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央一号文件首提的跨省联动治理高额彩礼，浙江已有探索
春节临近，喜事扎堆。饭桌上，有关彩礼的讨论又热了起来。这两天，随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彩礼话题度也居高不下。
图源：视觉中国
记者注意到，这份文件
就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第7次关注高额彩礼问题，如今专门提出毗邻地区联动治理，释放出治理思路的新变化：彩礼问题非一地一县可解，必须跨区域协同破局。
高额彩礼之弊，人们有目共睹。它不光加剧婚姻的经济负担，还严重侵蚀乡风文明，甚至衍生出骗婚等社会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一个难点。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将其归为“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此后政策持续发力：2022年文件将高价彩礼列入“专项治理”范畴，2024年升级为“综合治理”，2025年明确要求“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
政策的延续与表述的深化，反映出高额彩礼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也彰显了治理策略的系统性进阶和国家推进移风易俗的决心。
今年，在“持续整治”基础上，“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提出，标志着高额彩礼治理的一个特点，是从“单点突破”转向“跨域协同”，进入系统性攻坚阶段。
跨省联动，直指以往乡村治理的痛点难点：
省际毗邻地区高额彩礼问题怎么管？谁来管？
在省际边界，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复杂。虽然行政划分有界限，但文脉相连、风俗相近、通婚频繁，彩礼攀比容易突破边界。
如果只靠一省一县单打独斗，往往会出现“政策洼地”效应：治理严格的地方风气好转，但一路之隔的邻居如果放任自流，攀比之风便会暗中流动、此消彼长，让基层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治理困境。
打破困局，纵深推进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解决因行政边界导致的治理“断点”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浙江已经率先有了探索。
浙苏皖三省交界处的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宜兴太华镇、安徽广德新杭镇地缘相依、人文相通，共同构成了血脉相连的边界地带。然而，受行政分割、政策差异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高额彩礼、铺张宴请、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也在此交织蔓延，成为阻碍区域乡村振兴的“绊脚石”。
3年前，煤山镇牵头打造三省毗邻区“有礼乡宴”文明实践项目，通过机制破界、标准联建、聚力连心三大举措，有效提升了三地乡风文明。
数据是有力的证明。三镇联合制定《红白事简办菜单标准》，实现桌均费用下降42%，餐饮浪费减少超50%。统一约定人情随礼上限，推广“祝福代替厚礼”，覆盖55个村社，推动户均人情支出下降35%。实施“彩礼转化计划”，累计发放127份“新婚礼包”，有效减轻青年负担，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变化也出现在浙西南。
在庆元县安南乡与福建政和县岭腰乡交界的村落里，一场持续多年的“面子竞赛”，曾是乡亲们心头难言的负担。一边办酒席摆了20桌，另一边就想着要凑够30桌；一家的彩礼收了10万元，另一家嫁女儿时心思就活络起来。“这种攀比，最后苦的是老百姓自己。”一位乡镇干部坦言。
这种根植于熟人社会、又因行政区划而被割裂的治理难题，在2025年迎来了转机。安南乡与岭腰乡携手签署边界共建协议，共同制定《浙闽边界村规民约》，为彩礼、宴席等立下双方认可的“规矩”。这场跨越省界的“破旧立新”，不仅为百姓减了负，也一再证明了联动治理的生命力。
从“各扫门前雪”到“共管交界带”，破解高额彩礼这一沉疴陋习，必须拥有跨区域的视野和联动协同的智慧。这场从“面子”到“里子”、从风俗到文化的深层变革，考验的不再是某个地方的觉悟，而是省际、部门、政策之间协同作战的能力。其最终目标，是如文件所倡导的，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让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在广袤乡村生根发芽。
当然，联动不能止于“共管”，更要迈向“共兴”。农业农村部专家庞静泊指出，从表面看，农村高额彩礼是观念和文明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根本上是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更好发展。
正如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2月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见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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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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