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在身边的我都远离，凡在遥远的我都渴慕|开篇|李商隐|杜牧|渴慕|爱情|爱欲|诗人|远离|遥远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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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乐 / Francis Goya - One Sunday Morning

声音导演 / Frakin

拍情侣写真，常有一些规定动作，牵手、亲吻额头、从后背环抱对方、故作端庄幸福，诸如此类。毕竟是表演，脸部肌肉僵硬，浑身关节酸胀，都泄露了这绝非日常状态。

即便离开摄影棚，许多现代爱情剧本，何尝不是另一套规定动作呢？吃漂亮饭、看个电影或艺术展、在聊天中展示无害又契合的价值观、最后程式化地共度良宵，诸如此类。某些时刻，灵魂深处也会有僵硬、酸胀，感到厌倦，感到不知所谓。

刘年久这首诗正是在面对这样焦灼的难题。让他迷惘的，不仅是爱情令人疲惫的形态，更是言说爱情时，那套早已磨损、失效陈旧的话语。“在身边的我都远离 / 在遥远的我都渴慕”，开篇就展示了我们钟摆一样，在厌倦和渴求之间摆动，却不知如何安放的爱欲。连“暮鸟”“树林”“夕光”之类抒情传统里最稳妥的触发器，都已经失灵，不能产生任何意义。

第二段把这种处境推到更尖锐：他“向南张望”其实是在心上寻找一个人——现实的缺席逼出想象的暴政。紧接着那句“爱上一种痛苦就必然要把它的种子藏进一个伟大的传统”，几乎把现代抒情的惯性说穿：我们会本能地借用传统、典故、宏大修辞来给私人痛感“正名”。但诗很快自我拆台：点燃“桔烟”，幻想“燎原”“烧遍天空的湛蓝”，最后却只烧到“狗尾巴草绒毛”。这不只是自嘲，更像对抒情传统中“壮烈意象”的冷处理：你可以动用无数前人的比喻装置，但它们在当下可能只剩下轻飘飘的灰，无法真正与生活的重量对接。

与彻底抛弃传统的激进尝试不同，刘年久走向了一条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的路径：他将个人痛苦“藏进一个伟大的传统”。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关于爱欲的病相报告中，诗人密集地化用古典，从李商隐的“春蚕蜡炬”、杜牧的“银烛天光”，一路溯源而上，到达诗三百开篇第一首《关雎》，久久驻足。

括号里那一句舞台说明非常重要，他强调的不是念什么，而是怎么念。这正是诗人的训诫，不要用对爱的言说取代爱本身。让我们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像一个初民那样，专注于那声鸟鸣的节奏、气息与质感——回到对爱最原初的、近乎生理性的体验与实践。于是传统不再是抽象的权威，而是一种声腔技术：当情话被说坏、被摆拍化，唯一还能抵抗失语的，也许只剩重新调动呼吸与节奏，重新把“第一声”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