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深圳，像一口烧得通红的坩埚，把五湖四海的人扔进去，熬出汗水，淬出欲望，也煮烂了不少人的乡愁。我叫陈念，那年二十二，揣着老娘塞的三百块钱，背着一蛇皮袋旧衣服，从湖北黄冈的山沟沟里钻出来，一路绿皮火车咣当到了罗湖。
出火车站时，热浪裹着汽车尾气扑过来，我攥着裤兜里的暂住证，手心全是汗。站前广场上全是人，操着南腔北调，扛着编织袋的，背着工具箱的，还有举着“招工”纸牌的，喊叫声、喇叭声混在一块儿，震得我耳膜发疼。
我站在人群里，像棵被风刮歪的狗尾巴草，突然就慌了——这地方太大了，大到我看不清方向，大到我那点在村里攒下的力气，仿佛瞬间就被稀释得没了踪影。
老乡强子在福永的一家电子厂当保安，提前给我写了地址。我倒了三趟公交车，又走了两里地的烂泥路，才摸到他说的那个城中村。
房子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握手楼之间的缝隙窄得能夹住一张报纸，抬头只能看见巴掌大的天。巷子里飘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是廉价快餐的油烟、公共厕所的骚味，还有潮湿墙壁上霉斑的气息。
强子把我领进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月租一百二，押一付一。屋里就一张掉漆的木桌，一把三条腿的椅子，墙角堆着他的破棉被。
“先凑活住，”强子挠挠头，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厂里最近不招人，你先去附近的工地问问，搬砖扛水泥总能混口饭吃。”
我点点头，把蛇皮袋往床底一塞，心里盘算着那三百块钱。交完房租，手里还剩一百四，得省着花。晚上强子带我去巷口的大排档吃炒粉，五块钱一大盘，加了个荷包蛋，我吃得狼吞虎咽，觉得这是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东西。
强子一边喝着玻璃瓶汽水，一边跟我讲深圳的规矩：“在这儿，别谈什么面子，能挣钱才是硬道理。看见没，那些穿拖鞋拎公文包的，说不定是百万富翁；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看着巷子里穿梭的人群，有人脚步匆匆，有人一脸茫然，像极了此刻的自己。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附近的工地。包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四川人，看我身板结实，问了句“能吃苦不”，我说“能”，他就扔给我一副手套，说“一天十五块，管两顿饭，干不”。我赶紧点头，生怕他反悔。
工地的活比我想象的还累。六月的深圳，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钢筋烫得不敢碰，水泥袋压得肩膀生疼。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晚上七八点才收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
中午在工棚里吃盒饭，白菜帮子加几片肥肉，我能扒拉两大碗米饭。晚上回到出租屋，连澡都懒得洗，倒在硬邦邦的木板上就能睡着。
可就算再累，我也不敢歇。老娘在电话里说，家里的田被淹了，弟弟还要上学，全指望我寄钱回去。我把每天的工资小心翼翼地攒着，一角一分都舍不得花。
出租屋里没有床，我就铺了几张报纸，再垫上强子给的旧褥子，可木板太硬，半夜经常被硌醒，腰眼生疼。
那天收工，路过城中村外的垃圾池，我看见几个拾荒的老人在翻东西。垃圾池堆得像小山，散发着刺鼻的恶臭，苍蝇嗡嗡地围着转。
我本来想绕着走，却瞥见垃圾堆里露出来一块白色的东西，走近一看，竟是一张席梦思床垫。
那床垫看起来不算旧，就是表面沾了些灰尘和油污，边缘有点磨损，应该是被人当成废品扔的。我蹲下来摸了摸，弹簧还很紧实，不像坏的。心里突然一动：要是能把这床垫搬回去，晚上睡觉就不用遭罪了。
可床垫太大，又沉。我试了试，根本抱不动。正好旁边有个收破烂的大叔，我递过去一根烟，说“叔，帮我搭把手呗，把这床垫搬回去，我给你五块钱”。大叔接过烟点上，咧嘴一笑：“小伙子，你捡着宝了，这床垫起码得几百块。”
我俩一人抬一头，往出租屋走。床垫占满了整个巷子，路过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有人撇嘴，有人偷笑。我脸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一想到晚上能躺在软乎乎的床垫上，又咬着牙往前走。
走到出租屋楼下，才发现麻烦了。楼道太窄，床垫根本抬不上去。我和大叔折腾了半天，还是不行。最后大叔出主意：“从阳台吊上去。”
我的出租屋在三楼，阳台只有一根锈迹斑斑的晾衣杆。大叔找了根粗绳子，把床垫捆好，我爬到阳台，拽着绳子往上拉，大叔在下面托着。绳子勒得手心生疼，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好不容易把床垫拉上去，翻进阳台时，膝盖磕在水泥台上，青了一大块。
给了大叔五块钱，我关上门，瘫坐在地上喘气。看着屋里那张崭新的席梦思，占了小半间屋子，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我打来一盆水，用抹布蘸着洗衣粉，一点点把床垫擦干净。擦到一半，手突然触到一个地方，感觉不对劲——床垫的侧面有一块地方，比别的地方软，像是被缝补过，缝线很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强子说过，深圳这地方龙蛇混杂，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这床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找来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挑开了缝线。
里面不是弹簧，也不是海绵，而是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包裹。我把包裹拿出来，沉甸甸的，心跳突然加速。拆开塑料袋，里面是一沓沓用橡皮筋捆着的钱，还有一个红布包。
我手抖得厉害，数了数，整整五万块。九十年代初的五万块，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们村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千块，这钱能盖好几栋砖瓦房，能供弟弟念完大学，能让老娘不用再下地干活。
红布包里是一个户口本，还有一张照片。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林慧”，地址是深圳南山区，照片上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白衬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我坐在床垫上，看着那沓钱，脑子一片空白。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响，巷子里传来小贩的吆喝声，可我什么都听不见。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拿着钱，赶紧走，回老家盖房，给弟弟娶媳妇。”可另一个声音又在说：“这钱不是你的，丢钱的人肯定急坏了。”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强子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沓钱，吓了一跳：“你小子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偷的还是抢的？”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强子也愣住了。他拿起户口本翻了翻，又看了看照片，皱着眉说：“这林慧是谁？会不会是遇到什么事了，才把钱藏在床垫里？”
我摇摇头，心里乱成一团麻。强子点了根烟，抽了两口，说：“要不，咱把钱交给警察？”
我沉默了。说实话，我舍不得。那是五万块啊，能改变我全家的命运。可一想到照片上女人的笑容，又觉得良心不安。强子看我不说话，又说：“也有可能是脏钱，要是被人发现了，咱哥俩都得遭殃。深圳这地方，抓得严。”
那天晚上，我躺在捡来的席梦思床垫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五万块钱就放在枕头底下，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我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老娘佝偻的背影，弟弟背着破书包的样子，还有工地包工头凶狠的脸。
翻来覆去折腾到后半夜，我终于下定决心：先别声张，等找到林慧再说。要是她真的遇到了困难，就把钱还给她；要是找不到，再做打算。
强子也同意我的想法。第二天，我跟工地请了假，拿着户口本上的地址，去了南山区。那是个老小区，楼房不高，楼下有个小卖部。
我问小卖部的老板认不认识林慧，老板看了看照片，说：“林慧啊，住三栋二单元四楼，前段时间好像出了点事，她男人跟人打架，被抓进去了，听说还欠了高利贷。”
我的心猛地一沉，难怪她会把钱藏在床垫里。我顺着老板指的方向，找到了三栋二单元。楼道里很黑，堆满了杂物，我敲了敲门，半天没人应。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我找谁。
我说找林慧，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林慧啊，前几天搬走了，好像是回老家了。她男人欠了高利贷，天天有人来堵门，没办法，只能带着孩子走了。”
“孩子？”我愣了一下。
“是啊，还有个三岁的女儿，叫妞妞。”老太太说，“林慧这姑娘命苦，男人不务正业，就知道赌钱，她一个人打两份工，还要照顾孩子。前阵子听说她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不知道凑够钱没有。”
我谢过老太太，失魂落魄地走出小区。原来她还有个女儿，难怪要把钱藏得这么隐蔽。可她回老家了，去哪里找她？户口本上的地址只有南山区，没有具体的老家地址。
我拿着照片和户口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深圳的街道很宽，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可我却觉得自己无处可去。路过一家邮局，我突然想到，照片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线索？我拿出照片，翻到背面，果然写着一行小字：“湖南长沙岳麓区，林慧，138xxxx5678。”
那时候的手机号还是九位数，我赶紧找了个公用电话，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有人接了，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喂，哪位？”
我激动得声音都在抖：“请问是林慧女士吗？我捡到了你的东西，是一张席梦思床垫，里面有……”
还没等我说完，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哭声，林慧哽咽着说：“床垫？是不是里面有五万块钱？那是我给妞妞治病的钱啊！”
原来，林慧的女儿妞妞得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手术费要十几万。她男人赌钱输了家底，还欠了高利贷，被人打残了腿，躺在医院里。
她走投无路，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些，凑了五万块，藏在床垫里，想着等凑够了手术费，就带妞妞去北京治病。
可没想到，高利贷的人找上门来，她吓得带着妞妞连夜回了长沙老家，走得太急，竟忘了把床垫里的钱拿出来。那张床垫是她结婚时买的，因为太旧了，被她男人当成废品扔到了垃圾池。
我听着林慧的哭声，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我安慰她说：“林姐，你别急，钱我没动，一分不少，我给你寄过去。”
林慧连忙说：“小兄弟，太谢谢你了！你告诉我地址，我让我弟弟去深圳找你，把钱取回来，再给你拿点谢礼。”
我把出租屋的地址告诉了她，挂了电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强子回来后，听我说了林慧的情况，也叹了口气：“这女人太不容易了。”
第二天下午，林慧的弟弟林强来了。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脸上带着疲惫。
我把钱和户口本、照片交给了他，他数了数，确认一分不少，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大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这钱，妞妞就没救了！”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说：“别这样，这钱本来就是你们的。”
林强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硬塞给我：“大哥，这是五千块，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姐会不安心的。”
我死活不肯收，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要是收了你的钱，那我跟那些贪小便宜的人有什么区别？”
林强拗不过我，只好把钱收了回去，说：“大哥，你叫什么名字？以后我们家要是能挺过这一关，一定报答你。”
我笑了笑，说：“我叫陈念，就当是交个朋友吧。”
林强走后，我心里突然觉得很轻松。虽然那五万块钱离我而去，可我却觉得比赚了钱还开心。晚上强子请我去吃火锅，点了羊肉、牛肉，还有各种青菜，我们喝着啤酒，聊着天，强子说：“陈念，你小子有种，换做别人，早就卷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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