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凌晨，长沙北门外的夜风里带着寒意。军用吉普车的车灯晃过街角，一名个子不高、戴着旧呢礼帽的男子被带进省公安厅值班室。他正是潜逃数月的军统湘西情报站原站长方天印。递上一摞油渍斑驳的名单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见黄克诚书记。”
天微亮时，厅长夏印从名单里抬起头，眉头紧锁又舒展开来。名单上密密麻麻，全是潜伏在湘西的暗线。更让人意外的是，方天印提出一个要求——带他回沅陵滴心洞，亲自劝降大土匪罗文杰。“他是我二哥，”方天印说，“我去，比你们千军万马上山见效。”
省委连夜碰头。有人拍桌子反对：“罗二爷滑不溜秋，真放方天印回去，万一跑了呢？”争得面红耳赤。黄克诚沉默良久，慢慢放下茶杯，只一句：“出了事，我负责。”话音落地，会议室瞬间安静，百姓出身的硬汉作风再次显现。
时间倒退一年。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刚过，党中央就着手筹建湖南省委。黄克诚由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兼长沙卫戍区司令。那时的湖南局面复杂：白崇禧在芷江招集土匪，试图“以匪制共”；湘西群山纵横，大小寨子星罗棋布，数十年匪风不息。
抗日名将陈渠珍率部起义，给湘西带来第一道裂缝；可另一座大山——罗文杰——还杵在那里。
罗文杰生于1906年永顺两岔乡，排行老二，乡民叫他“罗二爷”。祖上经商，本有几分家资，但闯荡山林的滋味更对他的胃口。1928年，他接受南京政府“招抚”，摇身一变成泸溪县警备队长，后来又当过桑植代理县长、常德稽查处处长。官帽戴着，江湖却未离身。
1944年，因受不了派系倾轧，他干脆重回山中，“重操旧业”，很快招来三千余名亡命徒。罗二爷手腕狠辣，却也颇讲义气。1937年，贺龙之女贺捷生寄养湘西，几度险遭不测，正是罗文杰暗中设法，才撑到1947年被家人接走。这段往事后来一度被视作“劝降的突破口”，但事实表明并不容易。
1948年11月，军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授意，罗文杰挂上“暂编第四师少将师长”的头衔，枪支弹药雪片般送到桃源。可惜队伍拼凑成军，战斗力薄弱，1949年2月，解放军桃源作战一击即溃，罗文杰负伤钻进沅陵滴心洞。那洞三面悬崖，仅一线栈道可通，易守难攻。我军若硬打，少说也得搭进去一个加强团。
“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这是黄克诚给湘西剿匪定的基调。先前的陈渠珍起义，就是这个方针奏效的范例。如今矛头对准罗文杰，劝降优于强攻成了共识，苦于缺少中人牵线。方天印的出现，可谓天降时机，却也伴随巨大的泄密与叛逃风险。
方天印与罗文杰是生死弟兄。罗任站长时，他是副手；罗挂少将时，他是参谋长。长沙起义前，他还被军统派去暗杀程潜。湖南解放后，他携带重要情报潜伏四处，公安厅一直将其列为甲级通缉对象。如今突然自首，难免引人猜忌。
不过，这个夜里，黄克诚认定了他的诚意。省委批下特许证，准方天印“单人匹马”赴滴心洞。同行的，还有已被俘的罗文杰心腹黄忠义。一封由黄克诚亲笔写就、墨迹未干的信，也塞进方天印的皮夹。
山路陡，羊肠曲折。三天后，滴心洞口的岗哨惊呆了：老参谋长和“大管家”并肩而来，手无寸铁。罗文杰抬眼看见两人，下意识扣住扳机，又慢慢放下。
“二哥，时局变了，再打下去只剩绝路。”方天印一句话，道尽艰辛。对话只此一句，却砸在岩壁间久久回荡。
罗文杰沉默。他怕秋后算账，更怕兄弟情义被利用。方天印没催，直接住进山寨，闲时陪罗二爷下棋，晚间烤火聊天。第三天，他把黄克诚的信递过去。信很短，只四行：
“往事可辨，功过分明。若愿放下枪，大门常开。生死事大，望兄自重。”
夜深，油灯幽黄，罗文杰握信良久。枪伤还在隐隐作痛，麓山城头的新秩序却已呼啸而来。翻来覆去，他终于点了头：“下山看看。”
长沙西牌楼，省公安厅楼道里，一片寂静。夏印副厅长亲自迎到门口，递上毛巾热水。没有审讯，没有上铐。几句家常后，罗文杰提出留下儿子罗善达做人质。夏印摆手：“娃娃随父母，信任比人质更牢。”
当晚，罗文杰对着窗外星光，写下数十封手令，命麾下各路头目十日内撤出滴心洞，集中常德北门外。1950年10月，三千余名土匪鱼贯而下，缴械完毕。湘西山野轰动，“连罗二爷都下山了”成了最新顺口溜。
这以后，零散匪患逐渐瓦解。湘西两百余年刀枪不绝的局面宣告终结。罗文杰被安置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他把儿子送进解放军文工团，笑称“军营磨磨棱角”。
可惜风云未必全随人意。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罗文杰因旧案被隔离审查。一夜之间，他吞食大量生鸦片，结束了起落跌宕的一生，年仅四十五岁。
多年后，罗善达在回忆里写：“父亲常说，最怕的是信不过人，也不被人信。”翻阅档案数字，可以看到那封已经泛黄的亲笔信，寥寥数语，却决定了湘西山河的另一条道路。黄克诚当年的一句“出了事我负责”，如今看来依旧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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