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5日，湘潭韶山冲的山谷里飘着细雨，63岁的毛泽东撑着一把青布伞，顺着被雨水冲得发亮的石阶慢慢向父母墓地走去。警卫员远远看见，他的步子忽快忽慢，像在犹豫，又像在回忆。那一幕，被后来在场的人形容为“山林都沉默了”。很多年过去，他依旧无法轻易触碰自己心底的痛楚——母亲最后一面的缺席、未竟的三尺讲台，以及一段渐行渐远的少年情谊，这三个未曾抹去的缺口，连同细雨一起，滴落在一位伟人心头。
彼时的韶山寂静得很。田埂边有位老乡认出了他，激动地喊道：“润之回来了！”他摆了摆手，低声回答：“回来看看老屋。”一句轻飘的话，却压着千斤重的乡愁。三十多年前，他外出求学时，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人是回来了，父母却早已不在，坟头长满荒草，他半蹲下身，亲手拔草，草根扯断的刹那，第一道遗憾彻底敞开。
1919年初春，长沙城头寒风刺骨。接到弟弟急信的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护着身患重病的母亲进城求医。药石无灵，母亲病情反复。五月里他赶往省城组织“驱张”请愿，前脚刚走，家里来信说母亲病危。他星夜兼程，回到韶山时灵柩已合，母亲的遗容定格在昏黄的灯下。那一夜，他写下了七千余字的《祭母文》，句句血泪。后来回想那天，他只淡淡地说：“心里疼得厉害，但路还得走。”自古忠与孝难两全，天下兴亡，对他而言再无选择。
如果说与母诀别是人生挥不去的疼痛，那么另一个遗憾，则源自他年少时期的理想。1918年夏天，他带着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证步出校门。按照常理，他理应在县里找所小学，安心做教师；用他的话讲，“手握戒尺，三尺讲台，教少年识天地”。最初，他确实这么试过。北大图书馆短工的日子清贫而充实，每天埋首书堆，他仍不忘四处打听教职的消息。然而李大钊的讲演、陈独秀的文章，像是火种，一点点点燃他。马克思主义的浩瀚世界在眼前打开，课堂的边界忽然变得狭窄。回到长沙后，他短暂执教历史，却很快觉察黑板难容时代风雷。《湘江评论》创刊、新民学会奔走、驱张运动掀起，这些事接二连三牵着他往前走，讲台便被抛在了身后。二十年后，斯诺问他年少的志向，他笑说：“本想做个先生，教书最自在。”话里没有悔意，却带着淡淡遗憾——毕竟，他再没机会听见学生齐声喊他“毛老师”。
第三处缺憾，埋在更早的岁月。1910年冬，他在湘乡东山学堂初遇萧子升。一个寒夜，两人蹲在油灯旁，把一摞旧报纸读得天亮，自此订下“共求真理”之约。五年里，他们同窗、同游、同辩，密印寺里与老方丈的几番谈玄，成了难忘的小插曲。萧子升冷静，字写得四平八稳；毛泽东豪放，笔画恣肆张扬。正因为性情迥异，相惜更深。然世事如棋，1919年后，两人理念渐行渐远：萧子升奔赴法国醉心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坚在故土探求革命路。1941年冬日，萧子升抵达延安短暂停留，两人故旧重逢，推杯换盏，畅叙往昔。临别时，萧子升忽然说：“润之，你走你的光明大道，我守我的一隅天地，各自珍重。”毛泽东沉默片刻，只回了一个字：“好。”多年后听闻旧友客死异国，他对周世钊说：“当年若能拉他一把，也许不会如此。”言语不多，却遮不住一丝愁绪。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遗憾并非孤立。母亲的慈爱，让他懂得悲悯；未圆的教席，使他更珍视青年教育；失落的友谊，则提醒他理念抉择的分量。正是这些不完满，磨出了那股坚韧——从秋收起义走向井冈山，从长征雪山走到延安窑洞，他始终带着对亲情、理想与友情的怀想，拧成更强的意志。
1974年深秋，一次夜谈中，女儿李讷悄悄问：“爸爸，如果有来生，你还想当老师吗？”室内灯光昏黄，他抬头看着窗外的梧桐叶，说：“教书好，能启后辈，可是啊，路一旦选定，就只能往前走。”只是短短一句，却像锤击，砸在岁月留给他的缝隙里。
历史常把宏伟与细节编织在一起。人们记住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宣告，记住了他在长江西岸的指挥若定，却往往忽略，他也为没能守在母亲床前而夜半难眠，为无法重披长衫上课而微叹，为昔日知己飘零海外而喟然。所谓伟岸者，并非无坚不摧，而是在缝隙间仍不改初心。或许正因为那些遗憾，他更懂得柔软与担当在一人身上的并存，也更明白无数母亲、师者与同志寄托的希望，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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