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冬，北京的紫禁城垣上覆着薄雪。解放军英模代表汇报会刚一结束，人群中一位右臂留着旧伤痕的中年军官格外显眼。有人悄声问：“那是谁？”随行干部答道：“特级战斗英雄卫小堂，三年前升任某军副参谋长。”一句话，拉回十余载枪林弹雨的记忆。
再往前推八年——1949年8月8日，赣江水面炙热，第二野战军四纵队临时停泊横江渡。连日南昌、浙赣激战，官兵衣甲皆破却神情昂扬。就在这一天，时年二十二岁的政治指导员卫小堂接到急令：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营房里，战友们把仅剩的两块红糖塞进他的挎包，嘱托一句：“替咱们说句话，别忘了穷人。”
抵吉安码头，人还未站稳，新华社分社社长穆欣已迎上来。次日，在司令员陈赓面前，他坦率提出连队三件事：想歇口气、盼彻底解放、盼回家分田。陈赓大笑：“说得直！”然后突然发问：“新政协投票，你选谁？”卫小堂答：“毛主席、朱总司令。”陈赓摇头：“要照顾民主人士，党性要硬，心胸要宽。”一句叮嘱，伴随他进入怀仁堂。
9月21日晚，周恩来唱票，卫小堂意外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休息室里，他第一次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语气和缓：“同志们辛苦了。”周恩来补上一句：“告诉前方，胜利在望。”短短几十秒，却像针线，把前线与首都牢牢缝在一起。
荣誉来得快，战斗更加急。1949年10月5日，粤桂边滩头镇，卫小堂率排夜行六十里，抄至敌后。投出八枚手榴弹，炸瘫两挺机枪，俘虏百余人，被战友戏称“活地图”。更早之前的战功更为凶险。1946年7月宋村，他头部中弹仍坚持传令；1948年3月洛阳西北角，他左手持枪、右腕血流不止仍指挥活捉九十余敌；徐州外围，他腹部被爆风震裂，坚持拒担架。医生后来感慨：“能活，是奇迹。”
特等功两次、大功八次，纪录摆在陈赓兵团的战史本上，却也写在他右臂那条十几厘米的凹槽里。淮海战役结束后三个月，他从副连长升为政治指导员。临行前，老连长只说一句：“别丢了那把尺——量敌也量己。”这把木尺至今仍放在重庆家中书桌抽屉。
1950年1月17日清晨，滇南鸡街车站雾气未散，卫小堂随师指挥所搭乘的火车突遇一个后卫团。迫击炮弹覆盖月台，他带九名警卫冲向敌重机枪，喝令俘虏“调转枪口”。机枪顿时扫向敌群，追兵崩溃，师部安然北进。鸡街一役，他又记一等功，也让周学义师长直呼“胆大心细”。
从1951年到1969年，他历任营长、副团长、副师长。嘴上少了“杀敌”口号，多了“军事条令”三字，但作风没改：查营房先摸被褥温度，看兵士冷暖；夜训场自己打头阵，在泥水里趴下示范。老兵们说：“卫参谋长爱较劲，叫咱们不敢偷懒。”
1983年，成都军区党委批准他离休，副军级待遇。搬进鹅岭干休所第一天，他就提出：干休所也有“战备”——读书、写史、带兵。于是，凉亭里能看见老人给小学子讲解滇南地图，篮球场能看见他指点新兵握枪姿势。重庆电视台为此拍摄专题片《新的“战区”》，那副老花镜成了镜头常客。
有意思的是，卫小堂对外极少谈论个人荣誉，却常提儿童团岁月。有人问原因，他笑答：“那会儿吃碱面窝窝，心里却亮堂——知道为谁扛枪。”这句略带乡音的话，比任何颂词都更像勋章。
2022年秋，他迎来九十五岁生日。祝寿会上，几位年轻军官敬礼后说：“老英雄，您放心，战旗接过来了。”老人只是摆手：“话别说满，按条令来，别怕苦。”声音不大，却依旧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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