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医院的消毒水味，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衰败气息，浓得化不开，像是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浸透。
养母刘秀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生命的气息，就像窗外那棵老槐树上挂着的最后一片枯叶，在秋风中摇摇欲坠，随时都会飘落。
我叫林婉，今年四十五岁，未婚。
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却在她瘫痪在床的这二十年里，扮演了女儿、保姆、护工，甚至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此刻，我熬得通红的双眼紧紧盯着心电监护仪上那越来越平缓的波纹，紧紧握着她那双只剩下皮包骨头、布满老年斑的手，徒劳地希望能把我的体温，传递给她一点点，再传递给她一点点。
病房的门虚掩着，冰冷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毫不避讳、如同苍蝇般嗡嗡作响的争吵声，那声音尖利而刻薄，穿透门缝，精准地刺入我的耳膜。
“丧葬费凭什么要我们家全出？她不是还有个养女吗？白吃白喝伺候了二十年，现在出点钱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养母的亲儿媳，张翠花那标志性的、尖酸刻薄的声音。
“就是！再说了，妈那四套房子的房本不还在她自己手里死死攥着呢吗？等拿到房本，再说钱的事！万一钱我们出了，房本她给了那外人，我们找谁说理去！”这是养母的亲生儿子，我名义上的弟弟，赵强的声音。
我听着这些冰冷刺骨的话，心像是被整个泡进了冬日结冰的河水里，又冷又硬，失去了知觉。
二十年了。
自从二十年前，养母在菜市场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她这个唯一的、从小捧在手心里的亲生儿子，就成了我们家的“稀客”。
他的“孝顺”，精准地体现在日历的两个特定时间点。
一次是过年，他会带着张翠花，拎着一箱牛奶或者两斤水果，象征性地回来一趟。进门对着躺在床上的母亲磕个头，然后熟门熟路地从母亲枕头下拿走那个早就准备好的、厚厚的大红包，整个过程坐不到十分钟，就借口“还有事”匆匆离去。
另一次是养母的生日，他会表现得更加“孝顺”，买一个廉价的蛋糕，目的却是为了在饭桌上哭穷，说自己生意失败了，或者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了，最终从母亲那里再敲诈一笔钱走。
而我，林婉，这个二十年前，在南下的火车上被人贩子拐骗，幸而被刘秀英救下，从此收为养女的人。
为了报答这份天大的恩情，我放弃了原本可以回乡的安稳生活，放弃了早已谈婚论嫁的恋人，也辞掉了当时那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从此将我的人生，牢牢地捆绑在了这张病床前。
端屎端尿，擦身喂饭，彻夜不眠地按摩她那萎缩的肌肉，二十年，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从未间断。
街坊邻居们都说，我这个养女，比亲闺女还要亲上百倍。
可我知道，在养母的心里，那道名为“血缘”的鸿沟，或许是我穷尽一生，也永远无法跨越的。
“咳……咳咳……”
病床上的刘秀英，像是被走廊的争吵声惊动，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浓痰堵在喉咙里，让她憋得满脸通红，原本已经涣散的眼睛猛地睁开了。
是回光返照。
“水……水……”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深处挤出两个沙哑的字眼。
我赶紧回过神，扶起她枯瘦的上半身，让她靠在我怀里，然后拿起桌上的棉签，沾了温水，一点一点地、小心翼翼地湿润她那干裂起皮的嘴唇。
走廊里的赵强和张翠花，听到屋里的动静，也立刻像两只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停止了争吵，猛地冲了进来。
但他们的目光，没有一丝一毫落在自己母亲痛苦的脸上。
他们像两只猎鹰，死死地盯着母亲枕头底下那个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包。
那里，放着能决定他们下半辈子命运的——四套老宅拆迁安置房的房产证。
“妈！您醒了！您感觉怎么样？您可吓死我们了！”赵强一个箭步冲到床边，挤出几滴虚伪的鳄鱼眼泪，手却像是不受控制般，径直伸向那个布包。
刘秀英的眼神，却异常清明地越过了他，穿过他那张写满贪婪的脸，定定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浑浊和病态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而深邃的情感。
“婉儿……去，把街道办的王主任，还有你几个叔伯长辈，都叫来。”
“我……我要立遗嘱。”
半个小时后，本就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人。空气因为人多而变得更加稀薄，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刘秀英靠在我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尽她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宣布了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她的声音，很轻，很飘，但在寂静的病房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我名下的那四套，在老城区东街的拆迁安置房……”
她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浑浊的目光扫了一眼满眼都是贪婪和期待的赵强。
“全……全部，都留给我的亲生儿子，赵强。”
此话一出，满屋哗然。
赵强和张翠花的脸上，瞬间绽放出了难以抑制的、近乎扭曲的狂喜。张翠花甚至还夸张地用袖子擦了擦她那根本没有一滴眼泪的眼角，嘴里念念有词：“妈，您总算没白疼我们家阿强……”
周围的邻居和亲戚们则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同情和不值。
刘秀英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她艰难地转过头，看着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了那张已经褪了色、边缘都起了毛的旧银行卡。
“婉儿……”
她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歉疚。
“这些年，苦了你了。”
“这张卡，是我以前单位发的工资卡，你拿着。”
“里面……里面没多少钱，大概……大概有个两万块。就当是……我给你这辈子的嫁妆了。”
她用尽力气，抬起那只枯瘦如柴的手，把那张冰冷的、薄薄的卡片，塞进了我的手心。
“卡的密码……是你第一次……来咱们家的那天……”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她像是耗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头一歪，沉沉地靠在我肩上，那双睁了一辈子的眼睛，终于，永远地闭上了。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决堤而下。
我哭的，不是那微不足道、甚至有些侮辱性的两万块，也不是那价值千万、却与我无关的四套房。
我哭的，是这二十年来，我倾尽所有，最终，却还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外人”。
“哎呀！林婉，妈都这么说了，你也别太伤心了。”
张翠花那刺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炫耀和虚伪的安慰。
“毕竟，血浓于水嘛！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妈心里还是最疼我们家阿强的。”
“再说了，妈也没亏待你啊，还给你留了两万块呢！够你花一阵子了！也算对得起你这二十年的辛苦了！”
赵强则在一旁，迫不及待地，一把从母亲的枕头底下，抽出了那个装着四本房产证的蓝色布包，紧紧地、死死地抱在了怀里，像是抱着他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我没有争吵，也没有辩解。
我只是紧紧地抱着养母那逐渐冰冷、僵硬的身体，任由滚烫的眼泪，打湿她胸前的衣襟。
妈，您放心走吧。
您的养育之恩，婉儿，永世不忘。
养母刘秀英的丧事，办得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敷衍和潦草。
赵强和张翠花，在当天下午就拿着那四本沉甸甸的房产证，跑遍了市里所有的中介公司，咨询挂牌出售的事宜。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失去至亲的悲伤，只有即将一夜暴富的亢奋和得意。
他们甚至连灵堂都不想多待，找了个借口说“要去联系风水先生看墓地”，就双双跑得不见了踪影。
整个丧事，从布置那个冷清的灵堂，到联系殡仪馆的车辆，再到通知亲朋好友、置办解秽酒，几乎全是我一个人，拿出我这些年省吃俭用、靠着给邻居做点针线活攒下的那点微薄积蓄，在忙前忙后。
我只想让养母，走得体面一些，安详一些。
出殡那天，赵强和张翠花终于再次出现了。
张翠花像是要去参加什么喜宴，穿金戴银，画着精致的妆容，在前来吊唁的亲戚面前，毫不掩饰地、大声地炫耀着。
“哎呀，三姑，您是不知道啊，我婆婆给我们家阿强，留了四套房子呢！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房价多贵啊，中介说了，四套加起来，少说也值一千二百万！这一下子，我们可就成千万富翁了！”
“所以说啊，这人啊，还得是亲生的亲！养的，就是不行！关键时候，还是得指望儿子！”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却像故意设计过一样，正好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时间，所有亲戚们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这个穿着孝衣、跪在火盆前默默烧纸的“外人”身上。
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怜悯，有不值，但更多的，是看笑话的幸灾乐祸。
我低着头，将一沓又一沓的纸钱送进熊熊的火焰里，那火光映着我的脸，滚烫滚烫的，分不清是火烤的，还是羞臊的。
丧礼结束后，赵强和张翠花连最后一顿解秽酒都懒得吃，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我下达“逐客令”。
“林婉，妈也下葬了，入土为安了，你是不是也该收拾收拾，搬出去了？”
张翠花抱着胳膊，靠在我那间小卧室的门框上，用一种审视货物般的眼神，在我那少得可怜的行李上扫来扫去。
“这老房子，我们已经联系好装修队了，下个星期就动工，打算重新装修一下，然后高价租出去。你一个外人，总住在这里，碍手碍脚的，也不方便。”
“外人……”
这个冰冷的词，又一次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插进了我的心里。
我没有跟她争辩，也没有力气去争辩。
这个家，从养母闭上眼的那一刻起，从那四本房产证易主的那一刻起，就再也不是我的家了。
我默默地走进我住了整整二十年的那个小房间，开始收拾我那一眼就能望到底的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除了几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就是这些年来，我给养母记下的，厚厚的一摞病历本和开销账本。
我把养母生前最喜欢的那张、她年轻时拍的黑白遗像，小心翼翼地用一块干净的毛巾包好，郑重地放进了行李箱的最深处。
然后，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她留给我的，旧银行卡。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的图案和字迹，都有些模糊，磁条也因为多年的存放，有些磨损。
这就是我二十年的青春，二十年的付出，换来的，唯一的“嫁妆”。
我看着那张薄薄的卡片，心里五味杂陈。
我真的没有怨恨养母。
是她，在二十年前那个冰冷的雨夜，把我从人贩子的魔爪中救了出来，给了我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养育了我二十年。
这份恩情，比天大，比海深。
别说两万，就算是一分钱不给，我也认了。
只是，人心终究是肉长的。
说不心寒，说不委屈，那都是假的。
我拖着那个破旧的行李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我全部青春和心血的家，走出了大门。
门口，赵强和张翠花像两尊门神一样，靠在墙上，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和不耐烦。
看到我出来，张翠花又阴阳怪气地开了口。
“哟，这就走了？动作还挺快嘛！那两万块巨款，可得省着点花啊！现在外面房租可贵了，你可别没几天就花完了，到时候又跑回来找我们哭穷，我们可不管！”
我没有理会她，也没有看他们一眼，径直从他们中间那狭窄的缝隙里，走了过去。
背后，传来他们夫妻俩肆无忌惮的、刺耳的嘲笑声。
我的眼泪，在转身走下楼梯的瞬间，再次无声地滑落。
妈，您看到了吗？
这就是您用四套房子，倾尽所有换来的，您的好儿子，好儿媳。
离开那个家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四顾茫然，走投无路。
因为这二十年来，我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那张小小的病床。
我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脱节了太久太久。
我没有一技之长，年纪也已经四十五岁了，想找一份像样的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省钱，我只能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里，租了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只有七八平米的潮湿地下室。
房间里，只有一张吱吱作响的板床，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桌子。
手里的积蓄，在办完养母那场体面的丧事后，也已经所剩无几。
我每天就靠着最便宜的白面馒头和免费的咸菜度日，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养母的头七过后，在又一次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房东催缴之后，我想起了她留给我的那张银行卡。
两万块钱。
虽然不多，但至少，可以解我眼下的燃眉之急。
我可以先用这笔钱，把房租交了，剩下的，或许可以盘下一个小小的摊位，做点小本生意，比如卖点早餐，或者摆个缝补摊。
总得先活下去，不能辜负了母亲最后的心意。
那天下午，我从箱底翻出了一件虽然旧但还算干净的衣服换上，仔细地梳了梳头，然后拿着那张银行卡，来到了市中心最大的一家银行。
银行里开着冷气，窗明几净，与我那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形成了天壤之别。
大厅里人很多，我取了个号，默默地坐在等候区的角落里，有些局促不安地等待着。
就在这时，银行那厚重的玻璃旋转门被推开，一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熟悉身影，在一众银行职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是赵强和张翠花。
他们俩今天，打扮得格外光鲜亮丽，像是要去参加什么盛大的宴会。
赵强穿着一身崭新的名牌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一块我看不懂牌子，但金灿灿、明晃晃的手表。
张翠花更是珠光宝气，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挎着一个我只在杂志上见过的、据说要好几万的奢侈品包包。
他们一进来，立刻就有一位穿着笔挺西装套裙的大堂经理，满脸堆笑地、几乎是小跑着迎了上去。
“哎呀，赵先生，张女士，你们可来啦！我们行长已经在顶楼的贵宾室泡好茶等你们了！您那笔一千万的房屋抵押贷款，今天就能办下来！”
“嗯。”赵强倨傲地点了点头，派头十足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张翠花的眼神，像巡视领地一样，在等候区里扫了一圈，很快，就发现了我这个角落里的、穿着寒酸的“穷亲戚”。
她的脸上，立刻露出了那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而残忍的表情。
她故意拉着赵强，扭着腰，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到我面前，居高居下地看着我。
“哟，这不是我们家的大‘功臣’林婉吗？真是巧啊！你也来办业务啊？”
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充满了夸张的惊讶，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我不想理她，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假装没看见。
她却不依不饶，故意提高了音量，像是要说给整个银行的人听。
“哎呀，我猜猜，你一定是来取妈留给你的那笔‘巨款’的吧？”
“两万块！啧啧，可真是一笔大钱啊！都够我们家阿强手上这块表的一个表带了！”
“你可得小心点啊，现在坏人多，取了钱赶紧用布包好揣怀里，可别被人偷了抢了！”
赵强也在一旁，皮笑肉不笑地、用一种施舍般的口吻附和着。
“老婆，话不能这么说。这两万块，够林婉吃好几年馒头咸菜了。你得省着点花啊，林婉，花完了，我们可不会再给你了。”
他们一唱一和，极尽嘲讽之能事，将我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下，碾得粉碎。
周围的人，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好奇，有鄙夷，也有同情。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像被人当众扇了无数个耳光，火辣辣地疼。
我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广播里那冰冷的电子女声，仿佛成了天籁之音。
“请A13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我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立刻从座位上弹了起来，逃也似的，几乎是小跑着，冲向了柜台。
身后，还传来张翠花那刺耳的、毫不掩饰的笑声。
“快去吧！别让你的两万块钱等急了！哈哈哈！”
我走到3号窗口，努力地、深深地呼吸了好几次，才勉强平复了一下自己那颗因为屈辱而剧烈跳动的心。
我将那张旧银行卡，和我的身份证，一同从窗口那个小小的缺口里，递了进去。
然后，用一种近乎蚊子般大小的、带着颤音的声音，对里面的柜员小姐说：
“你好，麻烦……麻烦帮我把里面的钱，都取出来。”
“然后，销户。”
柜台里，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大概二十出头的年纪，脸上还带着一点没褪去的婴儿肥，看起来像是刚毕业的实习生。
她正低着头，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听到我的话，才有些不耐烦地抬起头来，眼神里带着一丝职业性的疏离。
她漫不经心地，用两根手指，夹起了我递进去的银行卡和身份证，看都没看我一眼。
“取多少？”她的语气，公式化而冷淡，没有任何感情。
“全……全都取出来。”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密码？”
我深吸一口气，报出了一串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的六位数字。
那是我二十年前，被养母从人贩子手里救下来，第一次踏进那个家的日期。
那一天，是我重获新生的日子。
柜员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熟练地敲击了几下。
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她，心里默默地盘算着，这两万块钱，该怎么规划。
一万块，用来租个小铺面，交半年的租金；五千块用来进货，买点针头线脑或者锅碗瓢盆；剩下的五千块，留作备用金，以备不时之需……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对面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那“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毫无征兆地，停了。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疑惑地抬起头。
只见那个年轻的柜员，手指僵硬地悬停在键盘上方，一双原本有些漫不经心的眼睛，此刻却死死地，死死地盯着她面前的电脑屏幕。
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
那种职业化的，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假笑，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震惊，疑惑，不敢相信，甚至，还带着一丝肉眼可见的……慌乱和恐惧？
她的嘴巴，微微张着，足以塞进一个鸡蛋，像是看到了什么完全超出她认知范围的东西。
她又低头，用一种见了鬼的眼神，看了一眼我那张破旧不堪的银行卡，再抬头，看看屏幕，如此来回反复了好几次，仿佛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最后，她像是终于确认了什么，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的动作幅度太大，用力过猛，甚至把身后的那把带滑轮的办公椅都带倒了，“哐当”一声，在安静的银行大厅里，发出了巨大的、刺耳的声响。
整个银行大厅里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大跳，纷纷侧目望来。
连贵宾室门口，正被大堂经理奉承着、准备进去的赵强和张翠花，都好奇地，探出了头，脸上带着看好戏的表情。
“经理！经理！”
那个年轻柜员，完全没有理会周围惊诧的目光，她拿起柜台上的对讲机，用一种完全变了调的、带着明显颤音的、近乎尖叫的声音，大声地喊道。
“快！快叫行长过来！3号窗口！这里……这里有个特大额度的……存、存取业务！”
“什么？”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充满疑问的声音。
“是真的！您快来啊！不然我……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柜员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哭腔，像是快要急哭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的变故，吓得不轻，整个人都懵了，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我看着那个脸色煞白如纸，身体都在微微发抖的年轻柜员，怯生生地，小声问道：
“姑……姑娘，是……是怎么了？”
“是我的密码不对吗？还是……还是我这卡里，没钱了？”
那个年轻的柜员，缓缓地，缓缓地抬起头，用一种，我这辈子都从未见过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了震惊、敬畏、同情和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穿着朴素、一脸茫然无措的我。
她的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如遭雷击，浑身冰冷，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阿……阿姨……”
年轻柜员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筛糠，她看着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又一口的唾沫，仿佛喉咙里卡着一块烙铁。
“您……您这张卡里，不是……不是您说的两万……”
她的目光，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落在了那个让她怀疑人生的电脑屏幕上，像是要将那个数字，永远地刻进自己的脑子里。
“这里面的……这里面的余额显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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