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6日拂晓,南昌下沙窝的草坡上积水没过脚背,灰白天空里飘着细雨。十几名宪兵抬着马枪,簇拥着一位身穿蓝布囚衣的男子缓缓前行。铁链拖地,发出刺耳的哐啷声。那双镣铐重约十斤,勒得他脚踝皮开肉绽,可他仍昂着头,神情冷静。人们叫他方志敏,时年三十六岁。
这位赣东北游击战争的组织者,跌入囚笼始于同年一月。怀玉山密林深处,国民党二十个团自三面合围,机枪声震得山石滚落。红十军团鏖战七昼夜,粮弹匮乏,死伤过半。突围不成,队伍被迫分路突进。粟裕率千余人闯出口;而方志敏率主力穿山越岭,却最终因伤病与弹尽粮绝于2月17日在乐平温坊被捕。押解南昌途中,他始终坚持用战场上习得的镇定,对围拢观望的群众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震得敌军心惊。
押至“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后,敌方担心他再度“鼓动民心”,特制十斤重的粗铁镣,意在以肉体痛苦摧毁意志。囚室阴冷,石灰墙剥落,铁链与血迹天天相伴。几步之遥,是代理所长凌凤梧的办公室。凌凤梧出身北伐老兵,见惯死生,可每日听到那拖链声仍觉心惊。一次夜巡,他用钥匙开门,灯光下只见方志敏席地盘膝,裹伤而写,纸上满是“可爱的中国”字样。凌凤梧不由低声叹道:“这般人,真可惜!”
连日旁听审讯,他得知上峰意在“软化”方志敏。蒋介石甚至亲来劝降,承诺高官厚禄。方志敏微笑道:“三十六载已许祖国,岂能再折腰?”清越嗓音在狭窄审讯室回荡,蒋氏默然离去。从那以后,审讯换成了折磨:通宵灯照、饥饿、十斤脚镣的反复摩擦。方志敏的脚踝脓血淋漓,白骨可见。
凌凤梧看在眼里,心如刀绞。他反复向上级汇报:“犯人是头号要犯,一旦化脓致死,如何交代?”军法处长曹振飞初闻不以为意,连连摆手。第三次被逼急,凌凤梧拍案:“万一他死了,惹出麻烦谁负责?”曹振飞这才点头同意,准许把脚镣换成两斤重的小号。凌凤梧暗自松了口气,他的“妙计”就在于用“保命”来做理由,而非“怜悯”二字。
脚镣虽然减轻,伤口却难愈。方志敏趁微弱灯光继续写作,《可爱的中国》《清贫》等篇章字迹工整,笔墨间透出炽烈情怀。看守兵偶有好奇偷看,常常读到热泪长流。有人低声询问:“方先生,吃苦成这般,图个啥?”他笑答:“图个光明。”
时间再往前拨回,一八九九年,江西弋阳湖塘村贫雇农之家迎来一个瘦小婴孩——方家第三个儿子。八国联军的炮声隔着千里也能震到偏远乡村,沉沉阴影压在贫瘠土地。十二岁辍学务农,十七岁重返县立高小;二十岁考进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主修机械。那几年,五四新思潮风起云涌,“实业救国”口号传遍江南,他照样做着工程梦。可到了1921年前后,外侮日重,军阀混战,实业的灯火在炮火中摇曳,他终于决定把书本放进背包,走进人群。
1924年春,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已是弋阳学界红人,筹粮、办夜校、组织农协,一刻不停。1928年以县委书记身份组建地方红军连队,很快扩展为赣东北根据地主力。1932年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34岁便统辖十几万军民,策划数百次大小战斗。外人惊呼:“穷乡出少年,胆比山高。”
局势于1934年秋骤变。第五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岌岌可危,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口号实际上是一场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转移。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部会合后称红十军团。1935年1月,汤口、德兴接连受挫,粮弹散尽。主力陷怀玉山,最终酿成方志敏被俘。
被押南昌的途中,敌人计划公开示众以求震慑。正月二十二日,方志敏被押至豫章公园。看守尚未开口,他已高声疾呼:“工友农友,救国须自救!”群众骚动,军官大骂:“堵住他的嘴!”反效果却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整座公园只记住了那张带血却镇定的面孔。
一个月后,南昌行营内发生了那段小对话: 凌凤梧低声:“方军团长,可还疼?” 方志敏微笑:“疼是常事,人心不痛就行。” 短短十字,拒绝了所有劝降试探。
行刑那日,摄影师把底片递交上峰存档。可谁也没想到,同样的底片后来成为寻找遗骨的线索。十二年后,战火熄灭,新中国成立。1957年,南昌化纤厂奠基时,铁镣与白骨在铲土声中出现,工人吓得后退,却也好奇地围住观看。一封电报飞向江西省委:疑似方志敏遗骸出土。
调查组里出现了一张年迈面孔——凌凤梧。他蹲下,掸去锈迹,摸出编号,手指颤抖:“型号对上了,就是当年的那副。”一句哭喊,让在场所有人屏气。随后的法医比对、上海专家复检,最终确认:79块遗骨,正是方志敏。
1964年4月,北京来信,毛泽东为墓碑题写七字。石碑竖起,落款处笔迹遒劲。赣江风大,纸灰吹散。那几篇狱中手稿被编入《可爱的中国》,成为不少青年的启蒙读物。
方志敏遇害时仅36岁,留给后世的不是哀恸,而是一条可供探寻的精神路径。十斤脚镣锈蚀了,却将一个时代的意志铸进了铁里。过往尘埃落定,下沙窝的荒坡已修葺为纪念园。人们站在他墓前,常常想起那副镣铐的重量——不只是铁的分量,更是信念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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