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仲夏的一个午后，重庆《中央日报》印刷机刚停，油墨味儿还没散，整版大字标题《致毛泽东公开电》便被街头小贩高喊着塞进茶楼、咖啡馆。谁也想不到，这封尖刻讥讽共产党、把毛主席骂得体无完肤的电文，竟出自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中共情报员阎又文之手。
报纸一路北上，几天后送到延安。毛主席看完，拿起铅笔在稿纸上写了八个字：“奇文共欣赏，全文传阅。”随后交给值班参谋。解放区干部读罢，半天没回过神——痛骂自己的文章，为什么要全文印发？主席只是微笑：“读完就明白了。”不久，全军哗然，义愤、斗志一起被点燃。
把时钟拨回到一九一四年。那年欧洲炮火连天，山西五原小镇却刚诞生一个脆弱婴孩——阎又文。这个同傅作义同县的小伙子，十九岁考入山西大学，古文写得漂亮，英文也拿得出手。更重要的是，他在校刊编辑室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从此眼界大开，心里点亮了一支火。
“七七事变”爆发后，阎又文放下课本，随同乡傅作义奔赴前线。因为行文老到，傅作义很快把他调成贴身秘书，起草讲话、管理电报、夜里和衣而眠——外人眼里两人像影子与身子。不久，延安方面派出交通员潘纪文秘密发展地下党员，阎又文在烛光下悄悄写下入党申请，那一年是一九三八。
从此，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却把心交给了共产党。八年抗战，他替傅作义拟作战计划，也趁夜色记录部队番号、火炮口径，经边区地下电台传回延安。外人赞他“白面书生忠心耿耿”，可他知道自己脚下每一步都踩在钢丝上。
抗战刚结束，蒋介石急着抢地盘，命傅作义北上东北。阎又文看出端倪，三次通过化名“张治公”的王玉把情报送往延安：傅部已被拖进内战，但决心并不牢固。中央判断可“拉而不打”，于是出现了那封臭名昭著的《公开电》。
写信前夜，阎又文在小院里踱步，王玉递来一句中央指示：“要骂得狠点。”不到五百字，词锋犀利到刀刀见血，连傅作义看完也觉得过火，可又爱极了这种骂人的畅快，立即拍电发送。谁能想到，这篇“檄文”成了共产党反击国民党宣传攻势最意外的助燃剂。
一年后，傅作义突袭张家口成功，国民党舆论捧他为“天之骄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傅作义命阎又文再写一封。阎又文顺水推舟，笔下比上次更放肆：讥笑延安穷苦、讽刺八路军“名不副实”。电文刊出后，朱德在西柏坡打开报纸，笑着说了四个字：“激将法好。”随后命令各军宣读，士气直线上升。
然而，风头越盛，风险越高。北平被围时，傅作义犹豫：南逃？西撤？死守？阎又文拿着最新情报，一连几夜劝他：“留给你的路只剩一条。”短短一句，却像钉子钉进傅作义心里。最终，傅作义同意派代表与叶剑英谈判，谈判记录还是阎又文亲笔，摆在傅作义案前。签字那一刻，北平城的古墙得以幸存，数百万市民免遭炮火。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在西柏坡小院里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好啊，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一句轻描淡写，引得傅作义愣住，却没多想。这话里暗含的嘉许，只有周、阎二人心照不宣。
新中国成立，阎又文继续隐姓埋名做统战。赴朝作战时，他在战地日记中写下一行小字：若有不测，望组织公开党员身份。回国后，他被调到水利部，成了“非党干部”，常给起义将领做思想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水利部支部大会上才正式宣布他为党员，他笑说：“总算补了手续。”
遗憾的是，长年操劳让他患上食道癌，一九六二年四十八岁撒手人寰。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轻声交代：“有事找组织。”随后，沉默与尘封将他的名字埋了三十年。子女求学、参军、提干屡屡被卡在“政治历史不清”，谁都说不清这位“国民党少将”的真实面目。
转机出现在一九九三年。一次老干部聚会，王玉偶遇刘光人，两位白发老人聊起旧事，才惊觉阎家子女因父受阻。几经周折，阎又文的后代被领到罗青长家中，才知道父亲原来是地下党员。农业部随即发函，为六位子女正名，消除影响。
一九九七年，电视剧《第二条战线》播出，把阎又文塑造成反派。罗青长拍案而起，在《北京日报》撰文《丹心一片照后人》，公开阎又文潜伏的全过程。这一次，观众才明白，当年痛骂毛主席的电文不过是一支锋利暗箭，射出的方向却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
周总理给情报人员立过十六字规矩：“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用短暂四十八年把这十六字写得铿锵。奇文一篇，骂声四起，却助推了人民军队的气势；深潜十载，白皮红心，却守住了北平古城的瓦檐。历史长卷翻到这一页，留下一行沉稳的笔迹：阎又文，隐而不彰，却光亮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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