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万众瞩目之下,中央领导与观礼代表一一握手,人群中却站着一名军衔并不起眼的少尉排长。

毛主席在人群中忽然停步,走到他面前,与他握手的同时笑着问道:“是你口出狂言?”

这个少尉凭什么站上天安门城楼?又是什么样的“狂言”,能让主席记住一个年轻军官?

这个少尉排长名叫庞国兴,出生在陕北榆林子洲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

庞国兴的父亲勤劳,母亲善良,一家人虽谈不上富足,却还能勉强维持温饱。

七岁那年,几名国民党官兵闯进了庞家沟,他们带着枪,态度蛮横,见到壮年男人就抓。

庞国兴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五花大绑押上了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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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庞国兴从屋里冲出来,死死拽着父亲的衣角,哭着喊“不要抓我爸爸”。

回应他的,却是一记毫不留情的飞踹,他被踢得倒在地上,胸口发闷,只能眼睁睁看着卡车扬尘而去。

父亲被抓走,家里的天塌了一半,母亲原本就身体不好,这一下彻底撑不住了。

白天强忍着操持家务,夜里却常常偷偷落泪,时间一长,她的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最终完全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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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下去,庞国兴不得不到地主家讨一份放牛的活,天没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饿了忍着,累了扛着。

1948年秋天,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折,解放军打进陕北,国民党部队溃退,庞家沟迎来了解放。

没过多久,被抓走多年的父亲也回来了,庞国兴冲过去,一头扎进父亲怀里,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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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后,分田分地,家里重新有了依靠,母亲虽然再也看不见,但脸上的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

1955年,在政策扶持下,庞国兴走进了中学课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庞国兴的性格逐渐定型。

苦难没有把他压弯,反而让他变得异常倔强,他不怕吃苦,也不信命,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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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庞国兴参军,他被分配到兰州军区独立步兵第55师163团9连。

这个连队有着光荣传统,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路打过来,要求极严。

刚到连队时,庞国兴并不起眼,个头不高,体重也轻,站在老兵中间,甚至显得有些单薄。

但训练一开始,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别人跑五公里,他咬牙多跑一圈;别人训练结束休息,他悄悄留下来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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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部队接到任务,前往祁连县野牛沟开采石棉。

这是一块连当地人都避之不及的地方,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昼夜温差极大,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

初到那里,不少战士出现了高原反应,有人头晕呕吐,有人整夜睡不着觉,可任务摆在眼前,没有退路。

庞国兴和战友们在半山腰找了一块勉强平整的石滩,挖坑当屋,用石头垒墙,铺几把柴草就算是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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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顶着毒辣的太阳干活,晚上寒风一吹,浑身冰凉,这样恶劣的环境,并没有让庞国兴退缩。

相反,他干得比谁都狠,别人累了歇一歇,他低头继续干;别人喊苦,他一句怨言也没有。

时间一长,连队里的老兵都注意到了这个不声不响的小个子。

正是凭着这股踏实劲,庞国兴在野牛沟的任务中表现格外突出,不仅超额完成工作量,还总是主动帮战友分担最累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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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评为“生产标兵”,不久后,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到连队后,训练强度并没有减轻,庞国兴开始在军事技术上下狠功夫。

刚入伍时,他的投弹成绩并不出色,第一次实测只有二十多米,这让他很不服气。

熄灯后,训练场上常常还能看到一个身影,在黑暗中一遍遍练习投弹动作。

手臂酸得抬不起来,他就靠在墙上歇一会儿,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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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三十五米、四十米、五十米,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最终成了连队里有名的“投弹能手”。

射击训练中,他同样不肯落后,顶着烈日趴在靶场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子弹打完了,就反复校准动作。

时间久了,他的成绩稳定而出色,被评为“神枪手”。

在连队里评功评奖时,庞国兴的名字几乎次次被提起,更让人服气的是,他的票数从来都是全票通过。

一次次立功、一次次肯定,让庞国兴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但他始终保持着那份低调,从不因为成绩而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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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天,印军越过边界线,不断制造摩擦,中央最终下定决心,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

庞国兴所在的163团9连,被分配执行夜袭西山口的任务。

这里地形险要,山高谷深,印军占据制高点,还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配属了炮兵团,火力凶猛。

白天强攻,代价极大,于是部队决定趁夜色掩护发起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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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那天夜里,雾气很快弥漫开来,能见度越来越低,队伍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前进。

枪声骤然响起的那一刻,夜袭正式开始,庞国兴冲在前沿,一边观察地形,一边寻找敌人的火力点。

就在混战之中,雾气突然加重,视线被彻底切断,等他意识到不对劲时,身边已经没了主力部队的影子。

短暂判断之后,庞国兴立刻明白:自己和战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深入敌后,与连队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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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旁人,这一刻或许会选择原地隐蔽,等待天亮或寻找机会撤回。

但庞国兴迅速确认了身边的情况,除了自己,还有王世军和冉福林,三个人,弹药有限,身处敌后,一旦被发现,几乎没有退路。

可另一个判断也在他脑中成形:敌人的炮火还在持续,对主力威胁极大,而他们,恰恰处在一个可能改变局势的位置。

短暂交流后,三人达成一致,他们没有试图盲目回撤,而是顺着枪声与地形,继续向前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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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与雾气,既是危险,也是掩护,三个人沿着山脊和树林穿行,很快发现了一处异常:前方的火力异常密集,炮弹正从这里倾泻而出。

那是印军的炮兵阵地,确认目标之后,庞国兴迅速做出部署,他没有贸然冲锋,而是先观察敌人的警戒规律,判断人数和火力分布。

印军显然没有料到会有人从这个方向出现,阵地防守存在明显漏洞,趁着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正面战场,三个人分散行动,悄然接近。

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印军阵地瞬间大乱,庞国兴率先开火,精准压制关键火力点,为战友创造突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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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军和冉福林迅速投掷手榴弹,连续爆炸让敌人阵脚大乱。

短短时间内,几门榴弹炮被炸毁,剩余的也因操作人员伤亡而陷入瘫痪,原本压制我军的炮火,骤然停歇。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时,庞国兴发现山脚下有两辆吉普车正在启动。

多年的直觉告诉他,车上的人绝非普通士兵,他果断下令追击,三人一边射击,一边压迫敌人撤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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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抓住短暂机会,一枪击中轮胎,吉普车被迫停下,车上的印军仓皇逃入山林。

追击过程中,三个人几乎是凭着一股狠劲在支撑,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巨大,但他们谁也没有停下。

最终,在一片树林边缘,他们发现了搭建简易帐篷的区域,外围还有巡逻兵,这一刻,庞国兴几乎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所。

面对这一目标,他再次选择了进攻,依旧是迂回包抄,依旧是以快打乱,指挥所很快被端掉,敌军彻底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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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天色微亮,我军主力部队推进至此,才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早已哑火,而这一切,竟是由三个失联的士兵完成的。

回到队伍时,庞国兴身上的军装早已被汗水和泥土浸透,脸上满是疲惫,却没有丝毫炫耀,只是如实汇报了经过。

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夜的行动,改变了整个战场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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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结束后,上级要求庞国兴把这次战斗的经过,完整写成一份战斗报告,供部队总结经验、学习借鉴。

庞国兴把自己记得最清楚的事情,一件一件写下来:什么时候失联,为什么没有撤退,怎样判断敌人的炮兵阵地位置,又是如何三个人一路打进去、打出来。

在描述追击敌军、继续战斗的段落中,庞国兴写道:“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这句话,本是他在复盘战斗时最真实的感受,敌人既然还在还击,那就必须继续打下去,没有退路,也不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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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就是这句带着强烈情绪色彩的话,在一众战斗总结中显得格外扎眼。

报告很快在部队内部传开,有人读完之后忍不住笑,说这小子“口气不小”;也有人拍案叫好,觉得这句话里,有一种久违的血性。

很快,这份报告被作为典型材料,送往各大军区交流学习,再后来,其中几份,沿着层层渠道,被送进了北京。

当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时,目光在那句话上停留了许久,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算得上“狂言”。

可在毛主席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军人该有的气魄,不是为了逞强,而是骨子里就不承认对手的威慑,更不接受被动挨打,正因如此,这个名字,被他记了下来。

1963年国庆前夕,庞国兴接到通知,作为英雄代表赴京参加观礼。

10月1日这天,天安门城楼上人群云集,身穿少尉军装的庞国兴,站在人群中并不起眼,却始终挺直脊背,一动不动。

当毛主席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时,忽然在人群中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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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庞国兴面前,看了看他的肩章,简单询问姓名后,忽然笑了,带着几分调侃地说道: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口出狂言的庞国兴啊?”

这一句话,把庞国兴问得满脸通红,他没想到,自己写在报告里的一句话,竟然会被主席记得这么清楚。

正不知如何回应时,毛主席已经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和却坚定:“有的时候,口出狂言,也是好事情嘛,军人嘛,就该有点这个劲头。”

那不是责备,而是肯定,对庞国兴来说,这短短几句话,比任何奖章都要沉重。

他只是站得更直了一些,用最朴实的方式回应了这份认可。

遗憾的是,两年后,在一次实弹训练中,为了救下失误的民兵,庞国兴用身体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而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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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从苦难中走来,在战场上燃尽,把最锋利、也最赤诚的一部分,留给了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