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日内瓦湖面泛着凉意。谈判间隙，乔冠华站在回廊里，远远看见周恩来快步而来，递上一杯热茶，道句“辛苦”。那一刻，年仅41岁的乔冠华感到前所未有的信任。自此，他追随总理二十余年，几乎场场外交硬仗都打在一起。也正是这份深厚情感，才铸就了后来八宝山火化室里那声震彻心扉的痛哭。
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依旧朔风刺骨。305医院病房里，周恩来最后一次睁眼，扫过窗外灰蓝色的天，随后心电监护线归零。十二点三十分，院办将讣告送向中南海，整座城市顿时陷入肃穆。广播里只播哀乐，旗杆上全是半旗，连公交车驶过街口都放慢了速度。
灵车于14时驶抵北京医院太平间。按照周恩来生前的嘱托，病理解剖随即开始。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摘下口罩，声音发哑：“主要器官广泛转移。”在场者无不动容。周恩来生前留下一句话——“倘若能给医学留下一页材料，也是为国家再尽责任。”解剖完毕，医护人员默默鞠躬退场。
夜深，朱殿华带着剃刀赶来。他曾为总理理发十七年，却被病情阻隔整整八个月。此刻刀锋沾起厚厚肥皂泡，他含泪下手，胡须卷卷落地，一缕灰白发被悄悄包起。理毕，他长出一口气，只道一句：“最后一次，不能留遗憾。”
衣物难题随即而来。邓颖超坚持不用新衣：“他生前从未讲排场，离去也一样。”卫士们翻遍衣柜，只找到一套灰色冬季中山装，无补丁。韩宗琦见状心头火起，险些掏钱置办寿衣，终被告知“这是总理本意”才作罢。衣装穿妥，遗体移入一间不足百平米的小屋，四壁满是素花圈。邓颖超进门，抬眼即泪，但仍点头：“这样好，简单，干净。”
1月9日至10日，吊唁人流如潮。队伍从北京医院门口延伸到长安街，群众自发排起数公里长队，后来被媒体称作“十里长街送总理”。冷风卷过，花圈纸带猎猎作响，却无人离队。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拄着拐杖，更多人默不作声，只在走到灵柩前那一刻，泪水突然决堤。
1月10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首先进入吊唁厅。叶剑英拄杖，站定良久；邓小平鞠躬三次，嘴唇抖动，却一句话也没说。走出侧门时，他摘下眼镜，抹了把眼角。此后两天，治丧办公室不得不每隔半小时劝离一批群众，否则场地难以周转。
告别结束，骨灰盒成为新焦点。八宝山公墓工作人员递上两款：一款雕花昂贵，一款漆面朴素却有瑕疵。西花厅代表毫不犹豫挑了后者，只因“总理一生简朴，不应在最后一件事上破例”。邓颖超听取汇报，淡淡一句：“合规即可。”
1月11日晚七时，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邓颖超捧遗像，步履艰难；车队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花方阵。乔冠华眼眶通红，却一直咬牙跟在车后。抵达八宝山时，已过八点。第二告别室灯光昏黄，水晶棺静静停在中央。殡葬人员提醒火化时间将至，众人依次作最后致意。
轮到乔冠华，他突然失去控制，猛地伏在棺上，泣不成声：“总理，今天让我当一次您的孩子！”他双手死死抓住棺沿，指关节泛白。工作人员上前相劝，拉不开；两名警卫合力才把他拖到一旁，可他又扑过去。场面僵持了近三分钟，殡仪钟声却已敲响。终是韩宗琦轻拍他后背，小声劝道：“别让总理担心。”乔冠华浑身一颤，慢慢松开手，整个人瘫坐在地。
火化炉门合拢刹那，屋里响起低沉哭声。邓颖超站在角落，撑着栏杆，一步未挪。火化结束，骨灰盒罩上党旗，治丧组随即封存。乔冠华在随后三天几乎不曾离开八宝山，每日清晨守在灵堂外，夜深才被朋友架走。有人问他为何这么拼，他摆摆手：“他带我走过最难的岁月，这点陪伴算什么？”
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追悼会。五千人起立默哀，乐声低沉。邓小平宣读悼词，特地放慢语速，在“最亲密的战友”六字处顿了两秒，全场泪声四起。深夜，一架军机携带三袋骨灰升空，机舱内寒气逼人。罗青长解开红绸袋，按既定方位先后撒向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骨灰与夜色交融，无声落向大地。
至此，长达一周的告别仪式才算画上句点。乔冠华回到外交部，却常在走廊尽头停下，抬头望向空空办公室。那张写字台已被收走，但他仿佛还能听见一个温和声音：“国际形势复杂，别急，先稳住。”这记忆，成为他往后岁月里最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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