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在印度的数次挑衅后，中方最终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在正式开战前，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耿飚连夜派人通知印度外交官：中国反击了。
耿飚为何连夜通知？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周密考虑？
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在统治印度的过程中，怀着典型的殖民扩张心态，试图为自己划出一道“战略边界”。
1914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在所谓的“西姆拉会议”上，背着中国政府，擅自炮制出一条边界线。
这条线公然向北推进，将大片中国领土划入英属印度版图。
这条后来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界线，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任何国际法效力，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
就连英国自己，也心虚得很，长期不敢将这条线公开标注在地图上，只是作为一份见不得光的“备用方案”压在档案里。
1947年，印度独立，殖民统治结束了，但殖民思维却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
新生的印度并没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人留下的一切，都该由自己“接盘”，包括那些本就不属于它的土地。
尼赫鲁政府很快将目光投向了中印边境，把那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当成既定事实。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百废待兴，刚经历长期战争，又接着投入抗美援朝，国力与国际环境都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边境问题的态度始终克制，更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为国家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时间窗口。
于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多次向印度释放善意。
无论是提出双方军队各自后撤，还是建议在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核心只有一个：坐下来谈，不要动枪。
周恩来总理甚至亲自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面对面交涉，希望用理性与诚意换来边境的稳定。
可遗憾的是，这种克制，并没有换来对等的尊重。
印度国内舆论也在不断被煽动，反华情绪高涨，印军开始得寸进尺，从“巡逻越界”，发展到设立哨所、推进据点。
中国方面依旧选择隐忍，边防部队接到的命令，是尽量避免冲突，能不还击就不还击。
可这种一再退让，并没有让局势降温，反而让印方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1959年，流血事件终于发生，印军公然袭击中国哨卡，造成人员伤亡。
进入1962年，边境局势彻底失控，印军不再遮遮掩掩，而是集中兵力，向中印边境多个方向同时推进，甚至越过实际控制线，对中国阵地发动进攻。
这已经不再是摩擦，而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中国若是再不反击，边境线就会被一点点撕碎。
于是，1962年10月27日，中央确定了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中南海的会议上，周总理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进一步作出分析，那是一个冷战格局高度紧张的年代，世界对战争异常敏感。
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一旦被贴上“主动挑起战争”的标签，后果将十分复杂。
因此，这一仗，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以什么名义打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先宣后战”并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条被普遍认可的底线。
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世界对战争极度敏感，任何一场军事行动，都会被迅速贴上政治标签。
中国如果在边境突然开火，哪怕事实再清楚，也难免被人抓住把柄，说成“主动挑衅”。
因此，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一仗，必须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是被迫反击，而不是先动手的一方。
可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提前通知印度，是否等于把军事意图摊在桌面上？
边防部队的部署、行动时间、进攻方向，一旦被对方提前获知，战场上的主动权就会大打折扣。
这看似矛盾的两点，必须同时兼顾，任何一头失衡，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于是，真正的“时间博弈”开始了，周总理反复推演一个复杂的链条。
照会递交到印度驻华机构，需要多长时间；对方上报新德里外交部，大概需要多久。
外交部再向尼赫鲁及军方传达，至少要经历几道程序；最终，这个信息真正抵达边境一线的印军指挥官，又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送得太早，印度方面就有充足时间加强戒备，调整部署，甚至先行开火，把“被迫反击”的性质反过来扣在中国头上。
可如果送得太晚，枪声已经响起，再去递交照会，就成了一种失去意义的补救，那样一来，中国在道义上的优势，将被严重削弱。
经过反复推算，一个极其苛刻的时间窗口逐渐浮现，必须在我军行动前夕递交照会，让外交程序先行一步，但又让军事行动始终保持突然性。
这项任务，注定只能交给一个既懂外交规则、又深知战争节奏的人，耿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推到了前台。
他早年参加革命，打过硬仗，对战争的残酷与节奏有着本能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外交系统，又长期负责亚洲事务，熟悉国际惯例和外交语言。
任务下达后，耿飚没有多问一句，时间已经被卡得死死的，容不得半点拖延。
他心里很清楚，这不仅仅是一份照会，更是一道分界线：照会送达的那一刻，中国在道义上已经完成了所有该完成的程序；而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也将彻底改变边境的局势。
当夜色渐深，北京的街道逐渐安静下来，真正决定战局走向的，不只是边境线上待命的部队，还有这份即将被递出的照会。
夜深了，一辆车悄然停在了印度大使馆外，耿飚下车，看了一眼表，时间正卡在周总理反复推算过的那个节点上。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拜访，按照程序，工作人员上前敲门，没有回应，再次敲门，依旧无人应声。
敲门无果后，现场气氛变得凝重起来，随行人员低声商议，是否再尝试联系其他值班人员。
可耿飚心里明白，任何额外的尝试，都会消耗宝贵的时间，他略微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随即做出了决定：“翻墙。”
命令一下，几名身手利索的工作人员迅速行动，脱下外衣，从大使馆外围翻入院内，动作干脆利落。
不久之后，院内传来脚步声，被叫醒的印度外交官睡眼惺忪，显然还没完全从梦中回过神来。
当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清站在面前的人时，神情骤然一变。
耿飚没有寒暄，他摘下帽子，神情严肃，将那份早已准备好的照会递了过去，动作不急不缓，却异常郑重。
耿飚的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很抱歉打扰您的休息，但我必须当面告知，从现在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对印军的进攻实施自卫反击。”
印度外交官愣在原地，短暂的沉默之后，神情里浮现出难以掩饰的震惊，他显然没有料到，中国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间点，递出这样一份照会。
而耿飚的神情，始终平静，照会已经递交，该说的话已经说完，程序已经走完，从这一刻起，中国在道义与规则上，已经站在了无可挑剔的位置。
照会递交后的第二天清晨，边境线上真正的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印军还沉浸在前一夜的信息震荡中，指挥系统尚未完全反应过来，中国边防部队已经按既定计划展开行动。
枪声在高原上骤然响起，却并不混乱，而是沿着早已选定的方向，有节奏地推进。
这是一场准备充分的反击，对印军而言，最大的震撼并不只是火力本身，而是节奏：快得超出预期。
许多据点尚未来得及组织有效防御，阵线便被迅速撕开。
中国军队依托熟悉的地形，采取穿插、包围、分割的战术，很快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短时间内，多个关键据点被拔除，印军原本自信的防线接连溃散。
战局的发展，远比外界想象得更快。印军原本判断，中国即便反击，也会顾虑重重，不敢放开手脚。
可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中国军队并未犹豫，也没有试探，而是在有限范围内，打出了极具压迫感的攻势。
不到几天时间，边境局势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当印军主力被击溃、战略目的已经达到时，中国方面没有继续推进，更没有借机扩大战线。
就在外界尚在揣测下一步走向时，中央做出了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决定：主动停火。
随后，中国军队开始有序撤回，退回到实际控制线附近，同时，将缴获的武器装备、物资如数清点，归还印方，对俘虏的印军官兵，也给予人道对待。
在军事上，中国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道义上，又用克制证明了自己的立场，这种组合，恰恰是最有力量的。
反击战结束后，中印边境迅速恢复相对平静，虽然边界问题并未立即彻底解决，但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被有效遏制。
回过头来看，这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战略智慧的集中体现。
它告诉世界，也告诉后来者：真正的强大，不只是能打，更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停，而这种分寸感，正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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