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年终奖给公公我奖金转娘家，年三十饭桌摆咸菜公公怒问：钱呢|咸菜(潮汕)|年三十|李建国|过年|陈默

腊月三十的傍晚，天阴沉得像是要压到屋檐上。陈默把最后一道菜——碟色泽暗淡的雪里蕻咸菜，端上那张擦得发亮却难掩陈旧的老圆桌。桌中央本该摆着红烧肘子或清蒸鱼的位置空着，只有几碟素炒青菜和一大盆冒着稀薄热气的白菜豆腐汤，衬得那碟咸菜格外扎眼。公公老李头的筷子在桌上顿了顿，没去夹菜，目光像钩子似的，先扫过低头摆碗筷的儿子李建国，最后钉在陈默脸上。

“钱呢？”声音不高，却带着年深日久的权威，混着窗外零星炸响的鞭炮声，撞进寂静的堂屋里。

陈默摆碗筷的手微微一顿，瓷碗边沿磕在木桌上，发出轻微却清晰的“咔”一声。她没立刻抬头，视线落在咸菜碟边渗出的一小圈暗色酱汁上，心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终于到了临界点。李建国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她的腿，动作里有安抚，更多的是无奈。

屋外，不知道谁家孩子欢叫着跑过，带起一阵冷风，卷着硫磺味从门缝钻进来。屋里更静了，只有老旧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走得沉重。

公公的怒气在沉默里发酵，他索性放下筷子，身子往后一靠，旧藤椅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建国年底那八万年终奖，我上个月就跟你说好了，开春翻修东厢房顶，瓦片木料都看妥了，就等钱。你娘家那边，”他顿了顿，语气里掺进一丝难以掩饰的复杂情绪，“你弟媳妇生娃，你妈腿脚不好要请人，我知道，你也难。可你自己那五万奖金呢？补贴娘家，也该有个度。这大年三十，一桌子清汤寡水，连片像样的肉都没有，传出去，我老李家的脸往哪儿搁？”他的目光又转向儿子，“建国，你也是个当家的，就由着你媳妇这么胡来？”

李建国张了张嘴，喉结滚动一下，却没发出声音，只是又看了陈默一眼，那眼神里有歉疚，有疲惫，还有一种陈默看了七年的、熟悉的退让。

陈默缓缓抬起头，迎上公公质询的目光。她没有躲闪，甚至异常平静。“爸，钱的事，我等会儿跟您细说。先吃饭吧，菜凉了。”

“吃饭？”公公嗤笑一声，指着那碟咸菜，“就吃这个？我辛苦拉扯大的儿子，年底拿了厚厚一叠奖金回来，到头来年三十让你拿咸菜打发？陈默，我今天就要个明白话，钱，到底去哪了？”

积压的委屈、连日来的焦虑、还有内心深处那份连她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失望，如同冻土下的暗流，在这一刻终于寻到裂缝。陈默吸了一口气，冰凉的空气灌入胸腔，带着堂屋里终年不散的、淡淡的旧家具和烟草混合的味道。这味道，曾是她新婚时觉得安稳的象征，如今却像一层无形的茧。

“建国那八万，”她的声音很稳，每个字却像在冰面上小心行走，“十二月初八，他亲手交给您的，您当时点了三遍，锁进了您床头那个樟木箱子第二格里。我那份五万，”她停顿了一下，看到公公眼角细微的抽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汇给了我妈。您说的没错，我弟媳妇提前生了，双胞胎，早产，住保温箱，一天就好几千。我妈上个月摔了一跤，骨裂，请了个远房亲戚临时照顾，工钱、营养费，处处要钱。”

“所以你就把自家过年的钱都填进去了？”公公的声调拔高，“你顾你娘家，天经地义！可这是过年！是我们老李家团圆祭祖的日子！你让列祖列宗看着这一桌菜？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心里有没有这个家？”陈默重复了一遍，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颤音。她看向李建国，丈夫避开了她的目光，盯着面前那碗清澈见底的白菜汤，仿佛能从那里面看出什么答案。这个细微的动作，像一根针，刺破了她最后一点强撑的镇定。

记忆毫无征兆地破闸而出。

七年前，也是冬天，但没这么冷。她第一次跟李建国回老家。那时李建国还是个技术员，年终奖发了一万块，欢天喜地。老李头坐在同一个位置，抽着烟，眯着眼听儿子说完，点点头：“嗯，出息了。钱拿回来，爸给你存着，将来用处大。”

陈默当时心里微微咯噔一下，但没说什么。她自己的家庭条件普通，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从小教她的是“结了婚就是一家人，要互相体谅”。晚上，李建国搂着她，在散发着阳光味道的旧被子里，小声说：“我爸一个人把我带大，不容易。钱给他，他安心。咱们年轻，慢慢挣。”

她信了。那时爱情是蜜，能把一切微不足道的砂砾包裹成闪亮的糖。

第二年，第三年……李建国的职位升了，年终奖从一万变成三万、五万、八万。交给公公，成了过年固定仪式的一部分。她的奖金也从几千涨到了一万、两万、五万。起初，她会拿出一部分给两边父母买年货，剩下的和建国的工资一起，规划他们小家的开销，憧憬着省城那套小房子的首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奖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流向娘家。父亲厂子效益不好，提前内退，退休金微薄；母亲身体一直有些小毛病；弟弟工作不稳定，结婚、买房，首付差一截……她是长姐，似乎天然就背负着更多的牵挂。

而他们那个在省城租住的小家，存款数字增长缓慢得像老牛拉车。每次她小心翼翼提起是不是该留点钱考虑将来，考虑孩子（虽然他们还没要孩子），李建国总是那句：“爸就我一个儿子，他的钱将来不还是我们的？再说，你家里也确实需要。咱们紧一紧，就过去了。”

“紧一紧”。这三个字，成了他们婚姻生活里最常出现的底色。她紧掉了看中已久的大衣，紧掉了和同事的聚餐，紧掉了每年一次的短途旅行。李建国也紧，他戒了抽了多年的、稍贵些的烟，换成了最呛人的廉价牌子；通勤尽量骑电动车，哪怕冬天寒风刺骨；公司聚餐能推就推，因为要“凑份子钱”。

他们像两匹拖着沉重石磨的驴，朝着模糊的远方，一圈一圈地走，以为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这就是一家人“互相体谅”的全部含义。直到此刻，年三十的饭桌上，这碟咸菜像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所有被忽视的裂痕。

“爸，”陈默再次开口，声音里的颤抖压了下去，只剩下疲惫的清晰，“我知道过年该有年的样子。肉，我买了。鱼，我也定了。”她指了指厨房的方向，“都在灶台底下放着。不是不想做，是……”她顿了顿，看向李建国，“建国，你告诉爸，上周五，你老板打电话跟你说什么了？”

李建国的肩膀猛地一僵，像是被无形的东西抽打了一下。他愕然抬头，看向陈默，眼神里满是惊诧和慌乱。“你……你怎么知道？”

“财务部小刘跟我说的。他说听见老板在走廊跟你打电话，声音很大。”陈默平静地说，心里却像有钝刀在割。她也是昨天才偶然得知，公司裁员，李建国所在的项目组整体效益不佳，他虽未被立即辞退，但被降薪留职察看，明年年终奖能否保住，悬了。老板电话里语气很重，李建国接完电话，在阳台抽了半宿烟，回来却只字未提，只是抱着她说“没事，都会好的”。

公公愣住了，看看儿子，又看看儿媳。“降薪？留职察看？建国，怎么回事？你怎么没跟我说？”

李建国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搓了搓脸。“爸，我怕您担心。想着……想着年过了再说。反正，反正钱已经给您了，翻修房顶够用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

“够用？”陈默轻轻摇头，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卷边的小笔记本，翻开，推到桌子中央。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东厢房翻修预估四万五（瓦片、木料、人工），公公高血压药每月六百，物业取暖费两千四，预留应急三千……“这是我按您和建国之前商量好的算的。八万块，修完房顶，扣掉爸您自己日常用药和家里一些必要开销，剩不下多少。我和建国在省城，房租每月两千五，他的工资降了三分之一，我的……全部寄回了娘家。我们俩，”她看了一眼李建国，他脸色灰白，“我们俩身上加起来，不到五百块钱。这五百块，要撑到我们俩下个月发薪。买肉买鱼的钱，是从这五百块里出的。买了，这个月剩下的二十天，我们可能连公交地铁都坐不起。”

她拿起那碟咸菜，放在自己面前。“这咸菜，是我妈自己腌了托人带来的，没花钱。我想着，肉和鱼，等祭完祖，晚上再热了吃，一样的。白天这顿，将就一下。”她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却没成功，“脸面……爸，如果连下顿的米钱都要算计，脸面还剩下多少呢？”

堂屋里死一般寂静。窗外的天色彻底黑了下来，远处有绚烂的烟花升起，炸开，短暂地照亮窗户纸，映得每个人脸上明明暗暗。老李头愣愣地看着那个笔记本，看着上面娟秀却力透纸背的字迹，又看看儿子佝偻下去的背，再看看儿媳平静之下深藏绝望的眼睛。他脸上纵横的皱纹像是瞬间加深了，那只常年夹烟、粗糙发黄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藤椅扶手。

许久，他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那气息里带着浓重的烟味和衰老的无力感。

“我……我不知道。”他声音沙哑，没了刚才的怒气，只有苍老和茫然，“建国只说公司忙，没提降薪……你娘家的事，我也知道不容易，可没想到……难到这份上了。”他目光转向陈默，“你这孩子，这么难，怎么不吭声？就这么……硬扛着？”

为什么不吭声？陈默也在心里问自己。是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是怕给本就压力重重的丈夫增添烦恼，是觉得作为儿媳有些话难以向公公启齿，还是内心深处，那份“长女”和“妻子”的责任感，逼着她必须坚强，必须消化一切？

“爸，不怪陈默。”李建国忽然抬起头，眼睛有些发红，“是我没用。总想着不能让您操心，总想着撑一撑就过去，总以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他苦笑，“我最该商量的人，是陈默。是我把她拉进这个家，却没把担子扛好。”

他站起身，走到陈默身边，没有碰她，只是并肩站着，面向父亲。“爸，那八万块钱，您先拿着修房顶，这是早就答应您的。但是，”他语气坚定起来，“从明年开始，家里的钱，我和陈默商量着来。该给您的养老钱，我们一分不会少，但怎么给，什么时候给，我们自己定。陈默娘家的困难，我们也不能不管，但怎么管，量力而行。我们……我们自己的日子，也得往下过。”

老李头听着，沉默着。他慢慢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在手心里磕了磕，却没点。目光落在儿子和儿媳身上，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他们。他看到儿子眼角早生的细纹，看到儿媳那双曾经明亮如今却盛满疲惫的眼睛里，依然有着一丝不肯熄灭的光亮。他想起早逝的老伴，想起自己当年也是这么咬着牙，既当爹又当妈，把儿子拉扯大，其中艰辛，岂是“不容易”三个字能概括？他总想着给儿子攒下点家业，守着老屋，却忘了儿子早已成家，有了需要他共同守护的人。

“钱……”老李头最终开了口，声音干涩，“修房顶，用不了八万。我问过了，老瓦还能用一部分，木料可以买次一点的，人工……我还能动弹，能帮衬着干点小工。挤一挤，五万应该够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下了很大决心，“剩下的三万，你们拿回去。先把眼前的年过了，再把你们自己身上的债理一理。至于你娘家，”他看向陈默，“救急不救穷。这次孩子住院、你妈看病，该帮。但往后，得让你弟弟自己立起来。你们当姐姐姐夫的，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咸、酸、涩，复杂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这咸菜……是你妈的手艺？味道……挺正。”他努力想说得轻松些，语气却有些僵硬。

陈默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不是委屈，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淤堵太久、突然决堤的酸胀。她连忙抬手去擦，却越擦越多。

李建国伸出手，握住了她冰凉的手，握得很紧。

那一晚的年夜饭，最终还是热了肉，蒸了鱼。饭菜不算丰盛，但有了烟火气。祭祖的时候，老李头在祖宗牌位前站了很久，低声念叨着什么。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电视里春晚的声音热闹地传出来，衬得屋里的安静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深夜，陈默和李建国躺在老屋的旧床上。李建国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对不起，”他声音闷闷的，“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我以为把工资奖金都交给爸，就是孝顺，就是让他安心。我以为不告诉你工作上的糟心事，就是有担当。我错了。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人的，风雨得一起扛。”

陈默转过身，在黑暗里看着他模糊的轮廓。“我也不对。总想着自己多担点，娘家的事自己解决，好像开口求助就是软弱。我们把彼此，都当成了外人。”

“以后不会了。”李建国吻了吻她的额头，“明天，我们把那三万块规划一下。先留出过年和回去的车费，剩下的，把我之前借同事应急的几千块钱还了，再……给你买件新衣服吧，你好久没买新衣服了。”

“不用，”陈默往他怀里靠了靠，“衣服还能穿。钱……先存一点。哪怕很少，是我们自己的。爸说得对，救急不救穷。我弟那边，等孩子稳定了，我得跟我爸妈好好谈谈。”

“嗯，一起谈。”

屋外，零点的钟声敲响，鞭炮声震耳欲聋，新的一年，在充满火药味的喧嚣中到来。屋内，相拥的两人，在历经了这个咸菜开场、却终于寻回温度的年三十后，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真正站在了一起，面前依然是琐碎而艰难的生活，但手里握住的不再是虚空的责任，而是彼此实实在在的手，和一份共同规划未来的微光。

老李头独自坐在堂屋的藤椅上，听着里屋隐约的细语，看着窗外明明灭灭的烟火。他摸出那三万块钱，厚厚的三叠，用旧报纸仔细包好。良久，他起身，走到自己那个樟木箱子前，打开，将这三叠钱，放在了之前那八万块的旁边。然后，他锁上箱子，把钥匙压在了枕头底下。这个动作，和以往无数次一样，又似乎，有些不同了。

雪，不知何时悄然落下，细细密密，覆盖了院落，也暂时掩盖了旧瓦上的残缺。这个年，终究是过去了。而日子，就像那碟咸菜，初尝或许酸涩，但细细咀嚼之后，或许才能品出生活最真实、也最坚韧的那一点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