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清晨，纽约华埠的街巷尚未完全苏醒，电话亭里却传出了急促的议论声：“毛主席走了！”短短一句，把彼时海外华人的心弦瞬间绷紧。几小时后，中华公所礼堂里挂起黑纱，蜡烛的火光摇曳不定，来自全美各地的侨胞扶老携幼赶来悼念。人群中央，头发花白的杨振宁静静坐着，神情凝重。没有人知道，他的脑海里正飞快闪回着自己二十年来与故土、与领袖的种种交集。

追溯到一九五五年，三十三岁的杨振宁刚在普林斯顿初露锋芒。那年春夜，他给远在上海的父亲杨武之写信，说自己正伏案研究弱相互作用，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中国古典哲思与现代物理贯通。父亲回信寥寥，却在末尾添上一句：“家国之事，常记心中。”这句话像一道伏笔，埋在他心里。

两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杨、李二人。媒体追踪、灯光闪烁，他在瑞典领奖台上坦言：“我既是中华文化之子，也是西方科学的学生。”彼时，岳父杜聿明正在北京功德林改造，却仍提笔写来十余字祝贺，“宁婿得奖，是中华之光”。这封信由师长张文裕带到斯德哥尔摩，拆封那刻，杨振宁心头一热——政治风云翻覆，家国依旧牵念。

六十年代的冷战阴霾，让任何归国念头都显得遥远。可周恩来透过秘密渠道寄来的问候、为他岳母曹秀清办理赴美手续的关怀，又一次点燃了他回去看看的渴望。“多来看看吧，家在等你。”周恩来轻轻一句，杨振宁牢牢记住。于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他和夫人杜致礼终于踏上上海外滩，母亲的热泪、父亲的笑容，让久漂洋海客的心瞬间归位。

北京之行更出人意料。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挥手招呼：“杨振宁同志，欢迎回家。”宴席间，杨振宁第一次与岳父相见，刚一开口“杜先生”，便被总理打趣：“叫岳父大人，别客气。”哄堂大笑，隔阂顿消。此后两年，杨振宁三度返京，每回都被安排与科学界、军界旧识会面，家国叙情与学术探讨交织，夜谈常至更阑。

真正让他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七三年盛夏的那次中南海会面。工作人员悄声对他说：“主席请您过去。”泳池畔，毛泽东倚椅而坐，目光依旧炯炯。“请替我向杜聿明问好。”一句温厚的开场，拉近了距离。话题很快转到宇称不守恒。毛主席缓缓说道：“对称与不对称，本是一体两面。”杨振宁略带激动：“正是辩证法启发了我。”交谈良久，离别时毛主席站起，拍拍他的手臂：“有空再来。”那一次合影，后来被杜聿明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一九七四年再度回国，杨振宁得知主席抱病，未能再晤。不久，他将慰问转达给叶剑英，“烦请向主席说，海外学子牵挂他老人家。”叶帅点头应下。一九七六年春，杨振宁最后一次到北京，仍旧未能如愿。临行前，他问华国锋：“主席身体可还好？”得来的回答让他隐隐生忧。

噩耗终在九月传来。美东时间九日晚，广播里传出悲恸的播报。“不会吧！”有人失声。杨振宁沉默许久，手里的茶杯微微颤动。海外华社马上筹备追悼仪式。十三日，纽约联合广场的会场人头攒动，黑纱、白花、挽联在昏黄灯光下格外刺眼。轮到杨振宁致辞，他站上讲台，目光扫过台下数百双含泪的眼睛，低沉开口：

“在困难时带路的人是毛主席。”一句定调，随后他回顾了长征、抗战、建国、抗美援朝的峥嵘岁月，语气平稳却铿锵。末了，他停顿几秒，缓声说道：“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十二字落地，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忍不住拭泪。

追悼会结束，当晚的华灯仍旧璀璨，可许多人沉浸在失落里。有人问杨振宁为何如此动情，他答得简短：“感念知遇。”这四字，概括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革命家的敬意——理解、支持、信任，缺一不可。没有周恩来细致的牵线，没有毛主席慷慨的胸怀，他与家国的血脉或许就此中断。

从那以后，杨振宁投入更多精力于中美学术交流。七十年代末，他牵头促成数十名青年学者访美深造；一九七九年，他以全美华人协会主席的身份迎接访美的邓小平，并在华盛顿宴会上强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经媒体报道后，在美华侨群体里传诵开来。

八十年代，他频频回到北京清华、西北联大旧址、云南原子核研究所演讲，鼓励学子“要敢想，也要敢做”。有学生会后私下感慨：“杨先生是桥，把外面的世界拉到我们面前。”九十年代，江苏紫金山天文台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这消息传到美国，他只是淡淡一笑：“星星归中国，这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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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九十三岁的杨振宁办理放弃美国籍手续。有人诧异，他只说：“落叶归根。”不久，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界赞誉纷至沓来，他却很少提当年的一句“巨人”之言。熟识者清楚，那既是对毛泽东人格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也是他多年奔走海内外、连结中美、推动两岸对话的精神支撑。

时至今日，那场纽约追悼会的录音仍常被海内外学者翻出。掌声、抽泣声与那十二个字交织，仿佛定格了一个时代的情感温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很多人和事已成旧影，但那昼夜未眠、低头拭泪的身影，提醒世人：在科学与家国之间，杨振宁的选择早已在当年作出，而答案就凝结在他对“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深深的致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