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夏，60岁的毛泽东结束在中南海的连番会议，拂晓前登车南下。随行秘书记得，他收拾行囊时只说了一句：“还是到江南透口气。”目的地既不是上海，也不是广州，而是杭州。此后二十多年，直到1975年，毛泽东先后五十三次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对外人来说，西湖的烟波与龙井的新茶当然迷人，可真正让他一次次回来的，却是三位在当地担梁撑柱的老部下——谭震林、谭启龙和江华。
外界常把这五十三次视察归因于“休养”。可若翻开中央办公厅的日程和浙江省委留下的接待记录，就会发现，每一次行程都夹带着紧凑的工作议题：粮棉收购、渔盐出口、乡镇工业、对台斗争……在这些议题背后，正是那三位将浙江扛在肩上的“老谭”“小谭”和江华，他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简报、批示，牵动着主席的目光。
1927年冬，湘赣边界细雨迷蒙。那年十二月，谭震林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在遂川、永新一带摸爬滚打。谭震林外号“谭老板”，因常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搞情报。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说：“老板，以后可得多给咱们开张生意。”一句玩笑却成了日后常用的称呼。可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谭震林被留在闽西，坚持游击。中央长时间得不到他的消息，毛泽东一次谈话中脱口而出：“’谭老板’还在山里吗？”直到1937年秋，电报传来“谭震林安然归队”，他长吁一口气。
建国后，浙江百废待举。1952年底，中央讨论华东多省主官人选。毛泽东当即推了“谭老板”。从三野第一副政委转身地方，责任不轻。谁都知道，浙东南残余土匪尚未肃清，城乡水利亟待修补，轻工业底子薄，国库更空。谭震林拍桌子：“在井冈顶着枪也干过，整治经济怕什么？”不出五年，浙江的乡镇棉纺、丝绸、机电样样见彩，粮食产量比解放初翻了一番。毛泽东到西子湖畔小住，闲谈间，常向他追问种棉、治水、集体化诸事，感情与信任一目了然。
谭启龙与毛泽东结识稍晚。1933年春，方志敏部队辗转皖赣边，年仅二十岁的谭启龙受命赶赴瑞金汇报。木板会议室里，年轻人把山区武装工作的脉络娓娓道来，毛泽东听完点头：“小谭，敢闯，可用。”自此，一个“二谭”阵容悄然成形。抗战时，谭启龙在新四军三支队闯出名声，善于做统战，也敢打硬仗。1954年，他奉命离开杭州调任山东，浙江干部们送行时依依不舍。毛泽东却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身边警卫说：“小谭早晚还得回去，他熟浙江的水土。”1973年，这句话应验，谭启龙回浙任第一书记，短短几年整顿轻纺、开拓海港，再次稳住局面。
江华则是另一种缘分。1929年春，闽西蛰伏时期，毛泽东染病久卧，江华日夜守在病榻，抄写文件，打理联络。那时他才十八岁，却一手行草写得龙飞凤舞。毛泽东对人说：“江华书法赛长沙名士。”建国后，江华先在福建、安徽转战，1949年8月调杭州，起初是市委书记，后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总共十余年没离开。对杭州老百姓来说，江华比那几座历史名楼还“常驻”，因而极得民心。毛泽东到杭州，总在客厅里拍着他的手臂：“老江，西湖水又涨没？”两人一问一答，外人只觉得轻松，可谈到后半夜的，是浙江如何承担支援大西北的布匹配额，是如何安置回乡复员的十万官兵。
三位干将有不同性格。谭震林雷厉风行，批文件一挥而就；谭启龙细腻缜密，擅长统筹；江华则以稳健著称。毛泽东曾打趣：“浙人爱龙井，这里有三壶好茶，口味各异。”说的是他们三人。浙江的治理，也因这三味“茶”香气渐浓：农业合作化的细则在富阳先试，轻工技术革新从嘉兴起步，山海协作的雏形由江华主持拍板。
有人统计过，1957年到1965年间，毛泽东平均每年在杭州停留二十多天。他在柳浪闻莺亲自召集西南、华东数省干部座谈，讨论粮食征购方案；在玉泉山疗养所圈点文件，拍板设立杭州钢铁厂；在西溪草堂见老友、议时局，也给身边随员留出读书空档。有官员向他进言：“主席，身体重要，还是多歇。”毛泽东笑道：“人挪活，水流动。换个空气，脑子转得快。”
外表看似随性，实则有谋。把目光落在1958年前后：大跃进的风潮刚起，浙江凭借丝绸轻纺、渔盐茶业，有望顶住粮棉调拨、出口换汇、支援内地的多重压力。毛泽东对“二谭”与江华说得明白：“浙江若稳，全国就少一块心病。”于是，夹缝中的浙江拼命找出路：小水电、乡镇社办工厂、远洋渔业队，一项项试点后推向全国。毛泽东每到杭州，总抽出时间听汇报，知之甚细。
1966年后，风云突变。红色警卫云涌，浙江也难独善。毛泽东在1967年3月再次抵达杭州。深夜灯下，他对江华提醒：“大事要稳，小事慢慢理。”这次谈话没有留档，内容散见于回忆录，但一句“要护住生产，不要断了渔船的帆和茶农的梗”被多名在场者证实。可见，即使风暴逼近，他仍把浙江的民生当紧要。
1975年，八十二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来到西子湖畔。那年冬天，谭震林病重已卧床，谭启龙主持全省工作，江华调中央任职。见到毛泽东，谭启龙汇报完“亩产过千斤田”试验后，低声说起老战友病情。毛泽东沉默片刻，只让人捎去一包亲笔题字的龙井茶：“请‘谭老板’多保重。”这是他与昔日战友最后的遥寄。
五十三次南巡，三位老兵各显其能，杭城亦由烽火旧址转向百业俱兴。主席旅途的终点常在柳浪闻莺，却总在深夜灯下延伸成关于粮食、工业与海疆的议论；而话头的起点，往往是“谭老板怎么样”“小谭可好”“老江辛苦了”。当历史翻页，那些灯火通明的夜晚已悄然淡去，唯有西子湖水仍在轻轻荡漾，仿佛记得当年船舷上回荡的湖南口音，也记得那份沉甸甸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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