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那个深秋的傍晚，时间拨回到11月25日。
哈尔滨的一张餐桌旁，酒杯碰得叮当响。
喝到兴头上，陈赓大将脸上的笑意忽然收住了。
他把身子往前一探，盯着眼前这位大科学家，抛出了那个后来震动史册的问题：“钱先生，我就问一句，咱们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搞出导弹？”
这哪是酒桌上的客套话？
分明是把国家的未来摆在台面上掂量，是一次最高规格的“探口风”。
话问出口前，就连北京那边的大佬们，心里也没个准谱。
那时候咱国家穷啊，工业底子薄得像张纸，连个像样的四轮车都造得磕磕绊绊，现在要搞那个代表地球最强战力的“大炮仗”，谁敢拍胸脯？
钱学森是怎么接招的？
他没整那一套枯燥的公式数据，回答得那叫一个干脆利落：“洋人能弄出来的玩意儿，咱们中国人就不行？
难道咱们比他们矮一截？”
陈赓一听，大腿拍得啪啪响：“哎呀，等的就在这儿呢！”
这段佳话传得广，可大伙儿未必晓得，为了攒这个局，为了让钱学森能安稳坐在那个食堂里，背后那场博弈，真是让人捏把汗。
就在几天前，因为钱学森冷不丁提了个要求，差点没把接待组给整懵了，连中南海都惊动了。
话还得从10月份钱学森去东北那趟说起。
那时候他刚回国，科学院安排他去那嘎达转转，既是看风景，也是摸摸国内工业的家底。
到了哈尔滨，钱学森突然给带队的朱兆祥出了个大难题：“我有俩学生，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钧，想见见，能不能给安排一下？”
乍一听，这要求没毛病。
老师回国看学生，天经地义的事儿。
可偏偏这事儿难办得很。
当时钱学森挂着“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头衔，名头虽响，可在保密这条线上，他还是个“外人”。
而他要找的那两位，待的地方叫“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在那个年头，那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大学校，那是铁打的军事禁区。
门槛高到啥程度？
除了省部级以上的军政大员，还得拿着特批条子才能进。
朱兆祥心里这笔账，太难算了。
驳了钱学森的面子吧，显得不近人情，人家刚突破重围回来报效祖国；可要答应吧，那是把保密条例当儿戏。
领着一个没经过政审的人进核心禁区，出了岔子谁担得起？
换个死板点的干部，估计当场就给回绝了：“钱先生，不凑巧，人出差了”或者“那是保密单位，不方便”。
可朱兆祥没敢硬拦，他转头就把电话打到了中央统战部。
统战部也不敢自作主张，这烫手山芋最后扔到了陈赓手里。
这时候，要是把你换到陈赓的位置上，咋办？
按规矩，他是哈军工的一把手，守好大门是天职。
为了俩学生的私事，去碰军事禁区的高压线，怎么算都划不来。
可陈赓这人，算账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样。
他没说半个“不”字，反而干了件让人掉下巴的事儿：不光准许进，还得敲锣打鼓地把人请进去！
接到信儿后，陈赓没直接批条子，而是转身找彭德怀去了。
他跟彭老总说：咱学院那么多专家设备，正好请钱学森去瞅瞅，顺道听听他对咱搞火箭有啥高见。
这招实在是高。
愣是把一场“私人叙旧”，拔高成了“国家级问诊”。
彭老总一听就懂了，转头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
上面的批复来得飞快：准了。
这下子，性质全变了。
不再是走后门看学生，而是中央派顶级专家给国防建设做“体检”。
拿到了尚方宝剑，陈赓比谁都上心。
当时他人还在北京，为了赶这场会面，特意调了架专机，硬是在钱学森到哈军工那天一大早，赶到了哈尔滨。
等钱学森的车队到了大门口，一下车愣住了：站在门口接他的，竟然是陈赓大将本人。
这里头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那时候哈军工有不少苏联顾问。
按外交规矩，大将都不用亲自出来迎那些顾问。
可对钱学森，陈赓把面子给足了。
说白了，陈赓这是在赌。
他在赌钱学森这个人的分量，比那几本保密守则重得多。
那庄逢甘和罗时钧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俩都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带出来的徒弟。
罗时钧是1948年去的美国，庄逢甘晚去几天。
在那特殊的年月，他们跟钱学森不光是师徒，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想当初在美国，钱学森虽说拿着比普通教授高两倍的工资，住着大洋房，可跟这些留学生唠得最多的，还是咋回去建设老家。
1950年，听了老师的话，庄、罗两人先一步回了国。
可惜啊，轮到钱学森自己想走的时候，被美国政府给扣下了。
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年。
这五年里，钱学森跟国内断了音信。
只听说这俩学生去了哈尔滨，具体干啥，两眼一抹黑。
其实，这俩人一回国就成了香饽饽。
哈军工刚搭台子那会儿，陈赓满世界摇人，硬是把这两位空气动力学的博士“抢”到了手里，让他们领头组建教授会。
在哈军工，他们早就有自己的实验室了，那是实打实的技术大拿。
等陈赓领着钱学森见到这两个学生时，那场面，谁看了都得红眼眶。
对庄、罗两人来说，钱学森不光是教书的先生，那是心里的定海神针。
回国后虽说一腔热血，可科研上碰到硬骨头，正愁没地方请教恩师呢。
这恰恰是陈赓打的小算盘。
他破例带人进禁区，不光是为了圆钱学森的梦，更是想让钱学森亲眼瞧瞧：中国是穷，可咱有人，有那股子劲儿，也有底子。
你的学生都在这儿干得热火朝天，你这个当师傅的，是不是也该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参观的时候，陈赓跟个导游似的，全程陪聊。
不光看实验室，连哈军工的家底儿都一股脑亮了出来。
这种掏心掏肺的信任，对一个刚回来、还没过政审的科学家来说，那劲儿太大了。
也就是看完了这一切，才有了开头那顿饭，和那个关于导弹的“天问”。
回过头琢磨，要是当初朱兆祥一口回绝了，或者陈赓只是公事公办批张条子，钱学森也就是去哈尔滨吃个饭，见个面，然后回北京接着筹备他的力学所。
正因为陈赓打破常规给出的“超规格待遇”，让钱学森摸到了国家对国防科技那种如饥似渴的劲头，也体会到了军方高层那种“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的信任。
那句“中国人不比谁矮一截”，既是钱学森心里的傲气，也是他对这份信任交出的答卷。
这顿饭吃完没多久，钱学森的工作重心就开始变了。
本来上面安排他是搞纯学术的。
可从东北回来后，他立马向中央递了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几个月后，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钱学森挑大梁当院长。
陈赓破例给他开了次哈军工的门，他却还给陈赓、还给中国一套完整的导弹航天家当。
这笔买卖，陈赓算得太精了。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月，咱之所以能把“两弹一星”搞出来，靠的不光是科学家的脑瓜子，还有像陈赓这帮决策者的胆识。
他们懂人才，更懂在节骨眼上，为了人才敢把坛坛罐罐都砸碎了。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真正的战略家，永远知道啥时候该守规矩，啥时候该为了大局，把规矩踩在脚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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