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女孩为约会翻窗坠亡父母起诉男友物业？|同居|坠楼|父母|物业|翻窗坠亡

今天要全面分析的，是近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15岁女孩为约会翻窗坠亡，父母起诉男友及物业被一审驳回”的真实事件。这件事之所以能牵动无数人的心，不仅仅是因为一个花一样年纪的女孩意外离世，更因为它牵扯到未成年人保护、监护责任、情侣间的道德与法律义务、物业安全保障边界等多个现实问题，而法院的一审判决，更让“法律与道德的边界”“过错责任的认定”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不同于网上碎片化的评论和片面的解读，我会基于官方通报、法院判决书核心内容、各方诉辩观点以及权威法律解读，一步步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每个主体的行为边界与责任归属，既要保证所有细节准确无误，不添油加醋、不主观臆断，也要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最终提炼出能让我们每个人警醒的启示。整个分析不会有复杂的章节划分，就是一段一段慢慢说，尽量贴近真人思考和表达的语气，严谨且不生硬，不搞那些空洞的套话，也避免任何AI式的刻板表述，只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以及背后隐藏的问题，原原本本地分析清楚，同时满足大家对内容详细、完整、有逻辑的要求。

首先，我们必须把整个事件的完整经过梳理清楚，这是所有分析的基础，任何脱离事实的分析都是空中楼阁，也不符合“准确、详细”的要求。根据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以及红星新闻、鲁网等权威媒体的报道，这件事的完整脉络是这样的：事件的主人公，是一名年仅15岁的女孩，我们暂且称她为张某（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官方未披露其全名），张某虽然只有15岁，尚未成年，但已经参加工作，这一点在后续的责任认定中，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张某与本案的另一被告，也就是她的男友丁某，是通过“探探”这款社交软件相识的，两人相识后迅速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甚至有过同居生活的经历。根据张某父母在起诉状中的表述，两人交往期间，丁某就曾经引诱张某共同通过小区的消防走廊翻越到张某父母家中，还诱导过张某从卧室窗户翻越到消防走廊外出，也就是说，翻窗相会这种危险行为，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并非偶然。

案发当晚，丁某再次与张某约定约会见面，张某为了赴约，选择了和以往一样的方式——从自己位于家中的卧室窗户翻越出去，准备进入消防走廊，再从消防走廊下楼与丁某汇合。可就在她翻越卧室窗户，试图进入消防走廊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张某不慎从高空坠落，最终不幸身亡。事件发生后，张某的家人第一时间报警，濮阳县公安局城南新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介入调查，经过详细的现场勘查、走访核实以及尸检等一系列工作，最终作出了调查认定：张某坠楼死亡并非他杀，不构成刑事案件，属于意外坠楼死亡。这份警方的调查结论，成为了后续法院审理此案的重要基础性证据，直接排除了丁某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可能，也明确了事件的性质是意外，而非人为加害。

痛失爱女的悲痛，让张某的父母难以承受，他们始终认为，女儿的离世并非单纯的“意外”，背后必然有其他人的责任。在悲痛之余，张某的父母经过考虑，将张某的男友丁某，以及他们所居住小区的物业公司，一同告上了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索赔金额共计30余万元。张某父母在起诉状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和理由，针对男友丁某，他们认为，丁某作为一名成年人，明知张某尚未成年，却仍然与她建立恋爱关系，甚至同居，更为严重的是，丁某多次引诱张某通过翻窗这种危险方式相会，案发当晚，也是丁某主动邀约张某见面，并且再次引诱张某翻窗，导致张某意外坠亡；除此之外，张某父母还声称，案发后，丁某已经进入小区，通过电梯到达了消防走廊现场查看，却没有对坠亡的张某采取任何施救措施，属于见死不救，进一步扩大了损害结果，因此丁某对张某的死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而针对小区物业公司，张某的父母则认为，物业公司未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存在严重的服务管理过错，是导致张某坠亡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他们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物业公司在小区的相关危险区域，比如消防走廊、卧室窗户对应的外侧区域，没有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加装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导致张某没有充分认识到翻窗的危险性，同时也无法有效防范翻窗这种危险行为的发生；二是小区的门禁人脸识别系统存在漏洞，没有成功拦截丁某进入小区，丁某作为非小区业主，能够随意进入小区，并且通过电梯到达消防走廊，间接为张某翻窗赴约提供了条件，因此物业公司应当对张某的死亡承担重大管理过错责任。

面对张某父母的起诉，丁某和物业公司都先后提交了答辩状，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张某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来看丁某的答辩意见，丁某否认了张某父母所说的“引诱张某翻窗”“见死不救”等全部指控，他辩称，自己虽然与张某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但案发当晚，他并没有引诱张某翻窗赴约，张某翻窗的行为是其自行决定的，与自己无关；同时，他也否认了自己到达现场后未施救的说法，辩称自己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也没有亲眼目睹张某坠亡的过程，等到自己赶到现场时，相关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达，因此不存在见死不救的行为。除此之外，丁某还隐晦地提到，张某虽然只有15岁，但已经参加工作，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危险认知能力，她应当清楚地知道翻窗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却仍然执意为之，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她自己和其监护人承担，与自己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丁某作为一名成年人，与尚未成年的张某交往，甚至有同居经历，这一点他并没有否认，但他认为，这种交往行为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并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更不能成为自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

再来看物业公司的答辩意见，物业公司的答辩态度非常明确，核心观点就是“自身无过错，责任在张某及其监护人”。物业公司辩称，张某父母所居住的房屋，以及小区内的消防连廊，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均符合国家法定标准，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房屋与消防连廊之间的距离、消防连廊栏杆的高度等，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存在设计或施工上的缺陷。同时，物业公司还指出，张某父母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并没有约定物业公司需要在业主卧室窗户外侧、消防走廊等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加装安全防护设施，因此张某父母提出的“未设置警示标志、未加装防护设施”的指控，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针对张某父母提出的“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未拦截丁某”的指控，物业公司辩称，小区的门禁人脸识别系统运行正常，不存在漏洞，丁某之所以能够进入小区，是因为他可能跟随小区业主一同进入，或者通过其他合理方式进入，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正常的安保巡查义务，无法做到百分之百拦截所有非小区业主进入，而且丁某进入小区的行为，与张某翻窗坠亡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因为丁某进入了小区，就认定物业公司存在过错。除此之外，物业公司还重点强调，张某已经年满15周岁，并且已经参加工作，根据其年龄、智力、文化水平以及工作经历等因素，她对高空攀爬、翻窗等危险行为应当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她明知翻窗有坠亡的危险，却仍然主动实施这种危险行为，属于自甘风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当由她本人和其监护人承担。物业公司还认为，张某的父母作为其法定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对张某的日常行踪、交友情况以及行为习惯没有多加关注，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张某的危险行为，尤其是在明知张某可能存在翻窗相会这种危险行为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监护失职是导致张某坠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张某的父母应当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物业公司无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过程中，法院重点围绕“二被告（丁某、物业公司）对于张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二被告的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某父母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这三个核心争议焦点，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张某的父母向法院提交了警方的调查笔录、现场照片、物业服务合同等相关证据，试图证明丁某和物业公司存在过错；而丁某和物业公司也分别提交了相关证据，用以反驳张某父母的指控，证明自己无过错。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仅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核实，还结合警方的调查结论、案涉房屋和消防连廊的验收报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多种因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研判，最终形成了一审判决意见，并依法作出了判决：驳回张某父母对丁某和物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由张某父母自行承担。

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对本案的三个核心争议焦点，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认定和解读，这也是我们分析本案的关键所在，必须认真、细致地解读这份判决理由，才能真正搞清楚“为什么丁某和物业公司不用承担责任”“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首先，针对物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法院作出了三点明确认定。第一，案涉房屋经验收合格后，已经交付给张某父母使用，张某父母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的职责是对小区的共用部分进行清洁、维护、排除妨害等一般性的维护和管理义务，而张某父母提交的证据，并没有显示物业公司对案涉房屋或小区的消防连廊进行过违法改造，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与消防连廊之间的距离、消防连廊栏杆的高度等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可以认定，小区的相关设施设备是符合法定标准的，物业公司在设施维护方面没有过错。

第二，张某父母主张物业公司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未成功拦截丁某，存在物业服务过错，但他们并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个待证事实的真实性。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物业公司确实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即便退一步讲，即便物业公司未设置警示标志，结合张某15周岁且已经参加工作的实际情况，她对高空翻窗的危险性也应当有清晰的认知，警示标志的有无，并不会影响她对危险的判断，因此未设置警示标志与张某的坠亡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未成功拦截丁某的说法，也没有充分证据佐证，而且丁某进入小区的行为，与张某翻窗坠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便丁某没有进入小区，张某如果执意要翻窗，仍然有可能发生坠亡事故，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三，张某作为15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具备了与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危险认知能力，她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从卧室窗户翻越到消防走廊，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坠亡的严重后果，但她仍然主动实施这种危险行为，将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种行为属于自甘风险，已经超出了物业公司应当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有限度的，并非无限兜底，不能要求物业公司防范所有业主或访客的主动危险行为，否则将过度加重物业公司的责任，违背公平原则，因此物业公司对于张某的意外坠亡，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针对丁某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法院也作出了明确的认定。法院认为，丁某作为一名成年人，与尚未成年的张某结识并发展成为恋爱关系，甚至有同居经历，其行为虽然在道德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值得谴责，但道德上的瑕疵，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过错，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不能混为一谈。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以及警方的调查结论，并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案发当晚，丁某有引诱张某翻越卧室窗户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丁某在发现张某坠亡后，未采取任何施救措施。张某翻窗赴约的行为，是其自行作出的决定，是其自身意志的体现，丁某的邀约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因果关系——邀约见面本身并不具有危险性，危险来源于张某自行选择的翻窗方式，而非邀约行为本身。因此，丁某对于张某的意外坠亡，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之外，法院在判决书中还特别指出，张某坠楼身亡，最悲伤、最痛苦的莫过于她的父母，其沉痛心情，法院完全能够理解，也深表同情，但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严格基于法律的规定，必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因果关系为前提，司法机关不能仅凭情感倾向，不能因为同情受害者，就超出行为人对法律的预期，判决无过错的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物业公司和丁某，对张某的坠亡均没有行为上的过错，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张某父母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这份判决，看似“不近人情”，看似没有给悲痛的父母一个“交代”，但实际上，它严格遵循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坚守了司法公正的底线，既没有冤枉任何一个无过错的人，也没有因为情感因素而违背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一审判决作出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和热议，网友们的观点呈现出明显的分歧，有人支持法院的判决，认为“法律讲证据、讲过错，不能随便找背锅侠”；也有人同情张某的父母，认为“丁某和物业公司多少都有责任，不应该完全驳回诉求”；还有人认为，最该反思的是张某的父母，是他们的监护失职，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些不同的观点，反映出不同的人对“责任边界”“法律与道德”“监护义务”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也正是这些分歧，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本案，搞清楚每个争议点背后的法律依据和现实意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情感宣泄层面。

首先，我们先来深入分析一下“丁某的责任边界”问题，这也是网友们争议最大的焦点之一。很多网友认为，丁某作为成年人，和15岁的未成年女孩谈恋爱、同居，本身就是不对的，而且如果不是他邀约见面，张某也不会去翻窗，更不会坠亡，所以丁某就算没有法律上的过错，也应该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甚至是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观点，其实混淆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边界，这也是本案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之一。道德和法律，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方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法律是一种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上的谴责，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道德上的义务，也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义务。

具体到本案中，丁某与15岁的张某交往，确实存在道德上的瑕疵。15岁的张某，属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而丁某作为成年人，心智成熟，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他应当清楚地知道，与未成年人建立恋爱关系，尤其是发展到同居层面，可能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也应当意识到，未成年人可能会因为恋爱中的冲动，做出一些危险的行为。因此，丁某作为成年人，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和引导义务，没有及时制止张某的危险行为，反而与她保持这种可能带来风险的关系，在道德上，他确实应当受到谴责，他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和自责。但愧疚和道德谴责，并不能成为他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法律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必须以“过错”为前提，而这里的“过错”，必须是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或者未尽到法律规定的义务，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并且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结合本案的证据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丁某实施了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第一，没有证据证明丁某“引诱”张某翻窗，所谓的“引诱”，是指通过劝说、利诱、胁迫等方式，促使他人实施某种行为，而本案中，张某翻窗的行为，是其自行决定的，是她为了赴约，主动选择的一种方式，丁某并没有实施任何引诱行为；第二，没有证据证明丁某“见死不救”，即便丁某到达了现场，他也没有法定的施救义务——施救义务分为法定施救义务和道德施救义务，法定施救义务通常存在于特定的主体之间，比如医生与患者、父母与子女、消防员与被救援者等，而丁某与张某之间，仅仅是恋爱关系，并不存在法定的施救义务，他的施救义务，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履行道德层面的施救义务，会受到道德谴责，但不会承担法律责任；第三，丁某的邀约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邀约见面是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危险性，张某坠亡的直接原因，是她自行翻窗的危险行为，而非丁某的邀约行为，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丁某的邀约，张某如果因为其他原因翻窗，同样有可能发生坠亡事故，因此丁某的邀约行为，并不是导致张某坠亡的直接原因或间接原因。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如果甲邀约乙去公园散步，乙在去公园的路上，不小心被车撞死，那么甲需要承担责任吗？显然不需要，因为甲的邀约行为本身没有危险性，乙的死亡是因为交通事故，与甲的邀约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甲既没有过错，也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因此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中，丁某的邀约行为，与这个例子中的甲的邀约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属于正常的社交行为，本身不具有危险性，因此不能因为张某在赴约过程中发生意外，就要求丁某承担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丁某没有任何责任，他的责任，是道德层面的，是内心层面的，他需要一辈子背负着“因为自己的邀约，女孩意外离世”的愧疚，这种道德上的惩罚，或许比法律上的赔偿，更加沉重。但从法律层面来说，他没有过错，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所在，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底线。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物业公司的责任边界”问题，这也是本案中的另一个核心争议点。很多网友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有义务保障小区业主和访客的人身安全，张某在小区内坠亡，物业公司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至少是管理疏漏的责任。这种观点，其实是对物业公司“安全保障义务”的误解，认为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无限的，是“万能的”，只要在小区内发生了安全事故，物业公司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有限度的，是有合理边界的，它并不是无限兜底，也不能防范所有的安全风险。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对小区共用部分的维护、管理和安全防范上，比如小区的道路、电梯、消防设施、公共照明等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小区的安保巡查、门禁管理等安全防范工作，确保这些共用部分符合安全标准，不存在安全隐患，能够保障业主和访客的正常通行和人身安全。但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合理范围”内，也就是说，物业公司只需要履行“合理的”维护、管理和安全防范义务即可，不需要做到“万无一失”，也不需要防范业主或访客的“自甘风险”行为。

具体到本案中，物业公司是否履行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案涉房屋和小区的消防连廊，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符合国家法定标准，房屋与消防连廊之间的距离、消防连廊栏杆的高度等，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已经履行了对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义务，没有任何过错；第二，张某父母主张物业公司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但并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即便物业公司未设置警示标志，也不能认定其存在过错，因为警示标志的作用，是提醒人们注意潜在的危险，而张某作为15周岁且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对高空翻窗的危险性，应当有清晰的认知，这种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通过警示标志来提醒，因此未设置警示标志，与张某的坠亡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第三，张某父母主张物业公司的门禁人脸识别系统存在漏洞，未拦截丁某进入小区，但同样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而且物业公司的门禁管理义务，是“合理的”安全防范义务，不是“绝对的”拦截义务，物业公司无法做到百分之百拦截所有非小区业主进入，比如非小区业主跟随小区业主一同进入，物业公司很难发现和拦截，因此即便丁某进入了小区，也不能认定物业公司存在管理疏漏，更不能将张某坠亡的责任，归咎于物业公司的门禁管理。

更重要的是，张某的坠亡，是因为她自行实施了翻窗这种高度危险的自甘风险行为，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物业公司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为了防范“意外风险”，而不是防范“人为的、主动的危险行为”，如果业主或访客主动实施某种高度危险的行为，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不能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责任。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故意从小区的楼顶跳下身亡，那么物业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显然不需要，因为这是死者自行实施的故意危险行为，与物业公司的管理无关，物业公司无法防范这种故意的、主动的危险行为。本案中，张某翻窗的行为，虽然不是故意自杀，而是意外坠亡，但本质上，也是她主动实施的高度危险行为，她明知翻窗有危险，却仍然执意为之，属于自甘风险，因此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很多网友之所以认为物业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反向思维，即“既然有人受到了伤害，就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但这种思维，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不担责”，不能因为有受害者，就随便找一个“背锅侠”来承担责任，这既不公平，也违背了法治精神。物业公司的责任，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过度加重物业公司的责任，否则，物业公司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极端的措施，比如封闭所有的消防连廊、加装大量的防护网，甚至禁止业主开窗，这反而会影响业主的正常生活，也不利于小区的正常管理。因此，法院认定物业公司无过错、不承担责任，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也是对物业公司责任边界的正确界定。

分析完丁某和物业公司的责任，我们再来分析本案中最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最关键的一个责任主体——张某的父母，也就是张某的法定监护人。很多网友在讨论本案时，都把焦点放在了丁某和物业公司身上，却忽略了张某父母的监护失职，而事实上，张某的坠亡，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张某父母的监护失职。作为15岁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张某的父母，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女儿的危险行为，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们才是这场悲剧的最大责任人。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监护人应当教育和引导被监护人遵纪守法，培养被监护人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关注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和行为习惯，及时发现并制止被监护人的危险行为。如果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张某的父母，在多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监护失职，这些失职行为，共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第一，张某的父母，对张某的交友情况疏于管理，没有及时发现张某与成年男友丁某的恋爱关系，更没有发现两人有同居经历。15岁的张某，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恋爱关系中，更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危险的行为。作为父母，应当关注女儿的交友情况，了解女儿交往的对象是谁，了解女儿的情感状态，及时发现女儿交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干预。但张某的父母，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女儿通过探探App认识了丁某，不知道女儿与丁某建立了恋爱关系，更不知道两人有同居经历，直到女儿坠亡，他们才知道这一切，这种对女儿交友情况的完全忽视，是典型的监护失职。如果张某的父母能够及时发现女儿与丁某的关系，能够及时进行引导和干预，制止两人的不当交往，那么张某就不会为了赴约而翻窗，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第二，张某的父母，对张某的日常行踪和行为习惯疏于关注，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张某翻窗这种危险行为。根据张某父母在起诉状中的表述，丁某曾经多次引诱张某通过消防走廊翻越到家中，也多次诱导张某翻窗外出，也就是说，翻窗这种危险行为，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张某已经养成了这种危险的行为习惯。作为父母，应当关注女儿的日常行踪，知道女儿每天去哪里、做什么，及时发现女儿的危险行为，并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制止，帮助女儿树立安全意识，改掉危险的行为习惯。但张某的父母，显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女儿经常翻窗，不知道女儿将翻窗作为一种正常的出行方式，没有对女儿进行任何安全提醒，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比如给卧室窗户加装防护网，阻止女儿翻窗，这种对女儿行为习惯的完全忽视，更是严重的监护失职。如果张某的父母能够及时发现女儿翻窗的危险行为，能够及时制止，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那么张某就不会在案发当晚再次翻窗，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第三，张某的父母，对张某的安全意识教育严重缺失，没有培养张某的自我保护能力。15岁的张某，虽然已经参加工作，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但她的安全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对高空翻窗的危险性，没有足够的认知，才会心存侥幸，多次实施翻窗这种危险行为。作为父母，应当加强对女儿的安全意识教育，告诉女儿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培养女儿的自我保护能力，让女儿学会规避危险，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张某的父母，显然没有重视对女儿的安全意识教育，他们没有告诉张某翻窗有多么危险，没有让张某认识到坠亡的严重后果，导致张某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终因为自己的侥幸心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安全意识教育的缺失，也是张某父母监护失职的重要表现。

第四，张某的父母，允许年仅15岁的张某外出工作，本身就存在监护疏漏。根据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说，15岁的张某，属于童工，用人单位不得招用她，而张某的父母，作为她的法定监护人，应当保护张某的合法权益，禁止张某外出工作，让张某接受义务教育，健康成长。但张某的父母，却允许张某外出工作，这不仅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也反映出他们对张某的监护不够重视——15岁的孩子，本该在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外出工作，过早地进入社会，让张某变得更加叛逆，也让她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与丁某交往，实施危险行为。如果张某的父母能够禁止张某外出工作，让张某安心接受教育，多花时间陪伴和引导张某，那么张某就不会过早地陷入恋爱关系，也不会实施翻窗这种危险行为，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很多网友同情张某的父母，认为他们痛失爱女，已经非常可怜，不应该再指责他们，但同情归同情，责任归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就忽视他们的监护失职。事实上，正是因为张某父母的监护失职，才让张某有机会与成年男友交往，有机会多次实施翻窗这种危险行为，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张某的父母，在痛失爱女之后，没有反思自己的监护失职，反而将责任归咎于丁某和物业公司，试图通过起诉的方式，让无过错的人承担责任，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理解（悲痛之下的本能反应），但却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法院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因为丁某和物业公司无过错，更是在间接提醒他们，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己的监护失职，他们才是最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除了对各方主体的责任进行分析之外，我们还需要深入分析本案中涉及的几个核心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不仅与本案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了解这些法律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界定责任边界，规避法律风险，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第一个核心法律问题，就是“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是：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存在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二是存在损害事实（比如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三是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只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行为人就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具体到本案中，损害事实是明确的——张某坠亡，人身权益受到了损害。但关键在于，丁某和物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他们的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从法院的审理结果来看，丁某和物业公司，都不存在过错，他们的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丁某没有引诱张某翻窗，没有见死不救，他的邀约行为，与张某的坠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物业公司履行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小区的设施设备符合法定标准，没有管理疏漏，张某的坠亡，是因为她自行实施的自甘风险行为，与物业公司的管理无关。因此，丁某和物业公司，都不满足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条件，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很多网友之所以对判决结果有异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误以为只要有损害事实，就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而忽视了“过错”和“因果关系”这两个关键条件。事实上，过错责任原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既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护了无过错行为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无过错担责”的不公平现象，确保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第二个核心法律问题，是“自甘风险”的认定。自甘风险，是指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或者活动本身的风险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自甘风险的核心，是“受害人自愿置身于危险之中”，并且“对危险有清晰的认知”，因此，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受害人自行承担。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自甘风险行为。张某已经年满15周岁，具备了与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危险认知能力，她清楚地知道，从高空翻窗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坠亡的严重后果，但她仍然自愿实施这种行为，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因此，她应当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即坠亡的损害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自甘风险的适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受害人对危险有清晰的认知，二是受害人自愿实施危险行为。本案中，张某显然满足这两个条件，她作为15周岁且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对高空翻窗的危险，不可能没有认知，她翻窗的行为，是其自行决定的，是自愿的，没有受到他人的胁迫或强制，因此，她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后果自行承担。很多网友认为，张某是未成年人，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自甘风险的适用，并不完全以年龄为标准，而是以受害人的认知能力为标准，未成年人如果具备了与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危险认知能力，并且自愿实施危险行为，那么同样可以适用自甘风险原则。本案中，张某15岁，已经参加工作，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危险认知能力，她对翻窗的危险，有清晰的认知，因此，适用自甘风险原则，认定她自行承担后果，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第三个核心法律问题，是“监护责任”的界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教育被监护人、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等。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张某的父母，作为张某的法定监护人，没有尽到保护张某人身安全的职责，没有教育张某规避危险，没有管理好张某的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张某的危险行为，属于明显的监护失职，因此，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虽然张某的父母是本案的原告，是受害者的家属，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承担监护失职的责任，只不过，在本案中，他们起诉的是丁某和物业公司，而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