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冬，湘潭县的大雪还没化，毛仙梅在乡政府门口拿到一封裹着油纸的急信。信里只有一句话：“蒋梯空家里挨了错划，冤屈难申。”短短十个字，却像冰渣子扎进心口。蒋梯空是毛仙梅当年农运伙伴，一同挖过战壕、撒过传单，如今烈士家属竟顶着“地主”帽子，这事放谁身上都难咽下去。
毛仙梅本是韶山冲里出了名的“犟脾气”。他排行第十，乡亲们叫他“仙梅十哥”。早年随着三哥毛新梅烧屋分田，后来遭白色恐怖追捕，东躲西藏五年，直至1932年才敢回湘乡。身上那股子倔劲儿，一点没磨没掉。
1955年春，省里通知韶山要选几位代表进京汇报农村情况。名单一摆出来，仙梅十哥抄起烟袋：“我去！”旁人瞪眼，他咳两声说：“替烈士说句话，不丢人。”谁劝也拦不住。
抵京那天是3月27日，北方风还带着寒意。同行的人穿呢子大衣，他却一件打满补丁的粗布褂子加条土布围裙，装烟袋的纸包还塞在袖筒里。到中南海丰泽园，他把一双草鞋整整齐齐搁在门口，赤脚进院子，像回自家禾坪。
毛泽东听侍卫汇报笑了，说了一句：“乡里人来了，别拘着。”推门迎出来，两兄弟隔着廊檐对视一眼，都愣住了。半晌，主席轻声道：“十哥，辛苦喽。”仙梅十哥把烟袋往膀子后一别：“串门子，有啥辛苦哩。”
晚上谈话，从家长里短拐到粮食收成。同行的文炳璋说日子“蛮富裕”，只苦了少数“地主富农”。主席皱眉端茶，没吭声。仙梅十哥“咕噜”点火猛抽，大屋子里顿时烟雾缭绕。主席终于开口：“乡下真就没人饿肚子？”文炳璋赔笑：“差不离。”这时仙梅十哥抖抖烟锅没作声，动作却出卖了心情。
第二天一早，值班战士给主席报：十哥要回韶山。主席急忙赶到菊香书屋院子，见仙梅十哥闷头蹲在台阶上，草鞋已穿好。“住得不惯？”“惯。”“那怎么走？”“东西丢了。”声音闷得像拔不开的井口。主席哈哈大笑：“就那围裙和叶子烟袋？我让人给换新的，怕你寒碜！”仙梅十哥挠头：“旧的顺手。”一句话，两人都笑起来，气氛缓了。
笑过之后，他掏出蒋浩然的信，递过去：“这是正事。”主席收下，眉头迅速拢起。信里列着几条：烈士蒋梯空家在土改中被定贫农，1953年复查却改成地主；原因是“五斗米加两亩田，还有三个读书郎”。信末只一句——“望伸冤”。
屋里静得能听见宣纸摩挲声。过了好一会儿，主席抬头问：“怎么会翻成地主？”仙梅十哥憋了半天，吐出一句：“有人睚眦必报。”随后补充，当地干部认为“读过书的穷人不够穷”，认定蒋家“隐藏剥削”。主席叹气，把信折好放到案头：“得查。”
第三天，中央办公厅给湖南省委拍去电报，要求迅速复核蒋梯空家成分，并对处理结果专报中央。不到一个月，湘潭专署调查组进村取证，走访了几十户老农，连夜翻档案。最终确认：蒋家解放前只有六亩薄田，外加一间破祠堂，兄弟几人靠挑水挑粪换学费，与地主根本沾不上边。5月上旬，县政府下文，将蒋家成分改回贫农，原定的“附带罚款”一并取消，拖欠多年的烈属优抚金也补齐。
基层干部贴出公告那日，蒋家老母亲拄竹杖泣不成声：“梯空没白死。”旁边有人悄悄说，若不是仙梅十哥跑北京，谁知道还要拖到哪年。
毛仙梅回乡后没讲太多细节，只说“三弟叫我多种田、少讲话”，可星夜登船时，他仍挂着那条换新的粗布围裙。有人打趣：“这回肯穿了？”他嘿嘿一笑，“主席给的，得当宝。”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在韶山乡间流传多年，乡亲们常拿它教育后辈：错划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敢讲真话；烈士流血，亲属不能再流泪。1955年的那封信，虽只在中南海停留短短数日，却让一户烈属找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清白，也提醒了众人——群众眼里的是非，对上层永远是一面镜子。
历史记录到此为止，文件存档于湖南省档案馆第17卷，第52号。毛仙梅后来没有再进过北京，依旧在韶山种田、烧柴、抽那支叶子烟袋。乡里人说，他见谁都爱念叨一句，“讲话要实事求是”，像咒语，又像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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