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的延安，窑洞外已是微寒深夜。毛主席的灯光仍亮着，炭火映得屋里一片暖黄。守在门口的陈龙攥着两张微皱的纸条，来回踱步。几个小时前，他刚从社会部回到驻地，心里装着一句话——“我想回东北”。这位在重庆谈判中寸步不离保卫过主席的“常山赵子龙”，准备鼓起勇气向领袖提出一个关乎个人去留的请求。
陈龙的名字，在延安并不陌生。他生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辽东农家子。十几岁读私塾，二十岁投笔从戎，赶上“九一八”炮火，他率连在牡丹江火车站举义旗，转身投入抗日洪流。密林深处，冰天雪地，他用驳壳枪和马刀同日军周旋，曾以一百余人之众撕开关东军合围，那次“马河桥营救”一战，他从山谷里救出被困部队，年纪轻轻就升了团长。队伍里送他外号“常山赵子龙”，说他敢打敢冲，还活得下来。
抗战越拖越长，敌强我弱的差距肉眼可见。三二年底，周保中、陈翰章、王润成等人把这位年轻团长拉到桌边，把酒言欢又话锋一转，“想不想跟共产党干？”陈龙犹豫了一夜，次日拱手，进了党。此后被送往莫斯科军政学校深造，学成归国再进中央党校，刀枪子弹换成了文件卷宗，可他骨子里那股直来直去的狠劲儿没变。
同样是这股劲儿，让毛主席在准备赴重庆谈判时，点名要他当贴身警卫。康生汇报了一长串人选，主席却问：“那位陈龙呢？”结果便是在二月下旬的柳条沟机场，化名陈振生的他随行登机，腰间系着李克农临行塞给他的左轮。重庆山城云雾重重，军统、中统暗流涌动，陈龙每日贴身侍卫，掌握所有行程细节，枪不离手。九月一日的中苏文化协会酒会上，人潮汹涌，楼板微颤。周恩来一个眼神，他便拽起主席手臂转身疾走，自己堵在狭窄巷口，用双臂抵住蜂拥的客人，为首长赢得了脱身的几分钟。那一晚他汗透棉衫，却只交回一句“无伤”便罢。
重庆归来，毛主席把一块自己珍藏的“吉沙”牌手表塞进陈龙手里：“留个纪念。”温度与信任一并递过。不少同志以为，陈龙这回要在主席身边安家了。谁知他却主动找到组织，欲违主席好意。“我这人火爆，怕照顾不好主席。再说，东北那边正缺人。”说完，他递上请战书，淡淡一句：“家乡，我最熟。”
毛主席听罢，沉默良久。窗外枣花飘香，他轻声回应：“东北也不容易，需要老同志。”一句话，算是默许。随即，他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七大上挥臂的自己，一张是闲暇时的生活照。“带去吧，想我了就看看。”陈龙双手接过，嘴唇嗫嚅，终究只道一声：“首长保重。”
此后两年里，陈龙辗转沈阳、哈尔滨，重整治安、捕捉暗谍，白天敲门搜捕，夜里伏案写报。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一次收到北京来电，主席要他回京任中央卫士长。看完信，他抬头望向窗外的关东残雪，心底翻涌。思索再三，他写下长信，说明自己性情急烈，更擅长在前方缉凶破案，不愿困守中南海。“让我坐办公室，比要命还难。”信交李克农，请转呈主席。
开国大典过后，罗瑞卿调陈龙赴南京组建公安局，他二话没说，拎包就走。短短两年里，他率队摧毁多股国统区潜伏特网，抓获潜匪数百，被同行称作“夜行虎”。可高强度工作也拖垮了他的心脏。五二年春，他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接到周总理来电：“中央需要你，但更需要你健康。去莫斯科治疗，痊愈再回来。”一句关切，让他哽咽良久。赴苏医治半年，稍愈即返京，却依旧婉拒卫士长任命，求调地方养病兼支援。中央尊重了他的选择，把他派往大连疗养，不久又担任顾问性质的公安职务。
一九五八年十月，秋风刚起，年仅四十八岁的陈龙病逝海滨。整理遗物时，警卫员在他床头翻出那两张发黄的照片——毛主席的演讲照和生活照，背后各自用铅笔写着一句话：“谨记使命”“勿负北国”。没有豪言，却字迹遒劲。许多年后，谈到这位老部下，毛主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他是拼命三郎，山高水远，也忘不了东北。”
陈龙三辞京召，绝非推诿躲事，而是认准了自己最能发力的地方。他把对领袖的忠诚和对家乡的热爱融在行动里：哪里需要，扎根何处；哪儿危险，冲向哪儿。东北解放初期那盘棋能稳住，他功不可没。毛主席懂得他的选择，所以那晚沉思之后，留下了同意的批示——既是理解，也是惋惜。历史没有虚构的英雄，只有在枪林弹雨与案卷堆里燃尽生命的战士。常山赵子龙的故事在三国里，而新中国的陈龙，把自己的传奇留在了硝烟将散未散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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