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的雨夜，南京总统府灯火通明，蒋介石在作战地图前顿足自语：“西北若失，我便失天下。”一句话定下了此后十个月的基调——华北、华中暂且搁置，胡宗南全力扑向陕甘宁。
彼时延安城外麦穗刚黄，中央机关远未料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长达一年的“游击式生存”。从战略角度讲，陕北平原狭小，敌机械化部队发挥余地有限，但对我方小机动部队却是绝佳舞台，毛主席因此提出“退一步、活全盘”的设想。
9月初，胡宗南第36军和第90军在洛川会合，美械装备的无线电测向车第一次驶上黄土高原。他们自诩“快速反应”，然而只要山区信号反射稍有误差，十公里的误判都可能产生。技术越先进，依赖就越重，这恰是我党可乘之机。
1947年3月，胡宗南兵锋指向延安。城墙内外，炊烟如常，却早已暗伏空壳。3月18日凌晨，中央机关沿清凉山小道悄然离城。毛主席对警卫说：“留给他们一座城，但要带走命运主动权。”这并非豪言，而是基于对地形、人心与敌情的精准拿捏。
随后的日子里，西北野战军在米脂、青化砭、羊马河连战三捷。数日之内伤亡过万，让胡宗南如坐针毡。他急电南京，哀叹“匪势未减反炽”，蒋介石却只回一句：“务要梏杀首恶。”由此，一场搜捕中央首脑的猎杀拉开序幕。
5月下旬，国民党情报部门利用电测仪在靖边、佳县一线截获多路高功率电波。刘勘奉命率三万人马北上，开出一道长约一百里的搜索扇面。山川沟壑在飞机侦照下逐渐显形，王家湾三字开始在密电中频繁出现。
6月7日拂晓，王家湾东南的塬畔亮起零星火光，探马回报“疑系共匪指挥所”。此时警卫团不过四个多连，且多是迫击炮旧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还得靠行走速度。周恩来当即组织电台分散，任弼时下令“文字密写，一小时后全部转移”。雨夜泥泞，却掩盖了一切脚印。
一路西行，队伍在小河村略作喘息。突如其来的侦察机引擎轰鸣把寂静击碎，敌机向河滩抛掷照明弹，映得石梁如昼。千钧一发间，所有人趴伏于碾场土垛后，等白光散尽再度隐入沟壑。正是这次空中侦察，使胡宗南判断中央已北撤。
然而北路被敌第128旅抢先封死，前方又是一条雨季猛涨的无名大河。敌近、河急、人疲。毛主席在河堤上踱步良久，忽然转身：“不渡河，向南逆行。”方向一变，敌机侦照成果全部作废，追兵顿失坐标。
傍晚，队伍抵达一座荒山脚下。任弼时本能要求“掩痕灭迹”，毛主席却摇头让人取来木板，以极快的速度写下“毛泽东由此上山”。字刚落墨，他把板子竖在山口最醒目的位置，然后背手坐到石头上，静看山下烟尘渐近。
山脚炮声震耳，刘勘率先勒马，抬头便见那行大字。传闻中央用兵诡谲，他瞬间联想到空山计。刘勘咬牙道：“若有闪失，我难辞其咎！”一句话让参谋们噤声。结果整整三万精锐掉头而去，半日后才知己方被七个字吓退。
中央机关继续转战旬邑、永寿、耀县一带；胡宗南则在地图上来回圈点却无法锁定真正坐标。1948年春暖时，解放军已全面转入战略反攻，而陕北高原还在流传那块木板的故事。它没有刻意伪装，却以大胆示敌的方式破敌疑心，成了那年对抗中异常精巧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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