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红旗剧场座无虚席，重庆话剧团的《日出》已是那年最叫座的剧目。灯光暗下，幕布升起，演员们的身影在舞台上交错晃动。周总理和贺龙元帅坐在中排，时而侧耳聆听，时而低声交换看法。剧终灯亮，观众掌声经久不息，而周总理并没有立刻离席，他抬腕看表，轻声说了一句：“去后台看看孩子们。”
推开后台那扇窄门，炙热的灯光与化妆粉味扑面而来。年轻演员排成两列，神情紧张又兴奋。周总理逐一握手，问演员们“住得可好”“吃得惯吗”，氛围顿时轻松。一位面容清秀的女演员自报家门：“我叫张莺，解放前在孩子剧团。”话音刚落，总理眼睛一亮，笑声爽朗：“原来你在这里呀！我还和邓妈妈说，上海拍电影的那个‘张莺’不像你。”一句话，把舞台与烽火岁月连成一线。
张莺当场愣住。记忆的闸门被推开，她仿佛又站在一九三七年的上海临青学校：白天在工厂当童工，夜晚挤进女工夜校背诵《义勇军进行曲》。地下党员老师把她推上了歌咏台，又在翌年把她送进抗日浪潮最汹涌的武汉。十三岁，她随着“孩子歌咏队”改编成的孩子剧团一路向西，跋涉千里，踏着滚烫的江汉大地。
武汉街头第一次看见周恩来，他递来热茶，对这些孩子耐心嘘寒问暖。那天他问了一句：“你们都想到延安，是好事；可这儿的舞台谁来守？”懂事的张莺低下头，不久便明白，这里的战场同样重要。她把这番话带回团里，孩子们继续在大后方唱抗战的歌、演抗战的戏。
武汉不保，他们转进重庆。炮火的阴影下，川江两岸的兵工厂灯火长明，孩子剧团被分成两队奔走各县。张莺的声音慢慢成熟，角色也愈发丰满。1940年的夏夜，她在郭沫若的庭院里，用小嗓唱出团歌《救亡少年行》。周恩来、邓颖超坐在藤椅上，鼓掌到掌心发红。散场时，周恩来拍拍她的肩膀：“演戏也要读书，莫落下功课。”
岁月滚滚。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对进步文艺团体的压迫更紧。为了保护这群青年，南方局把孩子们分批转移。张莺被安排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深造，随后奔赴桂林、昆明，给工厂工人、前线战士演戏。1949年秋，她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加入西南服务团，跟着先遣部队跋山涉水进入成都平原。
时间来到1957年，重庆解放已八年，战火的疤痕在山城街头渐次褪去，电影《不夜城》里光鲜亮丽的“张莺”与话剧团排练厅里汗流浃背的张莺往往被人混为一谈。周总理却一眼认出了这位昔日小演员：“还是当年的小嗓子。”说话间，他拉着她的手合影留念。镁光灯闪过，她只觉掌心仍旧是那股熟悉的温热。
第二年春，周总理再度来到重庆视察。部队礼堂里，舞曲《蓝色多瑙河》缓缓响起，周总理向张莺伸手：“来，我教你跳。”两人踏着节拍穿梭人群，衣摆轻扬。“到北京怎么不来看我们？”总理半真半假地嗔怪。张莺羞涩地笑：“怕打扰首长。”对视间，她仿佛又回到十五岁，听见剧团旧琴房里回荡的指令：“孩子们，拿歌声去打仗！”
临别时，周总理从随身的小本上撕下一页纸，让她给邓妈妈写下近况。看完字条，他郑重折好放入口袋：“她看到一定高兴。”随后叮咛：“你们出身好，也别忘了学习新本领，戏剧是武器，要磨得更锋利。”火车汽笛再次划破夜空，重庆的灯火向后退去，张莺目送那辆列车，眼眶微红，却满怀笃定——前路仍长，舞台就在人民中。
这一场横跨二十余年的相遇，从武汉到重庆，从硝烟到和平，串联起孩子剧团与共和国总理的深情。张莺的名字，或许在影史上并不显赫，可她和伙伴们用稚嫩歌喉与青春脚步，把革命的火种送进千家万户，这份光亮，远比镁光灯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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