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0年春天，济莱高铁的施工线，划到了济南历城区唐冶片区的东北角。工程按部就班往前推，谁也没想到，会顺带把一桩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疑案”，推到台前。
这片地方，现在是高楼鳞次栉比的新区。往前推二三十年，却还是城乡结合部，村庄星星点点。村名“章灵”的老村就在其中，名字来自附近的一处小丘——章灵丘。老辈人常说，章灵丘一带有“大墓”，级别不低，很可能是“王侯之墓”。具体是谁？有人咬定，那里埋的，就是元代的“济南王”张荣。
听起来有模有样。丘子显眼，地面形状特殊，周围又有一些残存的石块和传说。当地村民一代代讲，故事就这样沉淀下来，成了“公认的事实”。直到高铁施工，需要做考古调查，这座“传说中的济南王墓”，才真正被揭开一角。
有意思的是，墓确实有，可“济南王”却不见踪影。
一、龙骨山下“王墓”空空，传说被戳穿
要说这段故事，还得从龙骨山旁的一个小土包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历城区文物部门就已经注意到这处高起的封土堆，并在1997年把它登记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附近的民间说法太统一：那是一座大人物的大墓，多半就是“济南王”的埋骨之地。
外观确实挺唬人。封土呈馒头状，残高约两米，底部直径十三米多，在周围田地间非常显眼。这样体量的封土，在普通农家坟堆里确实少见，乡亲们据此认定“级别高”，也并不奇怪。
不过，考古队员真正爬上封土堆顶时，心里凉了半截。上面已经被打出一个粗大的盗洞，直径一米多，像一道黑疤，往下深不见底。后来的发掘证明，这个盗洞直通墓室内部，把墓打了个对穿。
即便被盗，也得系统清理。封土一点点剥离，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的轮廓随之显露出来。整体格局不复杂，通长约十一米多，宽不到五米，墓深只有四米左右。从规模看，算不上什么“王侯大墓”，更像是地方上较为富裕的一家之主或小官僚的安葬之所。
墓门保存还算完整，门楣上刻着一行字：“大金国大定十年”。大定十年，就是公元1170年。门楣周边还有莲花、竹子等装饰性纹样，甬道石壁则雕有凤尾、羊首等图案，寓意“双鸟朝阳”，略带些吉祥意味。
甬道往里，墓室是一座石砌穹窿顶空间，内径约两米七，高约两米六。中间原有棺床，但已经空空如也，人骨、羊骨散落四处，只剩一些碎裂的瓷片勉强说明这里曾有随葬品。盗掘之重，可见一斑。
如果只看墓门上那条时间线，问题就已经明白了。金大定十年是1170年，而根据《元史》记载，“济南王”张荣生于1181年，比这座墓的纪年晚了整整十一年。别说下葬，就连出生都还没到，自然谈不上“本人之墓”。
从规格上看，这座墓也与王侯之墓相去甚远。没有庞大的地上建筑，没有复杂的室内分区，形制更像是一座中等偏上的金代墓葬。主持发掘的专家在报告中，将其命名为“丘子坡金墓”，并特意说明，沿用“张荣墓”这一叫法，只是出于当地的习惯称呼。
如此一来，流传了好几代人的“济南王墓”说法，就被摆在了冷静的考古证据面前。传说并非一概无用，但若上升到“事实”的层面，还是得经得住时间和铁证的检验。
不过，故事并没就此结束。龙骨山脚下的这座金墓，被证实并非“济南王”的最终归宿，但它像个开场的铺垫，把目光重新拉回到章灵丘一带。真正的答案，其实离这里并不远。
二、章灵丘北出元墓，家族陵园浮出地表
时间往后推两年。2022年秋冬之交，济南楼市受疫情影响有些沉寂，唐冶另一块区域——雪山片区，却突然因为一则考古消息，引起了不少老济南人的关注。
地点仍在历城区唐冶片区，只不过这次是在章灵丘以北，距离先前那座“民间张荣墓”所在的位置，并不远。雪山片区这些年的开发速度很快，商业、住宅项目密集开工，伴随施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文物勘探与考古发掘。
自2021年10月起到2022年9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在章灵丘北侧展开了一次系统性的考古工作。这一区域被发现埋藏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古代墓葬群，从西汉一直延续到明代，共清理墓葬一百零二座，时间跨度近两千年。
在这一大片墓葬群中，最惹眼的，是编号为“M83”的一座元代大型墓葬。它的规模、结构和出土遗物，很快让考古人员意识到：真正与“济南王”张荣相关的核心墓地，被找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墓地并不只是单独的一两座“重要墓葬”。从整体布局看，更接近一个完整的家族陵园。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三十多座与张氏家族相关的墓葬，有的墓室形制接近，有的随葬品风格一致，还有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彼此呼应。
真正把“济南王”三个字与这片墓葬群牢牢绑定在一起的，是一块文字资料——“济南王子孙谱碑”。这块石碑上，详细记录了“济南王”张荣及其子孙六代人的谱系与官职情况，名字、关系、职位，一一具列。这种直接说明家族血脉的碑刻资料，在考古发掘中极为关键，往往能起到“定锤”的作用。
从地上遗迹看，当年的陵园规模也不小。在章灵丘北侧的陵区内，发现了赑屃碑座、石碑、石羊、石像生等百余件石刻。试想一下，在七八百年前，这些石刻立在通往地宫的道路两侧，周围可能还有高耸的牌坊和神道，气势一点都不逊色于同时代其他名门世族的墓园。
与早先那座金墓相比，章灵丘北的这组墓葬，把时间往后推了几代，也把故事从“民间猜测”拉回到史书可考的年代。考古证据和文字记录相互扣合，那位被追封为“济南王”的汉人世侯，以及他的家族荣枯，逐步从土层之下显出轮廓。
真正的重头戏，则集中在那座编号为M83的核心墓葬上。
三、M83号元代大墓：墙上的画，比金银更值钱
M83号墓，从数据上看，就能感到一种“压场”的力量。整个墓葬坐北朝南，规模庞大，东西宽度最大处达十五米一，南北方向通长三十四米二，墓深约六米多。这样的体量，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官员墓的范围。
墓的结构非常讲究。自南向北，依次为墓道、前门楼、前室、后门楼、中室、后室，两侧还延伸出五个侧室。前后门楼均为石构建筑，门洞为券顶，外侧配有弧形翼墙，门楼上还施作三层仿木结构装饰，把地面建筑的形态缩小搬进了地下。
这一整套布局，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当时葬礼制度的反映。墓道负责引导灵柩入葬，门楼象征门户与威仪，多室结构则兼具陪葬和仪式功能。从发掘情况看，M83号墓完全是一座按高规格营造的王公级墓葬。
遗憾的是，这座墓也没能躲过盗掘者的觊觎。盗洞痕迹至少有两次以上，部分随葬品早已不知所踪。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考古人员仍从墓内清理出两百余件文物，以陶俑和瓷器残片为主，种类多样，窑口涉及钧窑、龙泉、磁州、景德镇等多个体系。
真正让这座墓在全国众多元代墓葬中脱颖而出的，却不是这些“可移动”的器物，而是紧贴在石壁上的壁画。盗墓者可以搬走金银玉器，却带不走画在墙上的世界。
从前室、中室到后室，从门楼内壁到侧室墙面，壁画几乎无处不在。内容丰富，布局有序，色彩虽因年代久远有所减退，但整体构图仍清晰可辨。专家综合研判后认定，M83号墓是目前全国已发现的元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最为丰富的一座。
这些壁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偏向宗教象征，体现墓主人对“彼岸世界”的想象。祥云、仙鹤、瑞兽等纹样反复出现，构成了一种介乎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图像体系，既有超脱尘世的意味，又带着浓厚的世俗色彩。
另一类则直接描绘现实生活与权力象征。侍女捧物、宴饮场景、庭院花木，勾勒出上层贵族的日常气象；婴戏图则以孩童为主角，表现对家族延续的期盼。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在局部石壁上的仪仗出行图和持戟武士图——这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的这类元代墓葬壁画。
在仪仗图中，骑士、步卒、旗手依序排列，队列森严。持戟武士身着铠甲，手执长兵器，神态严整。这些画面，显然不是随便想象，而是基于墓主人生前实际掌握军权的经历进行艺术化加工。它们在无声之中提示观者：躺在这座墓室深处的人，一度握有惊人的兵权，战功显赫。
如果把之前那座金墓的规模与M83相对照，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的落差：前者无论从尺寸还是内部结构看，都只能算“中等”；后者则无论地上地下一体式布局，还是室内装饰的密度，都明显站在元代墓葬等级的高位。
配合“济南王子孙谱碑”以及其他碑刻记载，这座M83号墓被确认是“济南王”张荣的主墓。围绕它分布的诸多墓葬，则对应着张氏家族几代核心成员。有的墓主在《元史》中有明确传记，有的在地方碑刻中有所记述，身份并非完全模糊。
从考古角度看，这片家族陵园，有几层含义格外值得玩味。一方面，它提供了元代上层汉人贵族在葬制、葬仪、随葬品选择上的“样本”，填补了以往材料的许多空白；另一方面，墓室壁画、出土器物中所体现出的中原审美、蒙古贵族习尚与宗教元素的交织，也生动呈现出当时多民族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
顺着这些线索往上追溯，那位在历史书里时隐时现的“济南王”，就不再只是一个人名。他的身世和经历，需要被重新捋一捋。
四、“济南王”其人：在乱世中改道的汉人世侯
说起元代，多数人脑海里跳出的名字，大多是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这些蒙古贵族。至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汉人势力，印象往往比较模糊，只记得书本上讲过“四等人制度”，知道汉人、南人在法律地位上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
不过，制度的总体框架，与具体地方格局之间，往往存在不小差异。张荣及其家族，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故事，既折射了北方社会在金元易代中的动荡，也说明在“少数民族政权”内部，汉人仍有机会在特定条件下进入统治核心。
张荣出生于1181年，籍贯是今济南历城一带。那时山东属金朝统治，表面上王朝犹在，实际上国势已经显出衰败迹象。再过几十年，成吉思汗发动灭金战争，北方旧秩序迅速崩解。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社会的原有层级被撕裂。富裕农户、地方豪强、旧官吏、武装团练，各自拉起队伍自保。张荣出身富家，财力较充足，又自幼习武，逐渐在乡里聚拢一批人马，在黉塘岭一带占据有利地形，形成了一支割据势力。可以说，他先是乱世中的“土豪武装头目”，而非一开始就站在王朝体系之内。
1226年前后，蒙古势力大举南下，开始全面进攻山东。面对这支新兴的强敌，很多地方势力选择观望，或各自为战。张荣则在关键时点做出了一个决定：率部归附蒙古，放弃独立割据，以求在新的统治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选择影响了他的一生走向。到了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已经从早期单纯掠夺，逐步转向要在中原地区建立相对稳定的统治体系。他们需要熟悉当地情况的汉人力量来协助征战、治理与财政征收。像张荣这样拥有地缘基础、武装势力、一定威望的地方首领，自然成为争取对象。
归附之后，张荣被授予“译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等一系列职衔。职务名称比较冗长，核心含义却很清楚：他既掌握济南一带的军事指挥权，又参与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的管理，在山东地区拥有实实在在的军政实权。
当时的汉人世侯，对蒙古廷的主要义务，一般包括纳贡赋、出兵征战、编制户籍、管理交通驿站、提供人质等多项内容。张荣在这些方面履职积极，尤其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这也是他能够不断升迁的重要原因。
史书中记载，他曾率领一支敢死队夜渡黄河，突袭敌军阵地，为蒙古军队攻破金朝防线立下大功。这类行动，对个人胆略和组织能力要求极高，一旦失败，很可能全军覆没。能在这样的战役中脱颖而出，可见其军事素质并非浪得虚名。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对待城市居民的态度上，张荣与部分蒙古贵族表现出了明显差异。当时蒙古军队惯常采取“屠城”这种极端手段震慑反抗者，而张荣作为在汉地成长的武将，往往更关注城中百姓的生死。有一些记载提到，在攻城之后，他曾多次劝阻或者减缓屠杀的行为，为不少平民争取到活命的机会。
后人立的《济南公世德碑》中，有一句话概括他的一生：“常从征戎，以勇策勋，以仁止杀，遂至平定中原。”这句话当然带有明显的赞颂色彩，但“以仁止杀”四个字，至少说明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中，他不是那种单纯嗜血的武夫形象。
在地方治理方面，《济南公世德碑》还有另一段评价：“修复济南故城，为国雄藩，当东南一面之寄。事上有礼，恤下有恩，而民益有所依赖。”大意是说，他负责修复济南旧城，使之成为国家在东南方向的重要防线；对上恭谨，对下宽厚，使百姓有所依托。这种说法谈不上完全客观，但与考古发现的家族墓葬规模相互印证，可以推断，他在济南地区的影响力，绝不会只是纸面上的虚头衔。
张荣一生征战，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的1263年才正式致仕。同年不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以当时的平均寿命而言，这样的年纪已经算高寿，说明他的晚年相对安稳，没有在新的政治风浪中被卷入极端的权力斗争。
生前，他已被封为“济南公”；身后，朝廷又加封其为“济南王”。在当时的舆论中，与他相提并论的汉人世侯还有几位，史书上称之为“天下四大世侯”，张荣名列其一。这种评价，既是对他个人实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在元代政治结构中地位的概括。
把视线再拉回章灵丘北侧的那片土丘，M83号墓以及周边家族墓地，恰恰是这种“世侯”地位的实体呈现。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档次、壁画的内容，都与史料中“显赫一方”的形象相互呼应。所谓“济南王”，并非只存在于文字，而是实实在在地把痕迹留在了地下。
从民间的“龙骨山王墓”到经考古确认的章灵丘北元代陵园，两处墓地之间相距不算太远，却隔着近百年的时间差和完全不同的身份等级。前者是金代一位身份尚可却无史书大传的墓主，后者是在元代权力结构中具有重要席位的汉人世侯。民间记忆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模糊的“济南王”形象，这种错位，本身也提示着另一层含义——在漫长岁月中，故事往往比事实更容易在人群中流传，而考古工作，则是在泥土中为事实寻找新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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