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二月的边境炮火尚未熄灭，前线指挥所里传回的后勤缺口清单却已铺满桌面。坦克炮管磨损、火控落后、弹药匹配度不够——这些醒目的数字像一记闷棍敲在北京决策层的脑门上：国防科技工业亟须大修。

就在这股催逼改革的回响里，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张爱萍收到电话，被告知要回京开会。那时他六十二岁，行囊里除了防潮药盒，还有一份已经写好的“自请离休报告”。他心里明白，自己应当把担子交给年轻人，可半月后公布的人事名单却让一切画风突变——邓小平让他直接担纲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几家“大三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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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干事干脆。一上手，他就先整理出一份问题表：军工生产条块分割，计划与需求脱节，“民参军”缺乏通道。文件送上去，邓小平批示：照此办理，该砍砍，该合并合并。那一年，国防科委、七机部、兵器部、核工业部都被拉到同一张图纸上重新定位，业内称之为“爱萍方案”。

时间走到一九八一年四月，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会场外春寒料峭，张爱萍却在外地考察航天发动机试车台，午后翻开新华社通稿，他愣住了——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名单里没有自己的名字。几秒钟沉默后，他把报纸对折塞进公文包，“想退，正好也给我退了”，同行的工作人员听见他这样嘟囔。

外界议论四起：国防工业的摊子这么大，新副总理空缺，谁来接？最着急的人不是张爱萍，而是刚回军队不久、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晚上十点，灯火通明的玉泉山小楼里，两位老同事通了电话——“爱萍，你先别急，有困难我去跟小平同志说。”张爱萍叹了口气：“没职务，怎么抓工作？”对话简短，却透着多年战友情的信任。

第二天一早，杨尚昆带着材料进了中南海。他提出：国防工业横跨国务院与军委，不能缺人统筹；张爱萍熟门熟路，理应留下。邓小平听完点头，却只回了一句：“调到军委来，牌子好挂，事还是那摊事。”决策拍板，没费几分钟。

说来有趣，若回到一九三四年的湘江边，谁也想不到两位老人会在半个世纪后再度并肩。彼时二十三岁的张爱萍是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三十岁的杨尚昆刚调任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出自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理论扎实却鲜有实战；张爱萍则从排长一路滚打到团政委，对战场脉搏颇为敏锐。长征途中，两人互补配合，被称作“一个拿舵，一个掌舵”。

抗战爆发后，杨尚昆长期在北方局主政地方工作；张爱萍留在敌后，指挥过浙赣伏击，也负过伤。解放战争时，张爱萍已是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杨尚昆则在中共中央机关后方主管机要。新中国成立后，两条轨迹拉开距离——杨尚昆进入中央办公厅，“文职味”浓；张爱萍留在总参谋部，参与炮兵、核事业筹建。文革起波澜，两人皆遭冲击，十多年无职可任。

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杨尚昆先被派往广东“看一个摊子”，再调回北京出任军委秘书长。他坦言：“对部队情况生疏。”邓小平摆手：“有什么不会，就问爱萍。”这句看似随意的话，后来成了解决人事尴尬的钥匙。

军委的新架构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定稿：邓小平任主席，杨尚昆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洪学智、杨得志分任副秘书长。张爱萍同时接任国防部长，国务院不再直接管军工，他转身把那份“爱萍方案”升级为十六字方针——“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文件打印六页，分送九大军兵种和七个军工部，标注“须知必须执行”。

方针落地后，一系列调整紧锣密鼓：常规兵器品种砍掉三分之一，稀缺科研经费优先投向歼八Ⅱ、092核潜艇，还有新一代中远程地地导弹。1984年国庆阅兵，三型导弹首次亮相，一位空军少校低声感叹：“这票可都是老张催出来的货。”言语虽粗，却是真实评价。

国防工业的双重领导体制并非一朝可以彻底厘清，军委与国务院之间的分工、经费渠道、科研立项仍时有摩擦。但在人事过渡最敏感的年代，能把握舵盘的寥寥无几。张爱萍离开国务院，不是简单“退居二线”，而是从行政序列跨到军事序列，用另一块名牌延续同一份职责。对军工人来说，门口挂的是哪块牌子并不重要，关键是拨款能否按时到、技术路线有没有延续。

一九八六年底，张爱萍在航天部一次座谈会上打趣：“当年杨秘书长一句‘到军委来’，把我又拉进了火堆里。”台下哈哈一笑，却没人忽视他的提醒——现代国防的博弈，输不起。那一刻，他六十七岁，头发花白，目光依旧凌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