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五月的一个午后，延河水缓缓流淌，宝塔山在暖风里微微发晃。离开这里整整半个世纪的邱会作和妻子胡敏站在山脚下，谁也没说话，只是久久望着那座旧日灯塔。那一年，邱会作七十六岁。很多在场的老战友后来回忆，正是这一次回陕北之行，让这位久经风浪的中将重新想起十四岁那天举起的那面小红旗。

时针拨回到1930年秋，江西兴国县的山村依旧贫瘠。邱家人唯一的外出衣服被父亲与祖父轮流穿着，孩子们却没抱怨。祖父硬挤出几吊铜钱，送小孙子去私塾。两年略带墨香的日子，为邱会作打开了另一扇门——因为识字，他在红军里迅速脱颖而出。用他后来的说法，“在那个年月，一个能写能算的娃，往往比一支步枪还稀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瑞金城外一切风声鹤唳。周恩来夜里召见叶季壮和年仅二十岁的机要统计员邱会作，交办秘密炸毁工厂和掩埋物资的任务。周恩来叮嘱得极细：“务必干净，绝不能漏线。”邱会作自觉肩头千钧，却并不知危险已逼近。

短短几周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奉命清查内部可能的泄密隐患，年轻的机要员首当其冲。傍晚时分，两名保卫人员突然拿着手令把他捆了。一路押解中，邱会作脑子发蒙，只记得手令上“就地处决”四个墨字。走到半途，恰逢周恩来、邓发、叶季壮策马而至。叶季壮脱口而出：“怎么把小邱绑起来了？”周恩来皱眉，当场一句话：“人先交给叶季壮！”简短七个字，把刀锋硬生生推开。邱会作后来感叹：“这一句救命令，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长征途中，邱会作被调至军委机关，随毛泽东前后行进。他扛着那本《水浒传》，草地、雪山、巴西小镇都闻过油墨味。休息时，毛泽东常拿书里梁山好汉的起落谈革命节律，话锋幽默又锋利，听得众人忘了饥饿。毛泽东也点名劝他补文化：“字典随身带，就是不收学费的先生。”这话邱会作记了一辈子。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在陕北担任粮食局长。那会儿，陕甘宁边区人口有限，几万人马的口粮成了催命符。邱会作带着十几个伙计，在延川、清涧一带砍柴、磨面、设骡马店，竟硬是凑够三百担粮迎接东征部队。周恩来拍拍他的肩：“小邱，干得不赖。”一句轻描淡写的表扬，却让他把后勤补给视作毕生职责。

抗战胜利后局势突变，原本南下的邱会作在九月临时被调去东北。热河高原的风像刀子，他随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辗转辽西，先后跟黄永胜、段苏权硬啃数次攻坚。锦州外围机场一战失误，被林彪严厉点名；可津门三分钟突破民权门，又让他挽回了面子。1949年入城那夜，炮火还未散尽，他已着手登记接收粮弹仓库——行伍出身的他，习惯先摸清口粮底数。

1955年授衔，中将肩章刚戴上，总后勤部办公室就把厚厚一叠缺口统计递过来：部队经费告急。邱会作想到延安那套老办法，开荒、养猪、建农场，一通折腾，部队不但自给，还上缴国家二十亿元盈余。周恩来称赞：“历任后勤部长里头，他干得最好。”在军内，这句评价分量极重。

然而命运并非单向上升。1967年初，总后造反派冲击机关，邱会作身陷漩涡。林彪出面保他，使他对林家感恩戴德，甚至为了林家子女四处“物色人才”。期间，他纵容造反派迫害多位老干部，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特别法庭审理时，邱会作当庭认罪，并向汤平遗孀刘伯音跪地道歉。最终判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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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央替他安排了安静的住宅和基本医疗。胡敏也恢复军职，夫妻相伴度日。老战友去探望，他常念叨“读书才晓事”，桌上一摞工具书随手可翻。有人问他悔不悔？他沉吟片刻：“活着已经是幸事。”

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六岁。六年后，骨灰归葬江西兴国。家乡山风仍旧干爽，一如当年吹响童子军号角的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