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腊月的一天傍晚，细雨飘在韶山冲的瓦檐上。11岁的毛泽东刚和父亲理论完“要继续念书”又吃了闭门羹，心里烦闷得很，便一路奔到十里外的唐家坨外婆家。迎门而出的，是比他大九岁的表兄王季范。那一刻，兄长递来的一盏姜茶不仅驱散了寒意，也悄悄改变了两人各自的命运线。

王季范在族中排行第九，彼时已是湖南省城里小有名气的新学教员。少年毛泽东蹲在火盆边，小声说出想读新式学堂的念头。王季范望着表弟，一句“书读得越多，人越有主心骨”，像火星落在干柴上。第二天清早，王季范带着毛泽东，顶着寒风赶回韶山，三言两语就说服了性格倔强的毛顺生——这是他第一次替表弟挡风。

几年后，长沙府城。17岁的毛泽东初到城里，住在破旧的“炮楼”里，早饭常是一碗白粥配咸菜。王季范已在第一师范执教，每逢发薪，悄悄塞给表弟几块银元。“润之，好汉要有囊中粮，去买本《天演论》读读。”这句打趣，如今听来仍带着书卷气。

1915年初夏，省议会强收十元学杂费，师范校内民愤骤起。毛泽东率十七名同学贴大字报“驱张”，直指校长张干。风声一紧，张干索性将闹事者全部记过、勒令退学。紧要关头，王季范与几位开明师友联名压到教育厅，质问道：“罚钱可以，摧残青年不可！”张干终于黯然离职，学费一事也不了了之。毛泽东保住学籍，这个转折再度印证了兄长的关键作用。

1925年，赵恒惕在长沙布下追捕网。毛泽东秘返韶山发动农运，被通缉的消息惊动了王季范。他冷静地交叉设计路线：先把表弟藏进宁乡一所私塾，随后连夜安排船只南下。分别前，王季范只说一句：“路上不必念我，赶紧办你的事。”毛泽东点头，转身化作行商离去。

此后二人各自奔走。王季范在湖南专心教育，主持女子职业学校，提倡刺绣与缝纫，认为“女学兴，则乡村兴”。抗战爆发后，长沙三次被焚，他辗转桂林、沅陵办学不辍，口袋常空，课堂却从未停。

1949年盛夏，长沙和平解放在即。王季范以湖南教育界代表身份，与地下党秘密联系，从省电台拍发长报，直陈“贤才、法制、道德”三策，请中央速派南下工作团。周密的建议很快送到北平，毛泽东阅后批示：“此言可采。”自此定下了与表兄北京会面的约期。

1950年初春，王季范抵京。久别重逢的那天，中南海西门外，毛泽东大步迎上来，一声“九哥！”已噙满泪意。王季范看见毛泽东眼里血丝，随口一句“夜里又读文件了吧？”被对方笑着点头。简短寒暄，已胜万语千言。几天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

时间来到1952年正月初二，中南海丰泽园张灯结彩。亲属自四面八方齐聚，年味透着新中国初生的朴素。席间，毛泽东忽然举杯，站起，双手拉住王季范，大声说道：“诸位，这位是我的九哥，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话音落，堂中一瞬静默，随后掌声此起彼伏。王季范眼圈发红，只轻轻点头。

参事的职务并不轻松。国家百废待兴，王季范每日翻阅文件至深夜。甘肃天兰铁路选线遇阻，他连夜撰写两万字方案，强调“山区三分架桥，七分护坡”，铁路线后来照此修筑。周恩来提议给他配车和秘书，他摆手：“能省一点是一点，老百姓还等着粮布券呢！”自此，他靠一副竹杖，风雨无阻地步行赴会。雨雪天，他自掏腰包雇黄包车，从不动用公家车辆。

1960年，他到新疆视察棉区，看着戈壁滩对随行人员说：“十年后，这片地该有成行成片的棉花。”说罢，他抽空探望在兵团工作的侄女喻建琪，叮嘱她“扎下去，荒原就会变良田”。四年后，喻建琪为抢救棉花库火情牺牲，他提笔写下一行字：“此女，吾家之光，也是国家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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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1972年春，王季范终于在组织安排下回湘乡祭祖，短短五天，他走遍母亲河两岸的几所学校，见到旧识后只说一句：“好好教书，少年强才是真的强。”返京不足一月，旧疾复发。病榻旁，他请秘书转告毛泽东：“务必安心工作，家国要紧。”同年七月，他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灵堂里摆着一只花圈，挽联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从唐家坨那盏姜茶，到中南海那个响当当的举杯，兄弟情义穿过战争硝烟，串起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绝非一句客套，而是一代伟人对隐身幕后者最质朴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