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北京的夜风带着北平特有的干冷。中南海勤政殿里灯火仍亮，毛主席刚放下钢笔，准备舒展一下筋骨。门口卫士轻声报告：“李开文来了。”主席眉头一挑，放下手中的文件，“快让他进来。”一个身材不高、脚步有些蹒跚的老人跨进屋内，身上只裹着一件单薄棉衣。毛主席迎上前，脱下自己的皮大衣披在老人肩头，“老班长，又瘦啦！”
这一幕，并非他们第一次重逢。时间拨回七年前，1949年春天，北平刚解放，香山双清别墅才进驻中央机关不久。那天早晨，门岗的警卫员接待了一位操着大别山口音的老兵。老人说自己叫李开文，要见毛主席，只为告别。警卫员略一核实便进内禀报——在中央干部系统，这个名字可不是生僻名，很多人都听过他的传奇。
谁是李开文？他出生于1897年，安徽金寨一带的山沟里，给地主放过牛，也挑过煤。1929年冬，他已经三十出头，背有点驼、字认不全，却死拧着要给红军送情报、当向导。由于年龄大文化低，初进队伍时只能列入赤卫队。可三年后，鄂豫皖根据地告急，大别山主力准备突围，团长点名要把他调去担任担架一班班长。理由很朴素：他有劲、扛得动伤员。
那支担架班几乎天天与死神打照面。子弹呼啸、炮火震耳，李开文背着伤员在尸横遍野的山坡上穿行，硬是把几百名伤员抬到安全地带。血汗与泥水浸透了破棉衣，团长拍拍他的肩：“老李，从今天起你就是正式红军。”
从此，他的脚印跟着红四方面军翻山越岭。一路北上，川陕苏区，大小战斗几乎场场都少不了他的担架、伙食和那口永远冒着热气的铁锅。1935年长征过草地，行军困难，柴火稀缺。每天出发前，李开文蹲在沼泽边，把半湿的草绞干，分三把塞进衣襟和棉裤，靠体温烘一整天。到了宿营地，他再把草拿出来点燃，战友们围着小火堆烤衣服、煮野菜粥。柴火升级成救命的温度。一次，蔡畅看见他脱衣时胸腹部片片红印，惊呼：“老李，你这是何苦？”他笑得眼睛挤成一条缝，“不这么干，半夜会有人冻掉脚趾。”
草地尽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统筹需要，李开文被抽调到中央纵队，随后到延安，分在中央组织部炊事班。再后来，他进了特灶班，成了毛主席身边的炊事员。有人逗他：能给主席炒菜，可光荣啦！他摆手：“别抬举我。主席和咱一样吃红米南瓜，哪有什么特殊。”这句话，20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人听了都点头。物资匮乏，能吃一碗热乎的高粱米就是奢侈，何况还要应付不断的轰炸和封锁。
李开文没上过学，认字不到百十来个。为了不出错，他用削尖的碳条在灶间墙壁上画简笔菜单：一条鱼、一块五花、三颗土豆……那便是他心里的“字典”。毛主席知道后没笑话，反而鼓励他多学字。中央党校也伸出橄榄枝，请他读书。老兵犹豫再三，终于坐进课堂，端着钢笔像捧枪似的写“人”“民”两字，手心却全是汗。抗大毕业典礼那天，他把写上自己姓名的小红本捧得紧紧的，眼圈通红，“半辈子了，第一次拿到文凭。”
1942年大生产运动展开。特灶班既种菜又烧饭，还得给田里干活的首长送茶水。李开文年纪最大，战士们怕他劳累，不让他下田，他就守着灶台，一边烧火，一边把割来的稻草搓成草绳，编成草鞋，补上破筐。晚上收工，年轻人回到灶屋，脚都泡在热水盆里，才发现地上多了十几双干爽草鞋，“李班长真是把咱当弟兄。”谁也不知道，这些草鞋是他利用深夜捻绳做成的。
延安的十一年，李开文和主席朝夕相处。毛主席喜吃红烧肉，可延安缺油少肉，他只能按红军传统做法，用山里狍子肉加少许肥肉，以草莓酱代糖，小火焖烂。味道怎样？毛主席一连添了两次饭，筷子不停敲碗，笑着说：“老班长，这红烧肉把我馋住了！”李开文心里美，却不敢多说，第二天又卷起裤腿往山沟挖野菜，准备给首长们换口味。
转眼就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决定南下，部分机关人员留下整顿接收。李维汉找来李开文：“组织上考虑，你年纪大了，去天津糖厂挂个副厂长。待遇和警衔都按副师级。”消息挺诱人：从伙房出来，坐上实职干部，当地的洋糖厂规模可观。可李开文摇头，“我不行，这挑子我担不起。”李维汉劝他再想想。老兵瞅着远处的香山，“部长，我欠家里一笔天大的债，这么多年不还，说不过去。”
他口中的“债”，始于十七年前的仓促离家。1932年，他刚当上担架班长，妻子在坐月子，他却连夜随部队转移。后来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封锁消息，连一封家书都送不到金寨。家人只晓得他随军走了，不知生死。妻子撑不住生活重担，辗转逃难，十年后在亲友撮合下改嫁。李开文在延安收到风声时，只木然坐了半宿，第二天一样挑水烧火，没人看见他掉泪。
因此，他要回去。天津的官帽再光鲜，也盖不住他心口那笔债。毛主席竟然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那天香山见面，主席一开口就打趣：“听说老班长不愿当厂长，要回家‘还债’？”李开文笑得憨，“天津糖厂糖再甜，也不及家乡水甜哪。”主席哈哈一声，“落叶归根，这个理我懂。可有一句话要记牢——不论走到哪，你是中央的人。”临别前，主席把自己的羊皮背心塞给他，嘱咐多写信。
很少人知道，李开文离京那晚，特灶班几个小伙子送他到西直门外。他背着一口旧木箱，里面放着毛主席题名的毕业证、一本收集干花的簿子，还有几封主席亲笔短笺。火车呜咽，车厢暗黄油灯照着他的皱纹，他把帽子压低，轻声念：“中央的人，中央的人……”
返乡路并不顺畅。武汉桥梁一度被炸，他绕道船码头，三天水上漂，才回到金寨县斑竹园。屋基已是瓦砾，亲弟李开友把他接进草棚。弟弟告诉他：当年地主告密，国民党烧了祖屋，嫂子带娃逃散，后来以为你牺牲，改嫁山外。李开文眯着眼，火光里烟雾缭绕，他默不作声，只咬紧牙根烤火。
第二天，他去了地委。“给个贴近田土的差事吧，离家近些就成。”组织原想调他去县里经营合作社，他坚持要去荒山粮站。哨口小粮站人手紧，待遇不高，领导劝：“你是主席身边的人，何苦？”他摆手，“我识字也就千把个，办大事怕误事，俺就想看住老百姓的口粮。”
粮站只有三间土坯屋，一部风雨收音机。白天过磅、记账，晚上蹲在马灯下练字，写的最多的是“余粮收购、定量供应”八个字。他还把担架班的土办法教给群众：竹编背篓、滑竿架子，方便运粮上山，省下牛车油料。地里打下的谷穗不等日晒，先被他组织队伍拖回仓库，粮食损耗率降到全区最低。农民笑他“粮痴”，他捋着胡子说：“打仗靠子弹，生产靠粮食，一样金贵。”
1956年全国群英会召开，安徽省点名让他进京领奖。抵京那天，毛主席专程在怀仁堂门口等他。人未到，主席远远就喊：“老班长，还是这么瘦！”握手时发现他手背划了口子，立刻招呼医务秘书拿碘伏。“做事要讲究方式，别逞能。”席间，主席亲自给他夹了一块糖醋里脊，笑称“换换口味，别总想着红烧肉”。他们聊了半个多小时，谈到金寨的红薯亩产、响山寺的水渠，也谈到老战友的近况。临走，又塞给他一件厚皮袍、一双毛靴，“回去别舍不得穿。”
此后，李开文再没入仕，他把毛主席的叮嘱写在粮站墙上：“中央的人，也要当老百姓的人。”六十年代，他推行包仓责任制，号召社员分段管护，虫灾年份仍保住了口粮。七十年代，他领头修通山路，把家乡山货挑到镇上换回化肥。老乡说：“李站长像磨不坏的犁铧。”他笑：“磨不坏，是因为心里惦记着穷人。”
1992年2月29日，李开文走了，享年九十五岁。桌上还摊着一本练字簿，扉页写着三行真迹：粮站账册清、百姓温饱足、此生无债。那件从主席手里接过的皮大衣，被他改成了四件儿童棉袄，漂着补丁，陪伴村里娃过了很多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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