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全军搞军衔级别鉴定，材料一层层往上报，新疆军区后勤系统这边，给甘祖昌定的是——正师级。
在别人看来，这个级别对他来说一点不算高：红军出身，长征老干部，抗战、解放一路打下来，又在新疆立了不少功。
偏偏他本人看了，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评高了。
他不是在办公室里嘀咕，而是郑重其事写了报告，向中央“要求给自己降级”结果中央研究之后，非但没降，反而往上提了半格：从正师级提到准军级，授少将。
要说为啥，得从他这辈子走过的路说起。
甘祖昌1905年生在江西莲花县的小山村，典型的穷苦农家，早年日子穷得很正常：地少、人多，天一旱就揭不开锅，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年轻时，他本来也就是个扛锄头种地的庄稼人，真正让他从地头走进时代漩涡的，是农民协会，接触到革命思想之后，他第一次明白，穷不是“命”，而是压在这一代代人头上的东西可以被推翻。
很快，他被派到井冈山学习，又参加了红军。
很多人对红军的第一印象是“扛枪打仗”。甘祖昌却没在最前线当冲锋排长，而是被安排到后勤岗位——管粮、管马、管被服、管器材。
在那时候，不少人觉得后勤“不威风”，见不到立功章上那种“某次战斗毙敌多少”的漂亮字眼，但甘祖昌自己一点不在乎，他很清楚：枪响之前，先得有枪；打仗之前，先得有人吃饱穿暖，前线要是断了粮、少了弹，仗打得再勇也顶不住。
他正是靠自己从农村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把红军的后勤工作一点点顶起来。
长征那段时间，部队条件恶劣到什么程度？缺药、缺粮、缺衣服，路难走，天难熬，他那时已经查出肺病，咳嗽、发烧、气喘是常态，夜里睡觉经常被憋醒。
一般人这状态，早就在后面找地方疗养了。他却咬着牙跟着队伍走，一边处理后勤事务，一边在路边靠一会儿，喘匀了再追上去，有人劝他歇，他一句话：“队伍不停，我就不停。”
抗战打起来，敌人封锁根据地，很多地方成了孤岛，外面运不进来，里面又产不出足够的工业品，枪弹、军衣、粮食，全是大问题。
这时候，甘祖昌干的是什么？不是在桌前叹气，而是拉着人搭“工厂”：找废铁，拆旧件，能锉就锉、能烧就烧，千方百计把能修的枪修起来，能装的子弹装起来，能缝的军衣缝出来，条件简陋，甚至连正经机器都没有，却硬是在那种环境下，撑起了一条后勤命脉。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他一直在做这种“不显眼”的工作——算账、分粮、配弹、发衣服，部队哪里缺，他就往哪顶。
外人看着是“后勤主任”，实际就是那个把战士背后的日子撑住的人。
1949年新疆解放之后，大战初定，新疆的战斗换了个样子：不是拿枪夺地，而是拿铁锹、炸药、图纸搞建设，那里天高地远，风沙大、温差大，基础一穷二白，什么都要从零做起。
很多人那时候申请回内地，他却选择留在新疆，继续管后勤、抓建设：跑工地、跑仓库、跑部队，白天忙完，晚上回去挑灯算物资、列计划。
然后，一次意外把他整个人砸晕了。
外出途中，敌特破坏桥梁，他坐的车从十多米高处翻进河里，捡回一条命，脑袋却落下了严重后遗症——只要用脑一点时间长，头痛就像有人敲鼓，一严重就会晕过去。
这样的身体，还能撑多久？别人不知道，他心里最有数。
到了1954年，全军要搞级别鉴定，为以后授衔打基础，新疆军区这边一算：资历——红军老干部，长征走完了；战功——抗战、解放战争后勤保障成绩显著；职务——新疆军区后勤领导之一。给个正师级，真不算高配。
材料报上去，一层层签字，最后通知下来了：你是正师级。
别人听到这种消息，多少有点开心，他反而心里发紧：自己做得配不配得上这两个字是一码事，身体还能不能扛得住，是另一码事。
他思来想去，最后写了一封报告，递上去的意思非常明确。
第一，自己长期负伤带病坚持工作，状态越来越差；
第二，从工作岗位看，已经影响到效率和决策；
第三，相比牺牲战友，自己做的都只是本职，没必要评这么高。
所以，他要求重新审定，甚至主动提出“降一级比较合适”。
从组织视角看，这封报告其实很少见，那是刚建国几年，正是干部“该升的升、该定的定”的时候，不少人心里都盼着一个公正的级别，像他这样已经定了级还主动报上来说“定高了”的，很少。
中央这边不是随口一拍，而是认真研究了他的情况：从参加革命时间、经历的战役、承担的任务到后来的新疆建设，再加上他一贯的工作作风、群众评价。
研究的结论跟他的自我评价恰好相反：贡献确实大，资历确实老，标准上，本来就不低。而更让人看重的，是他那种“明明够资格，却还嫌评高了”的态度。
最后的结果，反而是——级别不降，往上提半级，定为准军级，1955年授衔，他戴上的是少将肩章。
这一步，对外人来说，是对他几十年功绩的认可；对他自己，则像一块更重的担子。
他后来回忆，那天晚上，他看着军装上的将星，心里不是高兴，而是觉得沉甸甸的：这不是他争来的，组织给到这个份上，自己反过来就更不能只想着“享受待遇”。
于是，从“不能评高”的念头，很自然地延伸成另一个想法：与其在机关里坐到干不动那一天，不如趁现在还能动，回乡下地，把余下的力气用在老百姓身上。
授衔刚两年，他就一遍遍向组织提申请：身体不行了，工作扛不住了，请求回家务农。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好不容易当了将军，还主动要求回农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人敢提的。
组织起初也不答应。一个资历这么深的老干部，说走就走？从工作需要、荣誉考虑，都舍不得放他。
可是他既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因为受了什么委屈，而是想了很久：打仗时候，农民把儿子送上前线；现在打完仗了，他这个当过兵的农民儿子，就该回去把那块地种好。
几次申请来回折腾，到1957年，组织终于点头，甘祖昌带着一家人从新疆回江西，回到了莲花那个贫瘠的小山村。
别人的想象是：少将回乡，起码住个像样的房子，享享清福。
他偏不。老屋破就自己修，地少就带头开荒。工资照发，他和妻子龚全珍却把大半拿出来修水利、买农具、帮集体买化肥，日子过得比不少普通乡亲还紧。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中央在他要求“降级”的时候，会选择反着来：不给他降，反而提半级。
有战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有功不居功、能上能下、敢于主动“退一步”的干部，在新中国刚起步的那几年，是最被需要，也是最值得竖成“标杆”的。
换句话说，提半级，不只是给他一个人，也是给全军、给整个干部队伍树一面旗帜：真正的“农民将军”，不是靠军衔证明自己，而是随时准备把军衔放在一边，回到人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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