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开年，黄金一度暴涨超过5500美元/盎司，成为街头巷尾、网络报章议论的焦点。两年前的此刻，黄金价格还在2000美元处盘旋。黄金，既是跨越五千年的终极价值常量，亦为动荡时局的核心地缘变量。那么，两年之间，是什么触发了黄金的走强？
《问诊2026中国经济》第四篇，我们邀请以大局势预测见长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前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为我们解码这一轮黄金暴涨背后的逻辑。
1月中旬，邵宇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明确指出，2026年全球将面对的三大坚硬的泡沫：黄金、数字货币和人工智能。作为深深嵌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经济，如何保持自己的实体经济不受影响？2026年，在地缘政治角力之下，我们的股市要维持长牛慢牛，最需要的是什么？也都是我们此次对谈的议题。
以下是我们和邵宇的对谈实录。
1月26日，邵宇在观察者网演播室与我们探讨黄金的逻辑、全球AI泡沫与中国实体经济应对之法观察者网
【对话/ 观察者网高艳平 整理/潘天行】
“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泡沫”
观察者网：1月中旬您的一次演讲中说，2026年是“泡沫之年”，你提到，全球将面临黄金、数字货币、人工智能三大最坚硬的泡沫。这些泡沫分别反映了怎样的全球结构性矛盾？与历史上的泡沫相比，其特殊性何在？
邵宇：我是从比较中性的意义上去使用“泡沫”这个词的。大家都觉得泡沫是坏事，破裂了影响会很大，但我觉得可以这样看：哪里有泡沫，哪里就有资源配置。
资本是“无利不起早”，金钱永不眠，总要追逐盈利。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泡沫，资本就会配置到哪里。比如房子有泡沫，钱就去房地产；科技有泡沫，钱就会涌向马斯克、黄仁勋，或者中国的DeepSeek梁文锋这些人和他们的领域。泡沫本身是一种资源驱动和配置机制。
很难把泡沫定义为“良性”或“恶性”，比如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泡沫，意义就不大，只是一朵花而已，不能带来多少实际产出，相对“低端”。更“高端”的泡沫往往对应着重大的技术变革，人类的每一次重大技术飞跃都有资本在背后推动，因为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往往就来自于泡沫比较大的行业——毕竟估值会大幅上升。
比如1847年的美国铁路泡沫崩盘了，但留下了铁路基础设施。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也很厉害，各种公司名字加个“.com”就能融资，甚至两张PPT也能融到钱；后来泡沫破裂，但也留下了互联网基础设施，我们今天使用的下一代移动互联网和科技巨头，都是那次泡沫的遗产或者“幸存者”。泡沫破裂后去伪存真，好的公司继续成长，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泡沫是层出不穷的，特别是科技泡沫，它们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我们生活的改变。
房地产泡沫介于两者之间，开放商造了太多房子，但房子是用来住的，空置太多就是资源浪费。房地产泡沫如果崩溃，对每个经济体、甚至对全球经济都很致命：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崩溃引发的，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危机也是如此。老百姓往往把六成以上的身家放在房产上，中国房地产上下游一度占GDP约30%；美国目前大致也占15%左右，仍是第一大行业。如何平稳控制、不让它过度波动，非常关键。
现在的科技泡沫正在把资源引向人工智能。过去我也提过，2020年之前的三大泡沫分别是中国的房子、美国的股票、日本的债券。2021年中国房地产遇到转折点，随后面临比较大的调整；日本近些年出现通胀，日本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反过来变得比中国的还高，泡沫在破裂；美股还是比较坚挺，三大股指创新高，但主要贡献来自“M7”，也就是“科技七姐妹”（Meta、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特斯拉及英伟达），剔除它们，其他股票并没怎么涨。
现在的全球最大泡沫在进一步演化，我认为当下的三大泡沫分别是黄金、数字货币和人工智能。
黄金是对地缘政治形势演化的全面响应。从两年前开始，黄金不断突破新高，直奔5500美元而去，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顾过去两次黄金的大涨机会，都是因为货币范式出现了动摇，比如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积累了30年的升值力量被释放出来，涨了17倍，非常疯狂；1980年代也类似，因为美国的债务危机或金融体系动荡，黄金又涨了6倍。这次大家也在怀疑：美国国债规模这么大，达到39万亿美元，会不会是庞氏骗局？如果是，黄金真的要涨到天上去了。
我也看了一下过去50年黄金的收益率，年化收益率大概在7%到8%，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稍微有些差别，以美元计价约7%，以人民币计价约8%；但主流货币的发行速度可能都超过10%。法币快速增长时，人们需要保值的东西。于是大家在不同法币或不同数字货币之间，最终选择了黄金。很多成年人可能不做单选题，他们都要，法币也要、数字货币也要、黄金也要。于是黄金变成了一个强劲的泡沫，这是第一点。
2019年以来 现货黄金美元走势（2月4日北京时间14:00截图）
至于科技，也就是人工智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一生、甚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一次泡沫。泡沫的量级我们估计：大概相当于2008年危机的5倍，相当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20倍，量级超乎想象。大家经常去问英伟达的黄仁勋，科技有没有泡沫，这就像去问开发商房子有没有泡沫一样，没什么意义。他是做这个生意的，“屁股决定脑袋”，他肯定说没问题，还希望越大越好。我觉得这帮科技企业家跟政客很像，都在制造一种叙事，用叙事来收集资源，把饼画得很大：上天入地、去火星，只要故事讲顺了，大家就愿意掏钱，估值上升，融到钱，他再去把事情慢慢做实。
使用叙事感召民众，调动资源，这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媒体时代一个强有力的特征。所以现在谁都想做“自媒体”，以自己作为代言人去讲故事。特朗普、马斯克很多时候本质上是一类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叙事驱动资源，鼓动人心，推动政策变化，也驱动市场的起落。当然精英们都有自己的议程和阴暗面。
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认为科技貌似一往无前，但它的破坏力量可能很大，就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破坏力量一样。能不能用理性与人文精神去克制这种力量，这很重要。作为投资人或经济学家，我们当然关心经济如何有效增长、在资本市场里如何赚钱、如何把资源配置到优质赛道，但同时也得问自己：人工智能大规模使用带来的失业问题，尤其是对年轻人自我提升阶梯的抽离，这真的是可以的吗？如果社会不做准备、不做保护，就这样推进，真的可以吗？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深刻。
如果说全球化4.0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如果从人工智能的尺度看，就不止几百年了，可能是十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对人的价值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此时如果各国还在拼命竞争、互相封锁，相信我，这正是人工智能最想看到的：人类不遗余力地去投资人工智能，却不做限制与管理，这可能是下一代的“硅基生命”特别想看到的，我们“碳基生命”在为它们铺路的过程。
这个时候一定要具有人文精神和理性的领导人坐下来想想：我们能不能先把彼此之间的纷争放一边，先讨论如何面对这个“十万年大变局”的人工智能？能不能提出一致的、建设性的，或者至少是安全的底线？这不仅涉及就业、涉及年轻人未来成长的空间，也涉及安全——人工智能能不能用于武器？自动武器或者自主作战？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科幻作品里看到“世界末日”的场景：所有的核弹同时升空。人不会主动做这件事，人有怜悯之心；但对机器来说，可能那就是它要的时刻。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最终的安全开关可以控制它的这种毁灭动机，这一点非常重要。
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要做好社会保障
观察者网：有点科幻色彩了。您刚刚讲人工智能的“泡沫”是中性的。不过，我们也听到不少专家谈到，美国的人工智能泡沫已经非常严重，那如果它破裂了，对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我们比较关注实体经济——会有什么传染性的影响吗？
邵宇：我说的泡沫，是指“泡沫”这个词的中性描述，并不是说人工智能本身是中性的。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在竞争过程中，中国和美国对它的定位确实不太一样。
这两个国家目前已经全力投入AI的研发。但美国可能还是处于最前线，它推进的是更基础的算法：比如大语言模型、机器视觉这些原始创新。下一步可能推进“世界模型”，也就是不完全通过语言、文本来理解世界，而是通过物理交互。在这些方面，美国更多做原创的前沿工作；中国大部分则是在它的前沿工作基础上做优化。
比如DeepSeek，跟其他大语言模型一样，它用的基本架构还是谷歌的Transformer，然后更多是在工程上做优化，以更高性价比去实现目的，比如能源用得少一点、算力用得少一点，但能做到差不多的效果，所以大家非常震惊。
其实中国很多创新都具有类似的性质：工程化能力很强。任何一个东西到了这里，我们拆解出来、进行反向工程以后，就能迅速优化它。你做出来我也能做出来，因为我跟你学了，把你的函数打开，把你的分子式打开，把产品拆开，我就能做。
那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供应链很强，同事们也比较“卷”，生产成本低，所以东西比你便宜。而且我们有这么多工程师，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就像微信，它是集成型的，你说每一个功能模块是不是完全自身创造？也未必，但它集成在一块就很好用，成了超级App。马斯克也想学，说要把X改造成微信那样，往里头加支付、交易等功能模块。这种点滴创新，构成了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
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应用。我有了这些尖端技术，要为各个行业赋能，包含人工智能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GDP增加值构成里大概占15%；未来产业，比如量子计算等，大概占5%；加起来一共就是20%。但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传统产业，有几亿人在传统行业里谋生，占80%，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键可能就在于：决策者觉得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我们已经在研究，但更多的前沿技术，可以看着美国那边怎么做；我们做性价比足够高的应用，向各行各业实体经济产业赋能，比如金融、生产、科研、娱乐、交通，这样对传统行业的拉动作用就非常强。例如制造业，如果运用机器人全自动化生产、智能仓库管理，效率的提升都是翻倍的。这样就能降本增效。
AI赋能智能制造，能够大规模降本增效。但是被替代的劳动力怎么办？这需要政府做好保障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对中国传统行业的拉动作用应该非常强。但我们也得想明白一个问题：中国传统行业里有这么多就业，如果未来大量用机器替代人，比如自动驾驶、送快递的小哥都能被替代，那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做什么？这也很重要，所以政府要对他们提供相应的保护和支持。蓝领如此，白领更是如此。
从我的使用体验看，目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更多是在提供“已知的未知”。比如我问DeepSeek一个我原来不知道的问题，它并没有发明知识，而是从已有知识里给我答案——但对我来说是新鲜的知识。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实际上是知识平权。
所以你用了它，哪怕是个小朋友，也能获得跟学者一样丰富的知识，因为它像一个无穷的数据库。现在小朋友都开始用DeepSeek。但问题也来了：如果这样，同学们可能会失去学习能力。我们之所以能成长，是因为不断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学更多东西、增长眼界、读更多书、获得更多“诀窍”（know-how），从入门小白变成资深人士，再变成专家，最后成为首席。你是这样一步步积累的。
但如果这些都靠DeepSeek或者Gemini去查，你其实没有了“升级的阶梯”，那些都不是你内化的知识。大家都说最厉害的是“会用人工智能的人”，还真不一定，用太多人工智能搞不好你自己就“废掉”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学校教书，给EMBA同学上课。上完课同学要交一篇小作文：谈谈你上课学到了什么。现在同学们都用DeepSeek写，写得都挺好，但一闻就有很浓的机器味，因为格式都差不多。我也没法评分，要给A、B、C、D，就只好把他们写的小作文输给ChatGPT，让它批改一下。没想到我的课堂作业成了中美人工智能“决战”的竞赛场。
那意味着什么？老师也没有价值了，学生也没有价值了。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成长的阶梯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主要在处理“移动电子”的工作，而改造世界则是要靠“移动原子”。移动电子对应白领工作，移动原子对应蓝领工作。如果两者都能被替代，那我们这些人真的会在马斯克设想的乌托邦里过上幸福生活吗？还是面临一次巨大的就业冲击？这些问题都要想明白。
黄金暴涨的逻辑：它在质疑未来的货币体系究竟由谁主导
观察者网：那我们再说说黄金价格的走高。您刚刚说，黄金价格的变动是货币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象征。那么有没有可能它也是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预警呢？黄金泡沫是否也有崩盘的可能性？如果有，会对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
邵宇：黄金一方面具有经济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安全属性。黄金泡沫的崩盘，通常是因为价格涨得太快。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黄金泡沫破灭，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美元不再承诺以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所以黄金一口气涨了17倍。因为涨得太猛，后来出现了回调，大概回调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黄金的需求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地缘政治的“标品”。比如美国制裁另外一个国家，它不能用美元，那这个国家怎么进入清算体系？进不了，就只能用黄金，进行“物物交换”。因为黄金是不需要任何人承诺就能承载价值的东西。你用美债，它违约怎么办？你用银行发行的纸币，银行倒闭怎么办？黄金金灿灿的，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想想看，其实人类也没怎么进化：我们现在的脑回路跟3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差不多，看到金灿灿的东西就觉得靠谱。这种认知刻入了我们的基因这么多年，一直传到现在。相对而言，数字货币的叙事只存在于少部分人的脑海里，而且时间非常短，2009年才发明出来。叙事的时长、刻入基因的程度，完全不一样。
人类对黄金的钟情几千年没有变过
所以黄金的暴涨逻辑很简单：第一，它在质疑未来的货币体系究竟由谁主导。我相信未来首先还是多种法币并存，这是主权特征，但法币的特点是理论上可以无限量供应。无限量供应就可能出现债务危机，这时候黄金会成为一种最后支付手段，或者作为财富的终极储存手段。
当然大家也在想，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数字货币为主权货币做扩展，因为数字货币也可以“印刷”。虽然像比特币这类主流数字货币总量是绝对固定的，有通缩性；黄金也有通缩性——它的总量不是绝对固定，只不过挖金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黄金每年大概增长1%，而全球经济可能增长5%，所以它有通缩效应，会变得更值钱。
另外，数字货币体系也存在滥用的可能。我看到有一次某个稳定币系统转账时出了故障，突然多出了300万亿美元。这玩意都是数字，你加个“0”就行。大家觉得印钞是印钞机咔嚓咔嚓地印，但现在都是电子时代，加个“0”、去个“0”，分分秒秒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有一次我打开自己常用的资金管理的App，它出了bug，我账户余额后面突然多了一串“零”，多了14个“零”。我突然领悟到：黄金是不可能多印出14个零来，但任何数字货币或者法币，理论上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尤其是结合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全球量化宽松，大印钞的过程，其实就是“多了若干个零”的过程。这除了带来泡沫，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财富增长，但毕竟有限，更多还是泡沫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每当货币叙事和货币体系发生重大的范式改变，黄金就会再次闪耀。
历史重演：21世纪的我们似乎拿到了20世纪的剧本
观察者网：2016年，您出版了一本书叫《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分析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三次全球化，并指出当时正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向更为多元的“全球化4.0”过渡。这个说法现在看来非常有前瞻性。目前的世界，3.0时代的规则已经完全被美国颠覆。您怎么看待全球化4.0（如果还存在全球化）的世界？我们看到，世界不太平：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中国周边也有安全风险，这种旧时代崩塌后的地缘政治动荡，是否也是这一轮黄金暴涨的原因之一？
邵宇：我十年前写这本《全球化4.0》，基本逻辑是：全球化1.0是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是英国和英镑所带领的时代；全球化3.0是二战以后美国所奠定的世界秩序，即美国和美元引领全球化3.0。毫无疑问，中国加入了全球化3.0，而且可以说是全球化3.0最大的获益者之一。
实际上，2008年次贷危机时，全球化已经开始动摇，全球化3.0的整体结构也开始松动。为什么会出问题？按中国传统说法叫“盛极必衰”。全球化3.0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它太成功了：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快速推动了全球经济进展。
2008年次贷危机，是全球化由盛转衰的真正转折点。而“特朗普1.0”，即2016年他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来说，大概对应2017-2018年第一轮美国对华贸易战，这让整个全球化的逻辑开始动摇。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全球化3.5”的开始。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化向下一个阶段迈进时，会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挣扎、纠缠或冲突的时期。
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全球化2.0到全球化3.0之间。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结束后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确立全球化3.0秩序，你想想，全球化2.0到全球化3.0这20年间发生了多少事？很多人称这期间为“全球化的垃圾时间”——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邻为壑、贸易战、汇率战、民粹崛起……这些都似曾相识，有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好像历史又在重演：我们在21世纪似乎又拿到了20世纪的剧本。
所以我们认为，从2017贸易战开始，是全球化的转折，也是中国发展历程的转折。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调整，美国也开始调整。先是特朗普围绕去全球化“猛干”四年，拜登又往回掰了四年，这次特朗普更猛，可以说卷土重来。看目前这个架势，不把美国在二战后确定的全球化3.0秩序拆掉，他不会罢手。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美国会反悔自己二战后制定的这么多规则？这段时间大家也听到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演讲，他提到“中等强国”以前依附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现在看起来可能只是泡影——或者说不是泡影，而是它结束了。于是现在大家要寻找各自安身立命的方法，这对国家和个体来说都是困扰。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更像处于全球化3.5状态。特点是，第一位的大国既不甘心退位，也不愿意承担更多全球化责任。以前有个词叫“美利坚和平”，像“罗马和平”一样，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服务，同时获得它想要的回报。但美国发现权利与义务可能不对等，于是现在需要多收一些“保护费”，比如关税，或对美元的强势做出新的调整等。这就使全球化的各个结构，特别是治理的环节开始崩塌：WTO也不玩了，WHO也不玩了；估计联合国也没什么太大用了，因为很多大国根本不需要联合国同意，就直接下场做动作。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又启动了一个新的“和平委员会”，但联合国五常里大部分都没有参与。
1月达沃斯会议上，特朗普签署成立和平委员会，起初聚焦加沙冲突和平解决与重建监督，未来计划扩大至其他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目前仅有亚非拉19国及4个欧洲国家表示参加
这意味着，美国并不是不带领全球化了，而是它要换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势必要让美国获得更多、利益被更优先考虑，于是全球化秩序整体被重塑。
可以这么说，全球化时大家更强调“四海一家”，价值取向偏向于强调人类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甚至不论肤色，整体略偏“左”。但现在民族主义崛起，“让美国更伟大”运动如火如荼，强调本民族优先、本文明优先，就可能引发更激烈的竞争与争夺。
所以我们觉得当下的全球化3.5的时代，类似于过去的全球化2.5。各种规则被废弃、被破坏，各种震荡与不确定性上升，地缘政治风险层出不穷。几个大的断裂带，比如欧洲、中东、环亚太都会出现各种风险事件。从投资角度看，黄金价格就会暴涨——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盛世收藏乱世金”。地缘风险上升，也会导致每个人要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与选择。
2026：美国会不会攥紧拳头卷土重来？
观察者网：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可能还是来自美国。去年特朗普和我们的关税战打完之后，提出要暂缓那些关税一年时间。那么，2026年，休整期过后，美国会攥紧拳头卷土重来吗？您的观察是什么？
邵宇：美国既然决定休整一年，肯定是做了全方位的考量。比如稀土、各类矿产供应链、制造业体系的安全，他都需要全面权衡。在贸易战过程中，双方也都暴露出不少问题，需要回去修补：有病治病、吃药打针，把内部整固好。
举例来说，所谓美国“炼不出稀土”，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就像说日本“造不出核武器”一样，他们都有能力做到。无非是受限于环保要求、成本过高等因素。但如果美国倾尽举国之力去做，一定能成功，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它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非常雄厚。
如果美国收缩力量进行内部整固，一方面会着力解决上述供应链问题，另一方面也会优先排除周边那些容易出事或存在风险的隐患。
例如，他为什么要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有人说是为了资源，有人说是打击贩毒。我认为也可能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不少投资。他既然重提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国的美洲”，那就要一个个敲打，不仅包括离美国近的中美洲国家，也包括墨西哥、哥伦比亚。南美洲许多政府对华相对友好，贸易往来密切，中国在当地投资建厂、修建港口，他可能都要进行调整，甚至连巴拿马运河的泊位也可能逐一清理。因为他觉得“后院”事务繁杂，会让他无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全力以赴。
格陵兰涉及北极航道，再加上加拿大，这个布局范围相当大。但如果他真能实现这一系列战略安排，毫无疑问将有资格位列总统山，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内政方面，目前ICE（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也很激烈。
美国人抗议移民局的集会活动此起彼伏。这是2026年1月30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场反对移民海关执法局（ICE）执法行动的“全国大罢工”示威活动正在进行。CNN截图
由此可见，美国内外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不管是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还是优先稳定周边，特朗普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整固完成后，美国会再来与中国谈判。当然，“谈判”也有多种形式：或许会试图达成一个所谓的“大交易”，划界而治；也可能双方在各方面爆发更激烈的冲突。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在整固周边的过程中，也已经引发了许多新问题。
比如，美军开始向中东调动，针对伊朗。全球战争风险很可能从三个断裂带爆发：要么是欧洲边界的俄乌冲突；要么是中东的以色列与伊朗对抗；要么就是中国周边这一线，包括日本、台海、菲律宾、南海以及朝鲜半岛。他必须逐步理清这些战线，因为需要在经济、金融、资源、军事和国内事务各条线上全方位运作，目前看来也有些手忙脚乱。
所以，如果他足够理性，我认为他应该先整固自身，再考虑是否与中国达成大交易，或是进行更激烈的对抗。
但对我们而言，不能坐等对方释放善意，只能以实力换取和平。第二轮贸易战中我们之所以能顶住压力，正是因为我们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你压制不了我，我反制你，你就无法如愿。
同时，9·3阅兵展现出的强大力量，也是促使对方调整策略的重要原因。美国比较尊重有实力的对手，因此才会抛出“G2”的概念。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所说：他认为美中两国是坐在桌旁的，其他国家则可能成为“菜单上的选项”，加拿大不想沦为“菜单上的选项”，所以各国需要抱团，共同构建一个能“坐在桌旁”的体系。
2026：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托底，稳定主流资产价格
观察者网：您提到，在地缘政治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国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聚焦三个关键词：发展、投资于人、安全。从发展角度看，您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这不仅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包括占经济80%比重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点很重要。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等挑战，仅靠新质生产力，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吗？您在2021年提出中国经济呈K型分化，您认为何时能出现集体性上扬？还是说这种局面已不可能再现？
邵宇：是的，目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分化非常明显，K型趋势很突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上未来产业，虽然增长势头良好，但只占经济总量的20%左右。可以设想，即使它们每年规模翻一番，占比也只能上升到40%；而传统产业占80%，如果下滑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经济总量的8%消失了。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转型没有选择，必然伴随阵痛。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方式配置资源，很难在这种高强度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只有进行资源调整，我们才能获得坐在谈判桌旁的筹码。
当然，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拥有筹码。我们也不是为了“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应对是被动的：我们本来在专注发展，但美国非要卡住我们，这让我们处于守势。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摆脱被“卡脖子”的困境；其次也不是追求“赢”，关键在于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希望民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能共同发展。现在传统行业从业者众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分化确实很大。比如我提到的三家芯片公司，营收70亿，市值却高达1.2万亿，员工总数仅3000人，日子当然好过。反观房地产行业，总市值可能也有1.2万亿，但公司数量众多，每年还要销售8万亿的房子，其上下游更是牵涉数千万就业。
你看，这种差异就是K型分化的典型体现。问题在于，两方面都需要支持。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推动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也要给传统行业更多赋能，提供转型空间，减轻负担，让它们能逐步完成升级。因为经济体都有路径依赖，如果没有外部巨大冲击，谁都不愿主动改变——原来的模式不是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换行业、换赛道、用人工智能？但冲击已经到来，不变不行，而这个转变过程必然伴随阵痛。
因此，我认为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托底，稳定主流资产价格。对民众而言，幸福感来源于收入和财富。财富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持续赚钱；第二，持有的股票和房产等资产。不说增值，至少别大幅缩水，大家才敢消费、敢投资。所以，国家在这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对个人而言，也只能积极面对转型，不能停滞不前。这需要一场“双向奔赴”。
需要稳住主要资产价格，不至于使家庭的资产大幅缩水
第二个核心就是“投资于人”，让民众有获得感，稳定主流资产价格——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当然，我不是主张再把房价推到历史新高，那没有意义。股市也不是要追求“快牛”——快牛行情下普通人往往赚不到钱。我们需要的是“慢牛”，让上市公司成长与股民回报相平衡，让投资与融资形成良性循环，大家才能真正有获得感。
这些固然是良好愿望，实际操作中会面临许多技术难题，但我认为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解决。这也要求技术型官员进行更细致的工作，确保执行到位。
2026：投资于人，中央财政应当更有作为
观察者网：是的，“投资于人”这个提法非常重要。您提到的共同富裕、幸福生活、财产安全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投资于人”是“十五五”规划的三大关键词之一，在AI逐步替代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的趋势下，您认为教育体系与社会保障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邵宇：需要改善的方面太多了。现在每年有1200万到1300万高校毕业生，高考人数依然庞大，毕业生就业分配是个大问题。青年群体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并非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难以找到符合他们期望的岗位。这里存在岗位需求与个人能力的“双向匹配”问题。如果能力不匹配，就需要加强培训、补充知识、增加相应投入，这是其一。
此外，大家也看到了去年的数据，全国人口净减少300多万——生育意愿下降，这很令人担忧。生育率持续走低，难以完成代际更替，这种人口结构带来的通缩压力也很大。过去我们投资于“砖头”，大搞基建和房地产，但房子需要有人住，所以现在必须转向投资于“人头”——投资于生育支持、婴幼儿养育、母亲权益、哺乳保障、优质教育、失业救济，还包括养老金体系，这些都需要加强投入。
政策顺序上，大概会优先扶持年轻人，再逐步覆盖老年人。这些都需要财政支出，也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应当更有作为，可以增发特别国债，以支持“投资于人”的各个方面。
我特别强调，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人口问题是长期挑战，现在采取措施，见效可能要在十几二十年后，所以必须尽早调整。再加上我前面提到的“十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对蓝领和白领岗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提升这些人群的就业能力？
是否要像国外一些设想那样，直接向国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UBI）？即无论有无工作，每月都发一笔钱——这是某些科技大佬提出的方案，比如每人每月发1000元，资金从科技公司的市值或利润中抽取，本质上是一种由企业主导的社会保障。
UBI的设想是：因为AI赚走了大部分利润，就由这些盈利的AI科技公司向全民发放收入，而非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我们这边可能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的科技公司尚未大到足以托底整个社会的水平。毕竟像英伟达那样市值四五万亿美元的公司才有这种潜力，其他公司还做不到。
这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未必是完美的方案。有研究表明，发放UBI后，部分人可能会变懒，反而导致技能退化。因此，这里存在很大的研究、调整和政策设计空间。
2026：股市实现长牛要有伟大的公司，企业强了，国运也就昌盛了
观察者网：您提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企业成功实现从“Me Too”（人有我有）到“Me Better”（人有我优），最终达到“Me Globalization”（全球布局）的跨越；只有当一批像美国“M7”那样的中国跨国科技巨头崛起，带动新质生产力持续成长，中国资本市场才有望迎来真正的长期牛市、突破原有格局。我们的股市发展不好，很多人认为是机制不行、生态不行。但在您看来，是否长牛的核心还是在于要有好的公司、好的经营？
邵宇：对。股市要实现长牛，我比较强调的一点还是要有“伟大的公司”，因为只有伟大的公司才能持续带来巨大的财富增加，大家通过投资去分享公司的成长，这是根本。
当然，其他方面也必须做好。比如，我们股票市场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大约85%的交易者是散户。散户喜欢炒热点、追题材，总想着一夜暴富、快速实现财富自由。实际上，在那种“疯牛”行情里，散户往往也赚不到钱。但这么多年形成的盈利定式或交易文化，让大家觉得“炒概念”是唯一的盈利模式。
那么，制度就需要反思。比如，对于那些虚假陈述、财务造假的公司，是不是要重罚、要坚决退市？只有去掉“壳”的投机价值，才能正本清源，回归价值投资：看公司基本面、看长远发展、看科技进步，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反馈。
现在资本市场也在做更多调整，希望能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让优质公司更顺畅地上市，更多支持科技公司，而不再支持传统企业走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资本市场正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调整。当然，最终的根本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内功”。
作者认为，股市要实现长牛，关键要有伟大的公司持续带来财富增加，投资者能够分享公司的成长，这是根本。
比如，我们也构建了一个“新质生产力50”的标的组合。它们的特点首先是“me too”——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比如英伟达做GPU，我们也要有做GPU、做TPU的公司。第二是“人有我优”，也就是“me better”。比如OpenAI的会员费很高，我们的DeepSeek免费，性价比高，能耗低、算力省，让更多人用起来，这就变成了“me better”。
当然，这背后是因为我们有工程师红利，能一点一点改进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巨大的产能，能把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业的产能做成全球布局——就像当年美国的跨国公司、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布局一样。
比如日本的丰田很有名，它一家公司的盈利可能抵得上我们整个汽车行业，因为它是全球布局的。虽然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但丰田仍然是全球最顶尖的车企之一。美国的“M7”也是如此，英伟达的芯片卖到全世界。它们通过创新成为跨国企业，我们也一定要走这条路：从“me too”到“me better”，再到“me globalization”。
这些企业如果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干力量，市值自然就起来了——它们成了全球化企业，全世界的资金都能投资，更多资金流入，投资者获得回报，养老金投进去也能赚钱，而不是像现在可能亏损。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某种意义上，买股票就是“赌国运”。什么样的跨国公司、什么样的优质上市公司能引领国家转型？——理想的状态是，企业成功了，股票成功了，投资成功了，国家也就成功了。
我们自己研究并筛选了大概50家企业，构成一个组合，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的。甄选标准就是关键赛道上的龙头企业——未来科技赛道的核心、头部企业。它一定是从“me too”到“me better”再到“me globalization”的企业，必须是跨国公司，是中国最好的科技跨国巨头。
当然，跨国公司目前也不一定都那么庞大。举个例子，华为是跨国公司吗？肯定是。格力是吗？也是。但它的产能部署有没有实现全球布局？程度可能还不完全一样。小米是不是在各个国家也有投资？比亚迪是不是？也都是。但它们都还在成长过程中。
企业发展起来，也和国家国运相关；企业强了，国运也就昌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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