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的一个午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低语。陪同外宾的工作人员忽然接到一张便条:日本代表团团长大宫义雄恳请协助寻找在华失踪多年的独生女。对方说得很急,“哪怕只知道她还活着,也请告诉我。”这句话像石子落水,惊起了波澜。外交、侨办、地方统战几条线立刻联动,一场跨越三十年的寻人行动就此展开。
能用的线索少得可怜。名字:大宫静子;最后出现时间:1945年3月,缅甸拉因公;身份:随军女护士。除此之外,再无他物。办案人员只能从当年参战的中国远征军名册下手。数百份战斗详报翻了又翻,几位当事的老兵被请出家门,一人想了想,说出一个名字:“刘运达,上尉连长,人很能打,也很会打篮球。他好像娶过个日本姑娘。”
循着这一点火星,调查人员一路从河南追到四川。1978年春末,他们抵达长江边的重庆白沙镇。镇上有个国营缝纫组,都是些缝补衣裳的妇女。5月初,一支由县统战部、镇委、外事办联合组成的小分队走进了这间挂着汽灯的旧厂房。镇党委副书记笑吟吟开口:“哪位是莫元惠同志?”
针脚声戛然而止。一个面容清瘦、扎着麻花辫的中年妇女放下了手里的线团。她就是莫元惠。谁也没料到,这位“三好职工”,竟会成为政府要上门“请”的人物。更出乎她自己意料的是,领头干部递过一张发黄的照片,问道:“您是不是日本金泽人,原名大宫静子?”
片刻沉默后,她点了点头,轻声回答:“我……是。”简短两字,让在场的干部长舒一口气,彼此握手致意。“找到了!”其中一人兴奋得嗓门都高了,“您的父亲去年来华,托我们四处寻找,今天终于有结果。”听到“父亲”二字,莫元惠的手抖了一下,眼泪顷刻盈眶。
事情缘何至此,还得回到战火纷飞的四十年代。1943年,17岁的大宫静子在广岛女子学校学护理,本盼着毕业后当医院护士。战争却把她推到南方战场。1944年底,她随部队奔赴缅甸,进了日军野战医院。此时的缅北,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已全面反攻,日军节节败退。1945年3月,新一军第50师201团攻占拉因公,十几名俘虏中,只有这名女护士活了下来。
那位“篮球打得好”的刘运达正是201团突击连上尉。面对战友们的怒火,他挡在日军女俘面前,只说一句:“她是护士,没开过枪。”就这样,他救下了她。撤退途中,两人用手势和零碎英语交流。刘运达教她说“谢谢”,她回他一句生硬的“阿里嘎多”。一来二去,情愫暗生。抗战胜利后,两人回到重庆白沙镇,结为夫妻。为了让妻子少受异样眼光,他给她取了汉名——莫元惠,自此再也没提过那段旧事。
在白沙镇,这对小夫妻耕作养娃,日子清苦却平稳。刘运达在粮站谋得职务,莫元惠进缝纫组。三十多年间,她的日语逐渐生疏,川江方言张口就来;青布衣裳、草鞋布袜,谁也看不出她是鬼子兵的旧同僚。三个子女先后长大,也只知道母亲“是外地人”,从未听过一句日本话。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民间往来渐密。1977年到北京寻女的大宫义雄,因推动两国经贸有功,官方不忍拒绝他的请求。最终,漫长的调查线划到白沙镇,才有了缝纫组那一幕。回到家里,儿女们围住母亲打旋儿:“妈,您真是日本人?”刘运达却红着眼,看向妻子。莫元惠握住丈夫的手:“我只是你们的妈妈,重庆人。”
感情经得起岁月,终究也敌不过骨肉召唤。1978年5月,大宫静子踏上回国探亲的船。临行前,她拉着丈夫的手发誓:“早去早回。”朝天门码头的汽笛声里,刘运达流下第一次当众的泪水。身边看惯风浪的船工都偏过头去,尽量不打扰这对中年夫妻的告别。
抵达大阪那天,她在码头见到满头白发的父亲。老人搀着女儿的手,哽咽着:“静子,终于把你接回家。”从此,她重新拥有了金泽市那座雕梁画栋的宅邸,成了亿万资产的继承人。但信件一封接一封地飞向重庆,信里谈的最多的仍旧是“家里菜园的辣椒红了没有”。刘运达用并不熟练的方块日文回信:“味道好,缺你夹一筷。”
1980年春,大宫静子发来邀请,机票已订好。刘运达带二儿子崇义赴日团聚。羽田机场的相见令旁人侧目——一个身着中山装的黝黑老人,呆愣地望着衣香鬓影的夫人。“你真是惠子?”他低声问。她握住他的手,眼泪滚落:“我是,永远是。”豪车、洋房、仆从,都挡不住这声呼唤带来的热度。岳父大宫义雄当场鞠了一躬:“多谢您守护我女儿三十多年。”
在东京、大阪走访工厂的日子里,刘运达却像关在笼里的鸟。日语学不会,西式饮食吃不惯,夜深人静时,想的是白沙镇的江风与缝纫机的嗒嗒声。大宫静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1989年,她毅然决意,把继承的巨额财产交给二儿子管理,亲自陪着丈夫回到长江岸边的小镇。她说:“这才是我嫁给你的地方,也该是我们终老的地方。”
老两口在旧居旁又买了块地,种菜、养鸡。邻居们渐渐知道了她的身世,却没人计较。镇上的老人说:“她心眼好,年轻时没少帮邻里缝衣裳,哪管她是哪国人。”刘家后院竹林旁,常能听见刘运达教孙女念唐诗的声音,也能看见大宫静子穿着围裙,切青菜、泡辣椒。
刘运达去世那年是1995年,71岁。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低声嘱咐:“活下去,好好活。”大宫静子含泪点头。葬礼上,她身着素色旗袍,三鞠躬后才任泪水湿透衣襟。两年后,她把丈夫的骨灰随江水撒向山城夜色,“让他永远看着这座城。”
岁月继续。大宫静子晚年仍在白沙镇住着,每逢清明,她在小巷拐角买一把白菊,悄悄放到江边。问她悔不悔当年那一步,她总是摆手:“算命的说我命中有两座岛,一座叫日本,一座叫中国,跑不掉。”言讫,转身进屋,炊烟便从屋顶袅袅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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