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清晨六点，西郊机场的跑道仍带着夜色的潮气。距离毛主席检阅完五一节阅兵式不到一周，他忽然通知中央办公厅：“去广州，不坐火车，要坐咱们自己的飞机。”这句话像一道急电，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作战会议里“拎”了出来。

跑道那头，一架刚检查完毕的里-2轻运输机停在机库外。刘亚楼盯了它足足半分钟，心里在打鼓。飞机性能靠谱不靠谱，他比谁都清楚，可“乘客”是毛主席，风险系数瞬间翻倍。

刘亚楼最先想到的办法是拖。电话接通后，他把原因一股脑儿倒出：“领航员虽然合格，但远程经验偏少，飞机也非最新伊尔-14。”对面传来一个短促的回复：“我坐什么都行，只要是中国空军自己的机组。”语气平静，却没留折扣。

当天夜里，周恩来把刘亚楼叫到中南海。灯光昏黄，周恩来没有长篇劝说，只说了一句：“主席已下决心，他是要用身体告诉世界，中国空军能护得住国家，也护得住领袖。”一句话，刘亚楼再无退路。

事后许多人疑惑：主席为什么如此坚持？要解开这个谜，还得把时间拨回七年前。1949年5月，北平菊香书屋里，刘亚楼刚被任命为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彼时他既不会飞，也晕机，连空军指挥图都没摸过。他不止一次想推却，毛主席却说：“海军司令会晕船，空军司令晕机，有什么不对？不会可以学。”一句玩笑把气氛点破，也把担子实实在在地压在他的肩头。

刘亚楼上任时，中国空军家底薄得能数清——缴获日机、国民党旧机加起来不到百架，能飞的更少。要人没人，要机没机，训练体系只有东北老航校那一套拼凑课程。1949年8月，他直接飞去莫斯科谈合作，苏联派来八百多名专家，很快在哈尔滨、长春等地建成六所新航校。抗美援朝爆发后，空军发展提速，到1954年已组建二十八个航空兵师，拥有三千多架各型飞机。

然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始终横在眼前：毛主席原则上不乘飞机。四八空难和“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阴影还在，人们不敢拿他的安危去赌。即便如此，主席偶尔会调侃：“我想见识一下自己部队的本事。”刘亚楼每每推托，借口千篇一律——飞行员水平有限，飞机性能一般。

1956年这一次，推托显然失灵。专机团团长胡萍临危受命。胡萍从1954年就陪同周恩来出访，多年风浪见得多，经验扎实。刘亚楼仍不放心，亲自检查飞机油路、仪表与电台，把气象资料翻了三遍才签字。

5月30日中午，毛主席抵达机场。刘亚楼迎上前，低声提醒：“飞行途中可能有颠簸。”毛主席笑着拍拍他的肩，“晃一晃就当划船。”随后，主席还特地走进驾驶舱，俯身观察仪表。炙热的阳光透过舷窗，驾驶舱里顿时显得拥挤。领航员张振民侧身让座时，听见主席轻声感叹：“中国人自己掌舵，心里踏实。”

飞机起飞十分钟后进入平流层，胡萍报告：航线气流平稳。刘亚楼坐在后舱，汗仍滴在军帽檐上。一个半小时后，专机降落武汉加油。短暂休整后，再度升空，下午四点抵达广州南湖机场。主席走下舷梯，环顾周围，说了句：“当天到，确实快。”这话传到司令部，技师们瞬间松了口气。

广州视察近一个月，返程却险象环生。6月4日，首架探路飞机报告“航线晴朗”，专机随即升空。刚越衡水，前方雷雨云团突起，电闪雷鸣压低了高度。胡萍当机立断，贴云侧飞。机身剧烈颠簸，茶水洒了一地。警卫员扶住座椅，小声说：“主席，要不要换个位置？”毛主席摇头，把线装书扣在腿上，目光仍停在窗外。

十五分钟后，飞机冲出云层，太阳重新铺满机翼。刘亚楼冲进驾驶舱，看见仪表恢复平稳，这才退回客舱。傍晚五点，飞机安全降落西郊机场。走下舷梯时，刘亚楼有些不好意思。毛主席和颜悦色：“这下信了吧？你空军有好飞机，也有好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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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空军专机的任务多了起来。伊尔-14型4208号被改装为新一代领袖专机，机舱加装电台与简易办公设施。1958年南下武昌、1960年赴上海，毛主席数次乘机，无一闪失。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里，空军飞行员把每一次专机护航当成战斗任务，气象、通信、雷达部门全线待命。民航尚未体系化，空军既要保障首长安全，也借此磨砺远程导航与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协同。正因为如此，早期专机飞行记录后来成为军事学院教材，直接影响了空军航运与民航并轨的训练标准。

多年以后，有干部谈起当年的争执，刘亚楼只是摆摆手：“我是怕担责任，可主席用行动告诉我，空军必须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事实证明，他的谨慎与主席的远见相互成就：一次飞行，既为最高统帅赢得时间，也让年轻的人民空军完成了从“能飞”到“敢飞”“会护航”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