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飞,咱们不去昆明了,直接去台湾。”

1998年10月28日,万米高空之上,国航CA905航班的机长袁斌冷冰冰地扔出了这句话,坐在旁边的副驾驶文飞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下一秒,飞机的剧烈颠簸告诉所有人,这根本不是玩笑,这是一场拿着全机104条人命当筹码的疯狂豪赌。

最离谱的是,这驾驶舱里不仅有飞行员,还坐着袁斌的老婆徐梅,两口子这是要把劫机当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98年。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前夜。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一个月能挣个七八百块钱,那日子就过得相当滋润了。你要是能在北京开上一辆私家车,那走到哪儿都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袁斌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主儿。

这人当年才29岁,已经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年轻的机长了。这含金量有多高?在那个大学生都稀缺的年代,飞行员简直就是熊猫级别的国宝,而不到30岁就能当上机长,说明这人的技术绝对是顶尖的,脑子也是顶好使的。

看看他的生活配置:月薪加上各种飞行补贴,一个月能拿小两万。在那个猪肉才几块钱一斤的年代,两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的金领还要往上翻好几番。

当别的北京人还在挤公交、骑二八大杠的时候,袁斌已经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达小轿车去上班了。那年头的捷达,可不是后来的“驾校专车”,那是妥妥的富豪象征,开出去倍儿有面子。

他老婆徐梅也不差,是个小学老师,工作稳定又体面。

按理说,这两口子拿的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剧本,只要安安稳稳飞下去,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是跑不了的。可谁能想到,人心这东西,最怕的就是不知足,更怕的是在那个特定年代里滋生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这事儿的导火索,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竟然是为了房子。

1998年,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福利分房制度走到了尾声,商品房市场的大门刚刚打开。大家对房子的焦虑感那是相当重,都想在最后关头捞上一笔大的。

国航作为大单位,待遇自然是没得说。单位给袁斌在朝阳区光熙门北里分了一套两居室。

光熙门北里啊,这地段放在北京地图上,那是绝对的好位置。虽然是两居室,但在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小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了。

可是袁斌不干了。

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是国航的台柱子,怎么能跟普通职工一样住这种“蜗居”?他看上了单位另一处更大、更好的房子。他去找领导闹,找单位磨,摆出一副“不给大房子我就不飞”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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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单位分房那是有严格规矩的,论资排辈,讲究个工龄和贡献。袁斌虽然技术好,但毕竟年轻,资历摆在那儿,领导怎么可能坏了规矩给他搞特殊?

这本来是正常的组织原则,但在袁斌那个已经膨胀的脑子里,这就成了“领导故意整我”、“单位对不起我”。

那种极度的心理落差,让他整个人都钻进了牛角尖。他看着那套两居室,越看越来气,越看越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慢慢地,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成了形: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要走,而且要走得轰轰烈烈,我要去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海峡对岸,去过真正的人上人生活。

他甚至还天真地以为,只要把飞机开过去,不仅能报复单位,还能在那边拿到巨额奖金,住上大别墅。

这想法要是放在八十年代,可能还真有人信。但问题是,那是1998年啊,两岸关系早就变了天,那个“黄金换义士”的荒唐年代早就成了历史。

可惜,袁斌这人平时估计只顾着飞飞机和琢磨房子,对时事政治是一窍不通,完全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02

1998年10月28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

袁斌像往常一样穿上帅气的机长制服,开着他那辆惹眼的捷达车,载着老婆徐梅直奔首都机场。

徐梅当时心里是虚的。她虽然是个老师,但对丈夫这种疯狂的计划,她一开始是反对的。可袁斌这人性格倔,在家里那是说一不二,再加上他对未来描绘的那幅“美好蓝图”,徐梅最终还是鬼迷心窍地跟了来。

到了机场,袁斌利用自己机长的身份,带着徐梅一路绿灯。

咱们得知道,那个年代的安检和管理,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特别是在内部管理上,对机长这种高级别人员,那是相当信任和宽松的。

袁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把老婆带进了隔离区,甚至直接带上了CA905航班。

当徐梅走进驾驶舱的时候,副驾驶文飞还愣了一下。

文飞比袁斌大几岁,是个老实敦厚的飞行员,也是这趟航班的搭档。看见嫂子进来了,文飞虽然心里觉得这不合规矩——毕竟驾驶舱是禁地,家属怎么能随便进呢?

但碍于袁斌是机长,又是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文飞也就没好意思多嘴。他心想,可能是机长带家属来体验一下飞行,或者有什么特殊安排,反正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类似的事儿。

8点05分,塔台下达了起飞指令。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这架波音737载着95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呼啸着冲入云霄。

飞机平稳地爬升、改平,进入了巡航高度。客舱里,空姐们开始忙碌地分发饮料和早餐,乘客们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闭目养神,谁也没意识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驾驶舱里悄然酝酿。

飞机飞过山西太原上空的时候,袁斌觉得时机到了。

他先是看了一眼仪表盘,确认飞机状态良好,然后转过头,用一种极其平淡的语气对文飞说了那句让文飞终身难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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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飞当时手里还拿着航图,听见这话下意识地笑了笑,头都没抬。他觉得袁斌这哥们儿真幽默,大清早的在万米高空讲这种段子解闷。

“别逗了,老袁,这玩笑可不能乱开,让人听见要处分的。”

但下一秒,文飞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袁斌没有任何废话,猛地一脚踩下方向舵,手里的操纵杆直接推到底。

庞大的波音737像是一头被激怒的怪兽,瞬间在空中来了一个剧烈的大坡度侧倾。驾驶舱里的警报声“滴滴滴”地响成一片,仪表盘上的各种红灯疯狂闪烁。

文飞被这突如其来的离心力甩得重重撞在座椅扶手上,安全带勒得他胸口生疼。他惊恐地扭头看向袁斌,发现这位年轻的机长脸上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眼神冷得像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

这时候,一直坐在观察座上的徐梅也站了起来,死死地堵住了驾驶舱的门。她虽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但显然是早就跟袁斌商量好的。

袁斌冷冷地告诉文飞:这条路我是走定了,你要是配合,咱们还能平安落地;你要是敢乱动,咱们就一起摔下去,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这根本不是商量,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拿全飞机一百多条人命做筹码的绑架。

文飞心里那个苦啊。他是副驾驶,职责是保证飞行安全,理论上他应该制止劫机。但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面对一个已经红了眼的机长,硬拼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飞机失控坠毁。下面可是连绵的太行山脉,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连个全尸都找不着。

03

为了全机人的性命,文飞只能选择妥协。

他咬着牙,解开了安全带,按照袁斌的要求让出了副驾驶的位置,坐到了后面的观察座上。而徐梅则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虽然她根本不懂飞行,但只要坐在那儿,就是一种姿态。

袁斌拿到飞机的绝对控制权后,立刻调整航向。

飞机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巨大的弧线,从原本的西南航向,硬生生地调转了180度,直奔东南方向而去。

这时候,地面的空管中心也发现了不对劲。

雷达屏幕上,代表CA905航班的光点突然偏离了预定航线,而且偏离得非常离谱。地面塔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管制员一遍遍地呼叫:

“CA905,CA905,请报告你的位置和情况!听到请回答!”

“CA905,你已偏离航线,请立即修正!请立即修正!”

无线电里一片死寂,只有刺啦刺啦的电流声,那是让人窒息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袁斌终于打开了无线电发射按钮。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回地面,听起来异常冷静,冷静得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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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地面,这架飞机被他“接管”了,目的地是台湾,让地面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这消息一传出来,整个民航系统都炸了锅。

民航局、空管局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可是涉外事件,一旦处理不好,那就是天大的国际新闻,更何况飞机上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乘客。

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大陆方面只能紧急联系台湾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意思是说,有架飞机要过去了,上面都是平民,咱们这边不拦截,你们那边也别乱开火,千万别误伤了老百姓。

而此时的客舱里,乘客们还被蒙在鼓里。

刚才那一下剧烈的颠簸把大家吓得够呛,有的乘客咖啡洒了一身,有的行李从架子上掉下来。大家惊魂未定地问空姐怎么回事。

空姐们虽然心里也慌得一批,因为她们发现驾驶舱的电话打不通了,门也被反锁了。但职业素养让她们必须保持镇定,只能强颜欢笑地解释说是遇到了强气流,正在绕飞,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大家看着窗外,云层依旧平静,阳光依旧刺眼,谁能想到这架飞机已经变成了空中的“孤岛”,正在飞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飞机越过了海峡中线。

台湾那边的反应也很快。雷达一捕捉到目标,桃园基地立刻拉响了警报,两架战机挂着实弹紧急升空,进行拦截查证。

袁斌在驾驶舱里看到了窗外逼近的战斗机。

那是有着红白蓝涂装的战机,机翼下的导弹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战机在客机两侧伴飞,摇晃机翼示意跟随。

要是换个正常人,这时候估计腿都软了,毕竟被战斗机押送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体验。但袁斌竟然还有点兴奋。

在他那个已经完全扭曲的逻辑里,这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是一种“迎接”的仪仗队。他觉得这是台湾方面对他的重视,是他即将走向人生巅峰的前奏。他甚至可能还在想,下了飞机是不是就有记者围上来采访,是不是就有大把的钞票等着他拿。

上午11点17分,CA905航班在台湾战机的监视下,缓缓降落在桃园中正机场。

当飞机轮胎触地的那一刻,发出“吱”的一声摩擦声。袁斌长出了一口气,解开安全带,整理了一下制服,甚至可能还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这波操作简直是完美。

他转头对老婆徐梅说:“到了,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徐梅看着窗外陌生的机场,心里七上八下的。事已至此,她也只能跟着丈夫一条道走到黑,心里可能也在暗暗祈祷,希望真像丈夫说的那样,有一箱子黄金在等着他们。

04

舱门缓缓打开,外面的热浪扑面而来。

袁斌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他期待的是闪光灯的咔嚓声,是鲜花,是台湾官员热情的握手和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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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迎接他的,是黑洞洞的枪口和一群全副武装的特警。

还没等袁斌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几个彪形大汉就冲了上来,动作那叫一个快准狠,直接把他按倒在地,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他的手腕。

袁斌当时就懵了。

他拼命挣扎,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大喊着:“我是来投奔的!我是机长!我是义士!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但在场的警察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脑子进水的傻子。

没人听他的解释,没人给他戴大红花。警察熟练地把他和徐梅押上了警车,那动作粗鲁得就像对待两个普通的抢劫犯。

袁斌在警车里还在大喊大叫,质问为什么不给他发黄金,为什么不给他安排别墅。

负责押送的台湾警察估计也是被逗乐了,冷冷地回了他一句:“都什么年代了,还做梦呢?现在两岸早就签了协议了,劫机就是犯罪,哪来的义士?”

这一盆冷水,算是彻底把袁斌给泼醒了。

原来,早在1990年,两岸红十字组织就在金门签署了《金门协议》,明确规定对于劫机犯要进行遣返。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波折,但到了1998年,台湾当局已经明确表态,不再把劫机者视为“政治难民”,而是直接当作刑事罪犯处理。

袁斌这波操作,可以说是精准地撞在了枪口上。

他以为自己是投奔自由的英雄,实际上在台湾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给两岸关系添乱的麻烦制造者,一个置百余人性命于不顾的暴徒。

更讽刺的是,飞机上的其他人和那架波音737,当天下午就飞回去了。

副驾驶文飞和其他机组人员,还有那95名乘客,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滞留和询问后,被安排重新登机。

下午2点40分,这架刚刚被劫持的飞机,由文飞驾驶,平稳地起飞返回厦门,并在当天晚上飞回了昆明。

对于这些乘客来说,这就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台湾一日游”,虽然惊吓不小,但好歹有惊无险,还免费去了一趟宝岛,回去还能跟邻居吹个牛。

而袁斌和徐梅,则被关进了台湾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袁斌还不安分。他绝食,他抗议,他要求见大官。他觉得自己是国航的王牌机长,怎么能受这种待遇?他觉得这是误会,只要见到了高层,一切都能解释清楚。

但现实很快就教他做人。

台湾法院审理非常快,直接以违反民用航空法等罪名,判处袁斌有期徒刑10个月,徐梅有期徒刑6个月。

这判决简直就是打脸。不仅没有黄金,还得坐牢。而且这牢坐得极其窝囊,既不是那种把牢底坐穿的“政治犯”,也不是什么惊天大盗,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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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的那段日子,袁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他每天面对着冰冷的铁窗,吃着难以下咽的牢饭,脑子里想的可能还是北京那套两居室。那个他曾经嫌弃太小、位置不好的家,现在成了他遥不可及的梦。他可能会想起家里那张舒服的床,想起楼下那家好吃的面馆,想起开着捷达车在二环路上兜风的感觉。

可惜,这一切都回不去了。

05

徐梅的刑期短,早早就放出来了。但她也不能走,只能被关在收容所里等着遣返。

袁斌服刑期满后,也被转到了收容所。

这时候的袁斌,早就没了当年在驾驶舱里指点江山的霸气。他整个人都蔫了,眼神里没了光,头发也白了不少,只剩下无尽的迷茫和恐惧。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惩罚还在后头。

根据《刑法》,劫持航空器可是重罪,起步就是十年以上,情节严重的甚至是死刑。他回了大陆,等待他的绝不是什么“批评教育”,而是法律的严惩。

在台湾那几年,袁斌夫妇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没有媒体关注,没有政治光环,只有无尽的等待和煎熬。他们就像两个被遗弃的孤魂野鬼,在海峡的这一头望着那一头。

终于,到了2001年6月28日。

这是两岸依照“金门协议”遣返劫机犯的日子。袁斌和徐梅,还有其他几个早些年的劫机犯,被押上了回大陆的船。

当袁斌再次踏上大陆土地的时候,迎接他的依然是手铐,只不过这次是大陆公安的手铐。

看着周围熟悉的景色,听着久违的乡音,袁斌大概会想起1998年的那个上午。如果那天他老老实实飞去昆明,下班后开着捷达车回家,该有多好。

他本来拥有的一切,都被他亲手毁了。

回国后,袁斌毫无悬念地被判了刑。虽然具体年限没有大规模公开报道,但参照同类案件,怎么也得是十年往上。这意味着,他要在高墙电网内度过他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这事儿最让人唏嘘的,还不是他坐牢。

大家算笔账啊。袁斌当年嫌弃的那套光熙门北里的房子,虽然是两居室,但那是北京朝阳区的房子啊。

随着2000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爆发,北京房价那是坐着火箭往上涨。

咱们不用多算,就按现在的行情,那套房子怎么着也得值个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

袁斌要是老老实实干到现在,光是工资收入估计都得千万级别了。那个年代的机长,要是熬到现在,那就是民航界的元老,退休金都花不完。再加上那套房子的增值,妥妥的富豪阶层。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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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一时想不开,觉得单位分房不公,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硬生生把一副王炸打成了稀烂。

现在的袁斌早就出狱了,但那个“最年轻机长”的光环早就碎了一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成了一个被历史抛下的笑话。

有人说他太贪,有人说他太蠢。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人在面对利益时,彻底迷失了自我。他把自己太当回事,把规则太不当回事,最后被规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那张袁斌被遣返时的照片,至今还在网上流传。他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但那佝偻的背影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悔恨。

谁能把他跟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机长联系起来?

他为了一个所谓的“大房子”,丢了工作,丢了自由,丢了名誉,最后连那个“小房子”也丢了。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剧,命运给了他最好的牌,他却非要掀桌子。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为了房子去劫机。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新旧制度交替的夹缝里,人性的贪婪和愚蠢,往往会造就最荒诞的悲剧。

袁斌的故事,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某些人扭曲的价值观。

咱们回过头来看,这事儿哪是什么“追求自由”,分明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末路狂奔。

当那架波音737落地的那一刻,袁斌以为自己落地的是天堂,其实他是一脚踏进了自己亲手挖的深坑,这一埋,就是半辈子。

不知道他在监狱的无数个夜晚,会不会梦见北京那个小小的两居室,梦见那辆白色的捷达车,梦见那个原本平淡却自由的秋天下午。

可惜啊,人生这架飞机,从来没有返航键。

有些念头一旦动了,那就是万劫不复。

袁斌用自己的一生,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最昂贵的课:

别把平台当本事,别把欲望当志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当你试图挑战底线的时候,底线往往会先把你给吞了。

这就是袁斌的故事,一个关于贪婪、愚蠢和代价的真实故事。

袁斌以为自己是那只飞出笼子的鸟,结果却一头撞死在了现实的玻璃墙上。

当他走出监狱大门,看着满大街跑的汽车,看着高耸入云的房价,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个深夜,对着那个曾经属于他的天空,长叹一口气。

这大概就是命吧,不作死就不会死,这话糙理不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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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头看,这不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吗?只是这门票太贵,花了袁斌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