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6日凌晨，北京的南池子胡同里灯火熄得透彻，只有路口的电线杆挂着一盏昏黄灯泡。就在这股微弱的光晕下，一辆吉普车悄悄停住。车门甫一开，一句低声提醒划破寂静：“动作干净，千万别惊动孩子。”这是公安部侦察科长曹纯之给弟兄们的最后交代。十分钟后，院子里的一架美国造25瓦电台被扣押，台主计兆祥束手就擒。自此，“0409”这个曾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击掌称快的暗号彻底失灵。
计兆祥为何落网，说来话长。时间拨回1949年11月下旬，北平初冬刚刚挂霜。中央军委猜译局截下了一组加密报文：“毛泽东十二月初启程赴苏，0409确认。”纸条递到香山指挥部，毛主席沉吟片刻，提笔写下批示：“在我回国前，镇压此逆。”寥寥数字，却是公安战线的动员令。
彼时，国民党保密局正在台北仓促重整。毛人凤听到“0409”这个熟悉的暗号后，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那是他亲手安插在北平的“万能台”台长。要想在归国途中动用定向炸药、铁轨炸点、铁路追堵，前提是必须掌握毛主席列车的车次与经过时间。“0409”不负所托，把行程一并报了出去。
而在北平，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接到命令，心里却是沉甸甸。“只剩四十天，线索就一组密电，一个编号。”会后他并未喘口气，而是直奔侦察处。曹纯之正泡着一碗刚买的茉莉花茶，听完情况，茶杯“叮”地一声落桌，他只说了一句话：“必须绕开传统套路，别在姓氏里打转。”
接下来十八天，侦察员们把北京城的旅馆查了个底朝天，没影。曹纯之忽地想起经济学里关于“利润驱动”的论述——干这行风险大，没有利益谁甘心？于是他建议：顺着汇款查。杨奇清立刻批了盖着“急件”的通行证，各大银行的往来账目铺满案头。
初筛北京无果，曹纯之忽发奇想：“若转道天津呢？”事实证明，这一跳脱思路救了整盘棋。天津黑龙江路银行的一笔1500港元旧账和一笔尚未提取的2500港元新汇款引起注意：收款人名叫计采楠，供职北京新桥贸易公司。金额大，来处香港，时间点恰好卡在“0409”升职电报前后——说没有猫腻，没人信。
有意思的是，新桥贸易由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名义掌舵，公司账目本身干净得很，偏偏出现一个不上班却能大额收汇的“闲人”。侦察员混进公司当上交际秘书后，不出三天就摸清：计采楠从不露面，大小事务皆由秘书孟广新打点，两人关系暧昧却绝口不提。
此时，电侦组的测向车在皇城根转悠了数晚，频率指针屡屡指向南池子一带。两条线索对在一起——计采楠的弟弟计旭（真名计兆祥）恰住在那里。曹纯之立刻从看守所押来两名旧识——早年与计兆祥同窗受训的被俘特务。大风天的清晨，三人守在米市胡同口。只见一位青年抱着小菜篮，脚步轻快，刚拐弯就被叫住：“老计，怎么瘦了？”那位青年一愣，露出瞬间的惊惧，随即低头欲遁，已被死死按住。
审讯中，计兆祥交代，自己一手掌控报务、加密、情报接头，全靠电台与台湾单线联系。他说出空投接头暗号、递交了名单，并默认东北“技术纵队”已在松花江畔待命。公安部立即调成润之火速北上。
1950年3月初，松花江两岸依旧寒风呜咽。成润之装成“特派员”张大千，携所谓“技术员”潜入哈尔滨。对头号联络人“马耐”而言，最珍贵的是那张迟迟未到手的“委员长委任状”。所以，当“张大千”笑眯眯递出写着“逮捕令”三个大字的纸条时，马耐怔了一秒，转身撞窗，却被一把摁住肩头。随后，他的口袋里那本密密麻麻写满潜伏名单的小册子成了决胜的钥匙。东北技术纵队尚未开张，顷刻间瓦解。
同一时间，毛主席在返国途中收到安全电报，随行卫士见他扫一眼后阖上文件夹，轻声道：“同志们辛苦了。”简短，却足够。
紧接着的几个月，各地清匪反特进入快车道。华北平原的暗哨、东南沿海的暗线乃至显山露水的残匪，被一批批连根拔起。到1953年，全国范围内摸排出的潜伏电台被拔除了九成以上，“深水炸弹”再难搅动风浪。
回到计兆祥本人，他在军事法庭上坦陈：“一次汇报二十字，能换三十两黄金，我以为划算，没想到这么快就栽了。”旁听席里，有老战士低声叹气：“枪炮声刚歇，暗战更凶。”枪决令下达那天，计兆祥没有求饶，他只是看向远处说：“告诉我哥，0409结束了。”
不得不说，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拼的是耐心，更是脑筋。侦察人员靠一截电波、一串号码、一笔外汇，把敌人锁进笼子。没有华丽的战场，没有隆隆炮火，却同样行走在生死线上。历史书上可能只留几行字，但摁下报务机键盘的那只手、一夜之间跑遍七八家银行的那双脚，都值得被记住。
毛主席平安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北风依旧，但新中国的天空再无暗流可乘。敌特的算盘落空，人民的年关则因这群默默无闻的警士而显得格外安稳。倘若要给“0409”事件写个注脚，不如就用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星火若被黑暗利用，也终将被更耀眼的光芒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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