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的大授衔仪式震动了全世界。
在这场盛典上，周士第领回了上将的肩章。
此时此刻，他站在台下，目光扫过主席台上那十位元帅，心里的滋味恐怕只有自己清楚。
为何？
因为台上站着一位叫陈毅的老熟人。
时光若是倒流28年，回到南昌起义那会儿，陈毅见了周士第，那是得规规矩矩敬礼喊“首长”的。
当年的周士第，那是手握重兵的主力师长，而陈毅呢，不过是他麾下的一个团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团政委）。
28个寒暑过去，昔日的部下扛起了元帅星徽，曾经的老领导却止步上将。
这巨大的地位反转，难道仅仅是命运弄人？
非也。
刨根问底，这其实是一笔关于“走”与“留”的账，这道人生选择题，周士第当年填错了答案，而陈毅拿了满分。
咱们先盘一盘1927年周士第手里的牌面，那简直是“王炸”开局。
那会儿的周士第，妥妥的军界骄子。
论出身，黄埔一期的高材生。
论打仗，他参与组建了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支队伍挂着孙中山的牌子，实际上是我党手里握着的第一杆枪。
换句话说，在我军还在萌芽期，周士第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
接下来的日子，这支铁甲车队成了革命的一块“金砖”，哪里有难填哪里。
平定商团叛乱、声援五卅运动，硬仗没少打。
等到1925年叶挺独立团竖起大旗，铁甲车队并入其中，周士第顺理成章坐稳了主力营长的位置。
北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铁军”名号响彻大江南北，周士第冲锋陷阵，连叶挺都对他高看一眼。
南昌起义枪声一响，周士第已经是起义军第25师的一师之长。
这分量有多重？
后来威震华夏的粟裕、林彪，当时都在这支队伍里头，可要论级别，跟周士第差了好几个台阶。
那个当口，周士第的江湖地位，绝对是处于金字塔尖的。
再瞧瞧同一时间段的陈毅。
陈毅算是个“半路出家”的。
虽说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跟周恩来相识，可南昌起义爆发那天，他压根就不在现场。
他是事后才火急火燎地去追赶大部队。
到了抚州，好不容易才碰上周恩来和刘伯承。
周恩来当即派给他个活儿：去赣东，收编一支绿林武装。
谁知这事儿搞砸了。
那帮人避而不见，陈毅没辙，只能掉头回来找大部队。
这一路可是遭了老罪。
半道上被敌军扣住，要把他押去连部邀功。
多亏押送他的哨兵是个四川老乡，陈毅摸出两块大洋塞过去，这才捡回一条命。
费尽周折在宜黄追上队伍，周恩来给了他个位置：第25师73团团指导员。
一个是一师之长，一个是团级干部。
这就是当时周士第和陈毅的差距。
若不出岔子，照这势头跑下去，周士第的前程不可估量。
可历史从来不卖后悔药。
起义军南下，在三河坝遭遇恶战。
朱德亲自指挥，大伙儿虽然拼了老命，无奈敌众我寡，最后还是被打散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士第碰上了那个让他纠结一辈子的路口。
当时的形势糟透了：队伍散了，到处是敌人，偏偏周士第自己还染上了疟疾。
这病在那年月缺医少药的环境下，是真能要人命的。
摆在他面前就两条道：
第一条，学陈毅那股子狠劲，咬碎牙关，无论是花钱买路还是乔装改扮，只要还有一口气，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第二条，先保住小命，把病治好，再慢慢找组织。
按常理推断，第二条路显得更稳当，也符合咱老百姓趋利避害的本能。
周士第心里的算盘大概是这么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子骨垮了就是累赘，不如先去治病，养好了再回来接着干。
于是，他迈出了那个改变命运的一步。
他辗转突围到了香港，先向上级汇报了遭遇。
在等候回音的日子里，为了治病，他找张云逸借了盘缠，住进了医院。
后来，听了老友陈超鹏的建议，他决定远赴马来西亚。
去那儿干嘛？
因为那儿有个熟人——他的族兄周士爵，在橡胶园里当铡草工。
亲戚投靠，安全系数最高，正好在那儿养病。
这逻辑看起来天衣无缝：治病、保命、静待时机。
这一走，就是大半年。
半年晃过，周士第的身子骨是硬朗了。
可麻烦大了——他和组织的那根线，断了。
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一旦断了联系，想要再接上，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一断，就是整整七年的“真空期”。
这七年里，周士第并非不想革命。
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折腾，一直在寻摸机会。
他加入了邓演达的“第三党”。
有回撞见聂荣臻，他还特地解释，自己折腾这一出是为了策应组织。
后来邓演达遭蒋介石毒手，周士第也蹲了监牢。
在狱中，他是条汉子，骨头硬得很，死活不低头，差点就被拉去枪毙，最后还是宋庆龄出面才把他捞出来。
出了大牢，他也没闲着。
跑去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去福建加入十九路军，帮着蔡廷锴搞“反蒋运动”。
可以说，这七年，周士第虽不在党内，但他一直站在反蒋的第一线。
没变节，没投敌，守住了一个革命者的底线。
遗憾的是，这七年，偏偏是中国革命最要劲、最凶险、变化最快的七年。
这期间，红军在井冈山扎了根，打了五次反围剿，哪怕最后被迫长征，那也是在血雨腥风中练出了一支钢铁之师。
而这所有的辉煌与苦难，周士第都完美错过了。
他在外围打转，虽说也是在战斗，也是在反蒋，但始终游离在核心圈子之外。
这就是“缺席”的代价。
熬到1934年初，周士第实在坐不住了。
他给周恩来和朱德去了一封信，如实汇报了这些年的行踪，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回家，我想归队。
周恩来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公道人。
他批准了周士第的请求，并且为了安抚这位老战友，特意交代：你的党龄从1924年算起。
这对周士第而言，是个莫大的宽慰。
重回中央苏区，周士第开启了革命生涯的“第二春”。
毕竟底子厚，起点高，本事在那摆着，自然不可能让他从小兵干起。
历经十多年的硝烟洗礼，到了解放战争，他成了徐向前的左膀右臂。
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周士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他升任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后，又挑起了防空部队司令员的大梁。
这一串履历，搁哪儿都是响当当的硬通货。
可是，到了1955年评衔的关口，那个“七年断档”的后遗症就显露无遗了。
评衔这事儿，不光看你资历多老，更要看山头、看战功、看你在历史转折关头站在哪个位置。
当年的下属陈毅，因为在那段至暗时刻没挪窝，成了井冈山的“三巨头”之一，后来更是新四军的代军长、三野的司令员，实打实的开国元帅。
反观周士第，因为那七年的空白，错过了红军的成长期，虽然后来归队打得不错，但在定级时，只能定格在上将。
并不是说上将不尊贵，在开国将星中，上将已是极高的荣耀。
但跟当年他手底下的团级干部陈毅比，跟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铁甲车队”指挥官的起点比，这结局，多少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回过头来琢磨，周士第当年的选择错了吗？
站在个人的立场，治病救命，那是天经地义。
可革命这本账，有时候就是这么冷酷。
它不听你的初衷，只看最终的结果。
在最黑、最难熬的时候，你是选择了死守阵地硬扛，还是选择了暂时撤退去找条稳妥的路？
陈毅当年被抓，掏两块大洋买命也要追上队伍，哪怕队伍被打散了，哪怕前途一片迷茫，他也像钉子一样钉在那个阵营里。
这就是“坚定”带来的红利。
历史对于“在场”的奖赏，往往比咱们想象的要丰厚得多。
哪怕你才华横溢、资历深厚，一旦在关键时刻离场，再回来时，江湖早已不是当年的江湖。
周士第用了七年时间养好了身体，却用一辈子的军衔高度，为那次“转身离开”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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