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凌晨，昆明郊外的雷达屏幕忽然出现三道耀眼光点。距离急速逼近、呼号不明，指挥席上警铃大作。战备值班的飞行员已冲向歼-六座舱，只等塔台一声令下升空拦截。

警卫值班电话同时响进了北京外交部小礼堂。值班人员听完通报，匆匆跑向热线室，“请示！西南空域出现三架不明飞机，空军请求击落许可。”值班领导沉吟片刻，“等等，先别打，先核实——那可能是利比亚元首的队伍。”

半小时后，三条航迹仍在云南上空盘旋。军方和外交部门对着地图拉扯出几条可能航线，却始终得不到对方无线电回应。就在战机即将起飞前，电台里传来夹杂着阿拉伯口音的英语——“This is Libya One， Libya Two， Libya Three， request passage.”谜底终于揭开：原来，“北非狂人”卡扎菲来了，而且一次飞三架专机，让人分不出他在哪一架。

这位利比亚上校为何选择如此诡秘的登场？答案得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九一革命”。那年九月，二十七岁的卡扎菲用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掀翻了伊德里斯王朝，自封“革命领导人”。自此，他披着沙漠长袍、带着骆驼和帐篷，驰骋国际舞台，口号高亢而作风乖张。

狂傲背后，他怀揣宏大的阿拉伯一统梦想。七十年代初，他拜会心目中的偶像——埃及总统纳赛尔，提议“让一亿阿拉伯人压倒区区三百万以色列人”。纳赛尔却泼了冷水：“以色列有核弹，我们没有，真打起来，我们输得更惨。”卡扎菲转念一想，既然造不出，那就买。

于是，一九七〇年冬，利比亚第二号人物贾卢德跟随巴解领袖阿拉法特飞抵北京。友谊商店里，他连价都不问，刷刷甩出百张百元美钞，生怕人家看不见利比亚的石油腰包。当夜，他在钓鱼台客厅突然抛出一句：“中国卖不卖原子弹？”李先念只是笑：“原子弹不是商品。”翌日，他又向周恩来重复同样问题，答案依旧。核弹生意告吹，卡扎菲脸色难看，转身便给北京添堵——口头承认新中国，却迟迟不赶走台湾“代表”。

对台湾的暧昧并非偶然。早在政变前，卡扎菲就接受过台北“远朋班”的政战训练，视其为暗线人脉。利比亚承认北京，却保留台北“使馆”，一拖就是七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这道“外交障眼法”才算拆除，然而卡扎菲仍准许台湾保留“商务办事处”头衔，独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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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行事向来是他标记。苏联人一九七八年夜里就领教过：雷达里突然蹿出一架大客机，两架米格紧急升空，结果机舱里坐的正是卡扎菲本人。飞机落地，他嫌勃列日涅夫没亲自接机，干脆锁舱门抱着矿泉水又飞走，让莫斯科官员在寒风中吹了两个小时。

因此，轮到北京接待，礼宾司打起十二分精神。本来约定新疆入境、乌鲁木齐降落，他却偏偏迂回西南。三架飞机先后抵京，乘客名单却空白一张。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站在停机坪上，问：“他在哪一架？”地勤摇头，“不晓得。”舱门终于打开，卡扎菲一袭褐袍、皮拖鞋、毡帽，笑得神秘。随行三百余人鱼贯而出，女保镖短打迷彩格外抢眼。

没有护照？没关系。没名单？也行。国宴怎么排座？礼宾官干脆给每人一张无名请帖，只写号码。等到晚宴，利比亚人见桌就坐，座次瞬间乱套。厨师们更惨，他要吃就吃，要宴就宴。夜里十二点突发念头替女保镖庆生，后厨重新点火，等大蛋糕端上来，主厨脸色已涨得通红。

会见时，卡扎菲依旧端着劲儿。人刚落座，头却斜对着墙。工作人员暗暗替他捏把汗。邓小平经历太多风浪，语气淡然谈友好、讲合作。翻译话音刚落，老邓深吸一口烟，只淡淡一句：“欢迎来北京。”卡扎菲愣了几秒，才回以礼貌微笑。旁人都看出，这位北非上校被镇住了。之后，他按议程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立在水晶棺前沉默良久；登长城时则像孩子一样嚷嚷“不到长城非好汉”。

世事如棋，九十年代初，洛克比空难让利比亚成为众矢之的。西方制裁层层加码，他只能向东方伸手。在中国大使馆的吊唁簿上，他为邓小平写下“伟大同志”字样。可一旦制裁解除，他又转身同台北重拾关系，甚至对外放话要组建“百万非洲军队”来抗衡列强和中国的资本扩张。

二〇一一年，风暴终于席卷利比亚。昔日“非洲之王”坐在被炸烂的防空壕里，慌乱中给美国总统写信：“亲爱的儿子，请停手。”答复是冷冷一句外交辞令。十月二十日，苏尔特郊外，枪声终结了这位狂人四十二年的统治。消息传来，很多中国外交官想起当年云南夜空的那三束亮点，唏嘘不已——哪怕飞得再炫，也终究躲不开时代回旋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