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清晨，长江炮声震天，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前线硝烟里，一封从平壤飞来的加急电报摆上中南海案头。金日成言辞恳切：“请准许在华作战之朝鲜三师回国。”战事未息，东亚风云却已逼近另一条战线——三八线。
彼时朝鲜半岛火药味渐浓。苏军于1948年底全部撤离，南北分界地带摩擦骤增；李承晚节节扩军，朝鲜警卫哨所连遭袭扰。偏偏镇守北方的精兵，有近两万人仍披着八一军装奔袭南中国，这就是人们口中的“三个朝鲜师”。
这些部队要从头说起，得把目光拉回到1942年。太行山间，武亭、朴孝三、朴一禹创立了朝鲜义勇军。编制挂在十八集团军底下，行动却独来独往——典型的“客籍队伍”。义勇军视中国抗战为解放朝鲜的前哨，血拼太行三载，铸成了一股横刀立马的劲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义勇军立即请求入朝，打算与苏军并肩清剿日军残部。先遣队刚过鸭绿江，便被苏方礼貌却坚决地“劝返”。一句“朝鲜暂不允许除红军外任何武装存在”，把余下千余人挡在沈阳城外。回不了家，义勇军索性化整为零，分七个支队散布东北各地，一边发动侨胞，一边等待风向。
三年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踵展开。义勇军的四个支队在东野浴血厮杀，随后依次扩编为解放军一六六师、一六四师、一五六师及独立十一师。锦州城头的号角声、北平东郊的冲锋号，都留下他们的脚印。胜利在望，思乡之情却与日俱增。
1949年初，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科夫特一连数封急电提醒：南方军警频繁越线，北方需增兵。维辛斯基预言六月恐有大战。4月28日，金一悄然而至，直言不讳：“北方力量单薄，恳请兄弟将三师交还。”一句话道破生死攸关。
毛泽东接见时只问：“愿意回去吗？敌后战事尚未结束，可吃得消？”金一回答斩钉截铁：“他们盼的就是这一天。”气氛凝重，主席沉思良久。华南战局方酣，一旦抽调，谁来顶缺？然而，情势所迫，情义难缺，他没有轻易拍板。
中央连夜开会。账本摊在桌面：全国军队已逾四百五十万，战后还得吃饭穿衣，财政吃紧。此刻抽调三师，不仅能纾解军费，更能稳固东北，何乐不为？再说，这些战士本就怀抱解放故土的理想，当家做主合情合理。最后定案：尊重自愿，分批北返，战役完成再启程。
七月，长春车站汽笛长鸣，一六四师首批官兵跨江入朝，改编为人民军第五师；紧接着，一六六师也挥别沈阳，成为第六师。“终于到家了！”随行参谋轻声感慨。两队人马整装待命，直接接防三八线北段要地。
尚在华南追歼的四十三军一五六师无法即刻脱身。等到9月战火熄灭，万余名朝鲜战士在郑州改编为独立十五师，寒风中再上列车，两月后成了人民军第十二师。至此，缺口补上，半岛北方多了三根硬脊梁。
三师归国的背后有三重考量。第一，历史使命使然。义勇军原本就为光复家园而战，留在中国是权宜，回到朝鲜才算完成宿愿。第二，志愿原则尊重个人意愿，一万六千名朝鲜官兵中，超过八成盼望归国，留下者也被妥善安置。第三，精简军费迫在眉睫，新政权亟需把资源投入百废待兴的建设，移交外籍部队可减轻负担。
1950年6月，枪声果然在三八线骤起。人民军七个主力师中，三师来自中国战场，官兵多半是辽沈、平津的老兵，作战经验老辣。金日成当年那封催电，现在看并非仓促，而是深谋远虑；没有这批历经硝烟的骨干，北方战力必有缺口。
毛泽东的决断，被参会者总结为“义、利兼顾”。外交层面巩固了兄弟国家的防线，国内层面减轻了财政重压，情感层面则兑现了对老战友的承诺。一声“可以，待战毕即行”的承诺，体面地让三师跨过了国境，也为此后抗美援朝埋下了人脉与信任的种子。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运转：一纸电报，一次握手，便牵动了无数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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