈子里，“曾委员”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演讲激昂、文笔犀利，曾因领导声援“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被党、团中央选送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能走出国门深造，对当年的进步青年来说是至高荣誉，也让他在返国后迅速进入共青团中央机关。
1929年回国，曾洪易先在《列宁青年》杂志执笔，又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后来更随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队伍奔袭闽浙赣之间时，敌机轮番轰炸。枪林弹雨下，本应领头鼓劲的中央代表却浑身发抖。战友们事后回忆：“枪声一响，他全身像筛子。” 失利的阴影挥之不去，他开始说泄气话，屡被方志敏、寻淮洲点名批评。11月，他终于提出离队请求，被中央留在地方，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苏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的悲观愈发明显。就在敌军铁桶合围的当口，他竟电告中央建议“战略放弃”，言辞消极。组织迅速将其免职，转为白沙特区区委书记。不久苏区失陷，他逃到上海，从此与党组织失联。经济困顿、惶惶不可终日的他，最终在叛徒王立生的引诱下走进南京的特务机关。1935年5月，在留俄同学招待所里，他签下“拥护国民党”的自首表格，月领二十块大洋，沦为特务档案中的一名编号。
抗战爆发后，因会俄语，他被拉去给苏联航空志愿队当翻译；随后在江苏省政府、国民党教育部、航空委员会轮番任职，薪俸优渥。可荣华转瞬即逝，1946年他被裁员，只得带妻返乡。妻子见日子清苦，很快分道扬镳。落魄的曾洪易只好到万安县立中学教英文，靠微薄薪水度日。
1949年夏，解放大军南下，万安县城一夜换了红旗。当地有识之士想起“留苏红军”曾洪易，觉得他跟共产党有渊源，最适合出面维持秩序。众人簇拥下，他重新披上“老党员”“红军干部”的外衣，自信回到县政府报到。填表时，他望着工作人员，慢条斯理地说：“我当年在瑞金见过毛主席，和方志敏并肩打游击。组织应该给我个位置吧？”一句“认识毛主席”，像往井里投下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报表层层上递，数日后，江西省委接到中央来电，内容却只有四个字——“秘密逮捕”。原来，中央早已掌握他当年在南京自首、此后投敌的全部档案，只是不知其行踪。如今，此人自己迈进了公安的视线。江西省委立即布置行动，吉安地委决定用“聘请教俄语”作诱饵。
1949年12月9日凌晨，吉安小火车站雾气弥漫。一个身着旧长衫、提着行李的中年人踏上站台，四下打量后悄声自语：“这回有望重回组织了。”数名便衣围了上来，轻声说道：“曾先生，首长请你去谈谈。”他还未回神，手腕已被冷冰冰的手铐扣住。
押往南昌的路上，他不断辩解：“我是老党员，我有功勋！”守卫只回了一句：“组织自有结论。”到省公安厅，曾洪易写下长篇自陈，要求三件事：恢复党籍、就近工作、若不准则回乡行医。没有人理会。1950年春，他与昔日战友却已堕落为敌特的涂振农等被解往北京。
审讯中，曾洪易承认1935年在南京自首，随后担任国民党官员的事实，却辩称自己“思想糊涂”。当被问及战友们在木棉岭、回山岭浴血时他身在何处，他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那时怕极了。”审讯者淡淡回道：“很多人也怕，但他们没有背叛。”
1951年，北京迎来凛冽的冬季。军法处经复核，认定曾洪易“叛党投敌，充当反革命工具”，判处死刑。行刑令尚未执行，他便因肺结核气绝于狱中。讣告里没有“革命烈士”的称号，只写着：曾洪易，叛徒，享年四十六岁。
令人唏嘘的是，这位曾经怀抱“解放全人类”理想的青年，最终把自己困在虚构的光环与无尽的恐惧里。他自以为能用过去的“老关系”为自己铺桥，却忘了历史账本从不漏记一笔。半生沉浮，既是动荡时代的缩影，也是对信仰变节者最冷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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